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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对于64爱国运动来讲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先是几个月前那个纵兵屠城的64屠夫之一-杨白冰悄然死掉了，现在那个引狼入室、引兵进京的主要罪魁之一-陈希同也悄然死掉了，还竟然是在64屠城之日的前夜，真仿佛是冥冥之中，如有天启。

说到这两个屠夫和罪魁是悄然死掉，是因为他们的死在官方主流媒体上几乎是只字未提，更无评论。但杨屠夫死的时候好歹新华网上发过一篇稍显即逝的讣告，算是对追随镇压的老军头的一点交代。可这个引狼入室、引兵屠城的陈希同，恶名：“陈希（望）屠（杀）”死的时候，官媒连半点消息都没发，估计负责新闻的维稳官员还一个劲地咒骂：这老东西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这个时候死，要是让国内的网媒发了消息，引来64苦主和当年受镇压的北京市民和各地学生的一片叫好和咒骂，不成了最好的64纪念了吗？还怎么在64期间弹压维稳呢？只可惜阎王爷不是党员，不听维稳路线的差遣，让这个陈希屠死得其时，死在了违宪暴乱的军人，开始大举进犯北京的6月3日的前夜。这个当年北京人民的父母官看来是没有脸面再经历一次可怕可憎的屠城回首了，估计长眠地下的千百北京市民和全国学生的64冤魂早就在地府准备好了斗争大会，就等把陈希屠这个老贼揪下地府去狠狠批斗和再次公审呢。

按说作为北京人民的父母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保一方平安，得一方人心。当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要是有乱兵过境某地，当地的父母官，县长也好，镇长也好，都要赶紧率领自己的官吏衙役，外加士绅代表，出城十里迎接那些手拿要命家伙的兵匪，说是迎接，实为‘迎拒’，拒之门外之意。大致是酒宴摆下，好吃好喝好礼好钱在城外招待乱兵，然后对他们讲：各位老总辛苦，礼钱收下，但你们要找的敌对势力不在我们城里，我们城里都是大大的良民，偶尔有几个小偷小摸，我们自己的巡警衙役就能收拾了，不必烦劳各位老总机枪坦克地进城招呼，还是请各位老总另寻他所，以展雄风吧。云云。这才是一个父母之官应该干的份内之事。

可这个陈希屠倒好，不但不去出城迎拒乱兵，还竟然上蹿下跳，从一开始就到处张罗着招揽大兵前来镇压自己的学生和乡民，这简直是利令智昏，二百加五十了。自古兵者多凶器，持械驾车所过之处，往往玉石俱焚、草木皆惊，所以只在对外御敌时，万不得已才使用兵家，这是历史常识。而军人进城一般都要缴械下马，徒手步行才能保证不惊扰百姓。可这个陈希屠倒好，不但不去劝阻军人下车徒手进城，以维持所谓的秩序（6月4日以前北京实际是秩序井然），却竟然以总指挥，至少是总协调的身份，驱动几十万军人荷枪实弹、装甲机枪长驱直入几十里，从远郊横冲直闯到了首都的心脏地带-天安门，沿途机枪扫射之声不绝于耳，密集如鞭炮爆豆，那枪声二十多年来一直在维梁耳边萦绕，那么沿途的学生和百姓怎能不死伤无数呢？这一切都与陈希屠、李锡铭这两个罪恶可憎的北京父母官有着直接的关系和罪责。倒也反衬出了李瑞环和江泽民的圆滑。

八十年代本来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想年代，多数中国人都爱国爱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红年代。即便有一点点官民矛盾也好比是亲人拌嘴，不会动摇根本。但邓作为设计师，没有设计好改革开放后如何处理特权阶层和广大人民划分利益的政治改革问题，于是造成八十年代末期出现了很多官倒和太子党的腐败现象，导致学生在北京上街，而初期北京市民是处于观望状态的，只是同情学生，但没有积极参与，属于打酱油系列。本来和平示威和请愿是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的合法权利，中国从清朝到民国到新中国的宪法都有这样的权利，这不是什么要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大逆不道，否则，一示威就是篡党夺权改朝换代，那还要这项权利干什么呢？当时学生的要求就是希望政府听到群众的呼声，进行合理的沟通和对话就完事了。当时以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主要国家机器都是以柔性方式处理学生运动，准备理解学生的合理诉求，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89年春天的学生运动正在向政府与人民的良性互动的缓和方向发展，学潮大有缓解之势，而这时即便有人提出过激的口号和诉求，多数北京市民是不予支持的，再往后搞就是自讨没趣了。

但一个426社论的动乱帽子把学生给彻底扣蒙了，也把北京市民全给激怒了，把学生的合理诉求给定义为动乱，还放到官方的最高媒体-人民日报上面刊登，等于是给89学运定了性，这个决定不是以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数委员的讨论意见，而是邓小平等几个已经退休或半退休的老人集团，在听了陈希屠等别有用心的少数与太子党利益相关的＇亲爹党＇们的污蔑和挑唆后，在邓家的客厅里私定的论调。所以分裂党的不是党的总书记、书记处和多数政治局委员，以及党的主流派、骨干派，而是邓、老人帮和几个投机政客，他们不能代表党的主流一方，而是少数一方，只代表特权阶层，在政治局常委里过不了半数（还是在邓几经威逼下），在书记处一个没有，在政治局连三分之一都不到，在最高权力机构-人大更是寥若星辰，在地方各省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让党员官员自由表达意见的话，当时党内的正气和民主之风是现在无法比拟的，因此必然是正气压倒邪气。而这一切都因为64时邓一伙从426分裂党，到非法戒严，到军人暴乱，到后来大清洗而彻底改变了，从此开始堕落而一发不可收拾。很多官员因为理想被剥夺而只能拼命捞钱腐败，以醉生梦死来麻醉自我。

而这里陈希屠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引兵屠乡的罪恶父母官的角色。而究其原因是他和李鹏都是太子党的亲爹，以及他和李鹏对北京人民同情学生而不支持镇压有严重的误判。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当时是太子党里的魁首，其勾结官倒，谋取私利的罪恶在当时的北京几乎尽人皆知，是学生要讨伐的主要对象之一，与邓小平的太子、李鹏的太子、赵紫阳的太子并列四大太子。而陈小同因为是北京人，又和首钢的周冠五勾结甚重，倒钢材、卖批文，罪恶昭彰，所以格外引起北京人民的反感和痛恨。因此陈希同在对待自己儿子的立场上是没有妥协的，要么象赵一样表示自查自清，给人民以交代。要么装聋作哑，矢口否认。而陈是选择了后者，而最为阴险可耻的是他不但选择了后者，而且还主动出击，反咬一口，串通李鹏、李锡铭到邓那里污蔑学生搞动乱，加上邓本身也是太子党的亲爹，立场一致，就一拍即合，给学生们搞了顶动乱的大帽子。

但当时邓是在家里做的这顶大帽子，属于国事私办，本来没有强令要在官媒上发表，是让李鹏陈希同们搞点自己的东西分头响应，这样搞分裂的邓一伙还有一个退路，表示这是一家私言。可李鹏和陈希同希望拿到这把砍杀学生的尚方宝剑，就突然把这顶动乱的帽子以人民日报426社论的形式给公开发表了。以陈的思路是只要中央能统一基调，把学生定义为动乱，他和李锡铭的北京市委和市府就能以此尚方宝剑，动员广大市民和工人群众，来个76年45运动清场那样的天安门清场，就既以非军事方式镇压了学生，又博得了政治分数，为其官场飞黄赢得彩头。可没想到等426的赌博骰子一投下就发现自己输了。

426社论不但没有动员起北京市民和工人群众声讨学生，组织起工人纠察队，反而把北京市民给激怒了，从打酱油围观，变成了扔酱油瓶子，无不对426社论声讨痛斥。这就引发了邓李陈李一伙们的更严重的恐慌。因为这时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要么检讨426社论，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从此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要么反其道行之，象输钱的赌徒一样，再压更大的一注，妄图翻本通杀。于是就有了违法戒严令的出台。至于为什么说戒严令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我在过去的博客文章里已经详细介绍过了，在本博文的回复中会再次粘贴，这里篇幅有限，不多探讨。总之，没有人大的批准和授权，没有党中央总书记的批准，没有国防部长的签字，军管戒严就是违法违宪的乱命，而进京上街的军人就是执行乱命的暴乱官兵。

而邓一伙在这一轮的赌博中又失败了。他们以为戒严令一发，北京街头和天安门的学生和市民就会作鸟兽散，他们好能赢得镇压动乱的轻松胜利，以证明自己分裂党的正确，以挽回政治影响。可没想到广场上和长安街上的愤慨人民越聚越多，很多天都突破百万民众。而试图进城的轻装军人都被阻挡在近郊，很多理着小平头，一看就知道是军人密探的家伙都被北京市民往相反的地方带路，连天安门在哪个方向都没摸清。后来的大股试图进城的部队也被市民和学生挡在三环以外的几个路口，不断接受着人民群众的阶级教育，所以民心向背是显而易见的。按道理，这时的邓一伙就该愿赌服输，收回乱命，撤走暴乱军人，承担政治后果。但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从426社论的骰子一经投下，他们就没有退路了，他们本来就是党内的少数派，又是太子党的亲爹派，再跳出来乱扣帽子，还试图以违法形式对广大人民实施军管，那么在426以后的无论哪一个阶段后退，将来都必将受到政治上的彻底清算。而学生和市民也无法后退，因为他们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和高层对话，都迟迟得不到满足，只有一两个袁木之类的小角色出来王顾左右而言他，那么自己后退就等于是承认了426枉扣的罪名，将来就会被以清洗动乱因素的名义而整肃。

随着时间的推移，暴乱军人无法进城的形势越来越对邓一伙不利，因为人大常委会即将召开，人大委员长即将回国主持人大会议，在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必然要讨论学运问题和戒严军管问题，而多数代表的意见和党员的主流一样是很明显都支持学生和北京市民的，那么这对邓一伙分裂党的少数镇压派来讲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就会在从426开始的两轮赌博中输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自己和自己的太子党家人被彻底清算。于是邓狗急跳墙、丧心病狂，以威逼利诱的方式逼迫杨家将们，向北京周围的几十万暴乱军队下达了有进无退、格杀勿论的总攻击令，这时的一部分军人就变成了杀红眼的怪兽，趁着6月3日的夜色，从东西南三个方向，以机枪坦克为先导，强行突破了严阵以待的学生市民的和平防线，‘胜利’会师于天安门广场。终于让邓一伙在连输两轮后，成功翻本，成就了六四屠城的‘伟大’功业，使得这个党内的少数派终于分裂我党成功，镇压和清洗了党当时的主流派-开明改革派。

但六四流血也让邓一伙付出了惨痛代价，镇压派自己也没有成为国家的全部主宰，后来中国的十年实际是与血债派没有直接关系的江泽民、乔石、李瑞环等机会派主持维持会来临时维持局面的形式，直到邓第三次枉自废立而亲点的胡和谐接管维持会。总之，６４镇压派因为有血债在身，终于被人民的愤怒阻挡在了最高权力中心之外，最后导致杨家将偷鸡不成失把米，被人清洗。而陈希屠和他那太子党宝贝儿子被先后送上法庭，受到审判。而如果在当时的三轮豪赌的前两轮中，即426社论阶段，或戒严军管阶段他们就轻松成功了的话，其结果就完全不同了，就该是以李鹏为总书记、以陈希同为总理、以杨白冰为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局面出现。正是因为学生和市民的流血牺牲，阻击了这些人全面掌握国家政权，也为他们后来被架空或失势打下了伏笔。

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那个陈希屠和他那太子党宝贝儿子站在法庭上，面对政治对手的严酷审判的时候，他竟然可笑地咒骂这是“法西斯主义”的行径。他怎么就不问问自己，当年国内和国际的社会主义大好形势是被谁的法西斯行径给彻底镇压和葬送的呢？而他这个北京人民的父母官的法西斯行径，又给北京的千百万同胞造成了怎样的流血牺牲和伤心痛苦呢？

公元2013年，历史上63兵乱和64屠城的前一天，北京人心目中的’陈希屠‘悄悄地死掉了，死得象条癞皮狗，官方没人关心还嫌碍事，民间更是无人纪念，只有憎恨，被送到昌平以摄影师的搞笑身份施行火化，死后第二天，也就是军人暴乱的当天，北京昌平一带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天安门更是暗无天日、黑云压城，真是天怒人怨，英灵索命，看来老贼就是死了，葬身地下，也难逃64冤魂的诅咒和审判。愿64英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