如果问大法弟子他们的“师父”李洪志的生日是哪一天，相信弟子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是1951年5月13日，因为弟子几乎人手一册《转法轮》，那本书的附录中明白无误地记载着，“李洪志先生1951年5月13日（阴历四月初八）出生。”殊不知这是一个尴尬的骗局。

　　揭穿李洪志这个骗局的有人证，2000年7月9日，曾亲手为李洪志接生的潘玉芳老人指证，“李洪志出生于1952年7月7日，而不是1951年5月13日。”除了人证外，李洪志的旧版身份证、《入团申请表》、《职工登记表》、《“以工代干”人员转干审批表》及最近曝光的《机动车驾驶员报考审批表》等诸多项目上都清楚地载明李洪志的出生日期是1952年7月7日，而在公安机关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和李洪志原在单位保存的《专职保卫干部登记表》、《干部履历表》上，则都明显的留下了涂改过的痕迹。

　　关于李洪志为什么要更改出生日期？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因为传说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转世，李洪志更改生日是为了自比佛祖释迦牟尼转世。那么，就近改为1952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不行吗？这样，李洪志虽然成了李父先上车、后买票，先尝后买、知道好歹的产物，李洪志成了早产儿，但一床锦被遮百丑，到底情理上还能说得过去，为什么要提前一年多出生呢？这样不是更容易被人看出破绽吗？带着这个问题，笔者查了一下万年历，原来1952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公历的5月1日，据《三见证人：李洪志“出山”前后》中的证人刘凤才回忆，1992年5月，李洪志在长春小南湖公园教人练功，曾到处打听释迦牟尼的生日，大家都不知道，李洪志十分焦急，“我后来才知道，他要改自己的生日，准备出山。”也就是说，当李洪志意识到要选择黄道吉日“出山”时，已经错过了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不得已，在“出山”两年多之后，李洪志于1994年9月24日在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绿园派出所，将自己的出生日期由1952年7月7日提前到1951年5月13日。

　　针对更改生日的问题，李洪志在感到难以掩盖之后，倒也供认不讳。1999年7月23日，李洪志接受BBC中文台记者采访时辩解说，“有人造谣说我改过生日，这是事实。”“可是，是文革中政府把我的生日写错了，而我只是把错了的生日改回正确的生日而已。”“至于说释迦牟尼也是这个日子生的，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也有许多罪犯也是这个生日哪！”“我也从来没说过我是释迦牟尼。”

　　李洪志的这番辩解更加苍白无力，生日弄错重新更改的事不是不可能发生，但是李洪志先生可能忘了，据潘玉芳老人回忆，1951年春天，李洪志的母亲芦淑珍刚刚与李洪志的父亲李丹相识，正在谈恋爱，怎么可能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完成受孕和十月怀胎的全过程，忙不迭地生出一个孽种呢？除非芦母早在与李父谈恋爱之前就已经大腹便便接近临盆了。鉴于芦母是二婚，前夫是一个伪满警察梁某，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么李洪志就可能是梁某埋下的种。但是这样的事情又怎么可能呢？当时芦母与李父谈恋爱的时候还是身轻如燕，多少人都眼睛盯着呢，何况李父也不是甘心图现成的傻蛋人呀，李洪志这样不是越描越黑吗？难道李洪志先生不觉得自己的父母于1951年春天相识并开始谈恋爱、1951年秋天结婚、到1952年7月经过十月怀胎生下自己更符合常人的逻辑和伦理道德吗？

　　对了，忘了李洪志先生不是常人而是“宇宙主佛”了，自然不能以常人的理来推断。那么，为李洪志先生计，既然已经认定自己是1951年5月13日出生，而非是1952年7月7日出生，索性坚持扛到底，就说自己是“先天生的”或者“圣灵感应生的”，只知母亲而不知父亲是谁，如果实在要刨根问底的话，就说是芦母与蛟龙交合而生的，当时屋内还闪出一道红光呢。反正芦母与李父早就离婚了，还怕他们当面对质不成？这样，不但消除了芦母的尴尬，而且又神化了自己的身世，岂不是一举两得？

　　尴尬人遇尴尬事，这样解释“主佛”的生日，“主佛”和诸公以为如何？一个靠编造所谓“真、善、忍”谎言起家的人，如此进行生日造假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