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毛澤東遺體相比，列寧遺體顯得更有朝氣、理想而較少權謀與威勢，使人聯想起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哲學王”。確實，與毛澤東的反感知識分子、專注帝王、農民相比，列寧繼承了俄羅斯知識分子面對未來的激情，兼具馬克思那樣的學者性格（十月革命的另一位領袖托洛茨基也具有這種天性，比列寧更理想浪漫）。很慚愧在中國近代史沒有出現一個如普希金、赫爾岑、托斯妥耶夫斯基、巴枯寧和托爾斯泰、克魯包特金、普列漢諾夫那樣的文學家、思想家，我們從他們的思想中可以感受到具有普遍人類價值的精神，他們對於農奴制和沙皇專制的反抗並不只是基於作為知識分子這麼一種特定階層的本能（如反對書報檢閱制度），而懷有（幾乎被教會壟斷埋葬掉的）基督教的贖罪反省意識。1861年頒布的農奴解放法令等一系列“大改革”為知識分子帶來一些恩賜，但在1868年聖彼得堡的學生爭取自治權益的鬥爭中產生了更深刻的以Nechaev S. G.為代表的自我否定思想：不錯，在反抗沙皇專制的鬥爭中，學生、知識分子確實代表了未來，但從民眾的眼光來看，你們不是與沙皇貴族同樣處於統治·欺騙·寄生的犯罪地位嗎？Natanson M. A.等人更徹底地呼籲：“具有個體批判思維意識的知識分子們，到了向民眾支付數百年來為償還債務的時候了！”正是這樣的出發點，導致了最初政治結社“土地與自由”的誕生並一舉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普及，一直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才告一段落。以此反省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無知，仍是因為依附於政府權力（不管其權力來自中南海還是華盛頓）謀取些許殘羹而成名成家的知識分子非但沒有自省的良知，反以御用幫凶行走為業。中國的知識階層如果要發揮超越出國家強權下“技術奴隸加少部分權勢敗類”地位的貢獻社會的功能，首先要排除阻礙知識分子獲得思維知識的世俗影響。

列寧墓的兩側是十月革命以來殉身的士兵，工人的墓地。背後立有斯大林、勃烈日涅夫等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雕像（可惜改革者赫魯曉夫沒有入列），在往後的克里姆林城牆上被挖出許多方塊，納有高爾基、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妻子）、片山潛（日本社會黨創始人之一）等名人的骨灰。大概因為第二天是戰勝紀念日的緣故吧，斯大林的雕像前被放置了一些花束，顯得有些注目，偶爾有人從不間斷前行的隊列中走向斯大林像前鞠躬。興許，對於統治者斯大林的評判，在經歷了“正”與“反”之後，還需要辯證的綜合。人們專注於他的清洗同僚、壓制知識界，其實，正是官僚和知識分子最具報復能力可以很快否定斯大林的統治形象，但斯大林當政期間的“政績”如何卻沒有比較中肯的認識。赫魯曉夫所揭露的那種連地球儀都不會看的人怎麼能夠指揮“偉大的衛國戰爭”取得勝利呢？與斯大林有些類似（但量級小許多）的朴正熙在韓國得到了較全面公正的評價，這當然有賴於韓國知識分子的研究，而俄國知識分子尚需艱苦的工作和歲月才能對斯大林、托洛茨基、列寧和蘇聯時代做出與這段歷史相稱的研究成果。對於俄羅斯而言，僅僅是復歸東正教和舊帝國的光榮並不能趕上今天的時代，那種故意忘記過去的企圖就是對於歷史曾經提供的教訓經驗、犧牲和貢獻的背叛，重複無所謂的犧牲。

我們剛步出列寧墓側面的台階，看見紅場的對面有一隊舉着紅旗、標語、列寧畫像的老年人（約一百多人）高呼口號迎面過來。我撥開圍觀的人們，跑上前去與一個老太太握手，想起電影《列寧在十月》的鏡頭，連說“烏拉！烏拉！”，他們圍上來，動情地咒罵葉利欽和美國，一個老大爺用生硬的鬍鬚，使勁吻刺我的臉面，我注意到他的左腿是殘缺的……。

目送着遊行隊伍漸漸消失的背影，可以感受到幕里那個遺體的不安，列寧不可能被任何行政當局人為地埋葬掉，也難享有復活的命運。過早地去世，對於列寧個人而言成全了他的功名，但我更希望列寧思想有一個完成和終結。那麼，理想的統治者“哲學王”列寧應該具有什麼樣的政治理念呢？這可以被稱之為贖罪之國家學說的基點：國家是人們從事社會生活的“惡之必須”，任何為政者，相對於任何別的政治勢力（如列寧相對於沙皇、臨時政府、社會民主黨、反叛蘇維埃的無政府主義水兵或農民）都有充足或不充足的理由去鎮壓、支配、欺騙同為人類的同胞；但在人類“造物主”面前，“哲學王”也不可擺脫統治人類同胞所必然帶有的社會生活“原罪”。這種“原罪”只是基於以下的簡單現實：並不是由於他／她的出生而具有（因為出生是無可選擇的），乃是因為他／她要在社會中生存下去必然負有的。當然，從歷史事實來看，任何統治者（包括列寧、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毛澤東、鄧小平以及那些靠代議制爬上權力頂峰的政客）在其註定成為“王”之際絕少可能會愛顧“哲學”的智慧和信念，但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德行減輕社會“原罪”（如托洛茨基、胡耀邦等）。至於那些有幸多受了些教育（因此比別人多負罪責）獲有些許知識技能的人，比較容易地由一百多年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選擇中得到拯救或復活：永不向任何權勢屈從，把自己置身於無權勢、無錢財的平民行列中，為民眾服務。

[趙京，1994年5月14日，靜岡縣三島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