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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润涛阎是大家都熟知的作家，他的故事脍炙人口，入情入理，是万维阅读最广的博客。实际上，润涛阎也写了大量思想深刻的杂文，但没有在万维发表，以下这篇关于“公民意识”的文章是其中之一。这篇文章与未来人俱乐部的“人本主义”议题紧相扣和，我有幸征得润涛阎先生的同意，转贴于此，以嗜读者。也谢谢润涛阎先生！ ——安博

只有彻底扬弃邪道“公知”才能唤醒社会的“公民意识”

---“公知”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也是专制制度的维护者

润涛阎

6-25-2012

（一）公知的本质特征

虽然说“公知”这个词是近代才出现的，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中，这一群体一直存在着。就是名义上“以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与时俱进，本文就以“公知”为定义来探讨这个集团在专制制度下的功能和在由专制制度转入民主制度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在这漫长的专制社会历史阶段，“公知”阶层起着“代表”作用。他们“代表”的是底层人民大众向皇帝反应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状况，因为皇帝必须神秘才能被人民大众神化成与人民完全不同的半神半人的物种而不能曝光于百姓，这就需要有衔接皇帝与被统治者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本质上是为皇帝服务的，所以才得到皇帝赐予的一定话语权。但在表面上，人民大众则把他们看成是社会的良心所在，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科举制后，由于他们是靠读书而升到人民大众的父母官，甚至可以向皇帝进谏的朝廷命官，他们口头上总是以代表公共利益自居。

今天的这“代表”二字就是两千多年来“人上人”或者“肉食者”的当代说法。这些“人上人”有时也以“公车上书”的极端行为跟皇帝较真而获得人民大众的感恩戴德，但事实上他们的所谓的进谏多半是因为皇帝把大权交给太监而抗争，本质上是为公知们自己的利益而奋战，表面上打着“不如此人民就会起来造反”的名义恫吓皇帝，“不明真相的群众”便产生错觉，认为他们是自己的父母一样的清官。在少数情况下这些进谏则是由不得势的读书人发起的，当然也有极个别处于二者之间的，比如康有为领头的一千多考生发动的“公车上书”（公车一词特指进京考举者，因为从汉朝起官府用公家的马车去拉考生）。

历史上甚至今天，公知们是分成两类的，一类是有权搜刮民脂民膏的当权者，属于“白道”；另一类则是不得势的读书人，这类属于不得势的“邪道”骗子（请看润涛阎第十七定律的描述）。所以，今天的“公知”们也分成两类：一类是无官不贪的贪官污吏；一类表面上也提倡民主、自由等代表弱势群体的名词而针砭时弊，而实际上是以弱势群体为要挟想跟白道分一杯羹同时骗取弱势群体利益的骗子。

这两类人最大的不同便是：白道的贪官污吏使用公器（包括警察、军队）明目张胆地让子女捞钱，而且以与黑道同流合污的方式，必要时露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气概公然对弱势群体杀戮；而邪道的骗子则是以社会良心的名义让弱势群体主动掏钱，甚至让弱势群体为他们火中取栗而在社会动荡中由邪道取代白道。二类人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以自己是“人上人”的心态混迹于世间。

由于中国历来都不是法治国家，而且人人都以做“人上人”为人生最高目标，“正道”一族是不能存活的，甚至根本就不能产生，虽然“白道”、“黑道”、“邪道”都以自己是“正道”自诩。比如白道历来都是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压迫人民的，发展到今天便是“三个代表”、“伟大光荣正确”等正道的极端正确名义搜刮民脂民膏；黑道总是把自己说成是被白道逼的而走上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正道。看看水浒就明白了，一边打家劫舍，一边高唱正义。而邪道就更不用说了，都是以“代表”弱势群体抗争贪官污吏的名义，自诩正道的化身，而达到骗财骗色的目的。

（二）民主制度的诞生必然以“公民意识”取代“公知意识”为前提

公知，作为一个“人上人”集团，不论是哪一类，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也必然是专制制度的维护者。这就是我在《白道、黑道与邪道》一文中谈到的为何中国专制制度是一个球体结构，两千多年来的社会虽然经常改朝换代，但本质上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而已。道理很简单：这些公知们上台前是邪道骗子，上台后便与黑道逐步同流合污而让新的邪道骗子有了发展的空间。

究其原因，那就是中国人所尊奉的传统文化是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人生目标，以眼前利益高于真理为行为准则，以做“人上人”为荣耀，以能耍小聪明而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为偶像。是在以“学而优则仕”而当上“人上人”为选官制度下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欺骗人的本领要想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读书人要么获得官位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要么就以社会良心的名义针砭时弊而获得弱势群体的信任从而达到骗财骗色的目的。所以，公知们绝对不会真的希望社会制度转型，由专制制度转到民主制度；只是希望在专制制度下自己的地位转换，由邪道转成白道。转成白道后与黑道同流合污后依然不放弃“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名义。当年六四反腐败的学生们除了跑到海外的个别人，大都进入了贪官污吏白道阵营，他们今天再也不会反腐败的了。

民主制度所依赖的是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核心是权利意识，就是公民个人具有的权利对每一个公民来说都是平等的，是不能被强行代表的，公知们不能以“人上人”的心理来谋取代表他人的资格的。如果这个资格想从大众获得的话，那他必须获得多数人的票决认可。

虽然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即使美国西欧等民主国家，还是有政治骗子投机钻营成功的漏洞，但公民意识的提高速度还是惊人的。而中国的公知意识太强大，以至于公民意识还处于未萌芽状态。中国人绝大多数人还是盼望着被公知代表，盼望着明君、圣贤和能替自己发声的偶像出现，把自己的权利甚至前途命运都双手送给公知骗子们。“公民意识”的增长与大众“公知意识”的消弱成负相关。

因为公知集团的本质是维护专制制度的，而公民意识的觉醒才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所依赖的文化根基。当人民大众对公知嗤之以鼻甚至骂一句“去你妈的公知！别想骗我！”的那一天的到来，公民意识也就强盛到了骗子无法立足的地步，每个人都能自觉以法律为准则，每个人的权利都不能被他人剥夺，专制制度也就在人民心中彻底灭亡了。

不论是公知还是被公知代表的弱势群体，都没有公民意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自信心。早在从孩童时代到小学，自信心就被父母与学校给打掉了。没有自信心的弱势群体就必然寻找自己利益和话语权的代表，与公知们一拍即合。公知们用造假与行骗的方式从弱势群体那里获得的成就感来弥补自信心的缺乏，甚至用炫富的方式来增大自负以弥补自信心的不足。其结局便导致整个社会除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既得利益者外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靠造假成功的骗子与被骗子骗了还帮骗子数钱的傻子。这三部分人都没有民主制度所依赖的公民意识，这才是专制制度在中国立两千四百多年而不倒的根本原因，因为最稳固的结构便是球体结构。

（三）邪道里的公知特征

上面谈到的两类公知，其中第一类已经进入白道，往往被称为“贪官污吏”或“既得利益者”，虽然他们还是以代表人民大众的名义出现。而今天大家所说的“公知”便特指第二类了，就是名义上站在弱势群体一方骗财骗色的公知。这些公知还没有机会进入白道，他们又不属于黑道，便属于邪道了。在本质上是骗术的传统文化的专制社会里，绝没有“正道”一族活下来的可能，所以只剩下了白道黑道与邪道三类。

公知们虽然表面上看分成左右派两个极端，而本质上他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专制制度的守护人，因为他们都自认是民意的代表，而非平等的公民身份。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极左孔庆东，没有道德底线的奴才，但他非常喜欢针砭时弊的骗子韩寒：“在80后的作家中，韩寒遣词造句的能力很强，很有语言天赋。韩寒虽然年纪不大，但出道很早，已混迹江湖多年，接触过各种人和事，有了一些阅历，如果能加以修炼，或许能成为一代文学大师。”另一个例子就是《南方周末》那帮子右派公知，力挺骗子韩寒不遗余力。《南方周末》亦以普世价值的代表笼络人心。

公知最能让与黑道同流合污后的白道尴尬的便是“要真相”。当年跟随共产党的左联知识分子们天天跟着蒋介石国民党后面大喊要真相，但到了毛泽东饿死三千万农民时当年那些公知们再也不提要真相了，以至于连一张饿殍遍野的照片都不敢到乡下去拍照下来留给历史。韩粉公知们要共产党腐败政府的高官财产真相，但韩寒的假货被揭穿后，韩粉公知们特别反感的便是揭穿韩骗子的真相。如同被薄熙来收买了的左派公知们大喊要温家宝老婆孩子的腐败真相，同时绝不支持薄熙来夫妇腐败的真相曝光。

这就是邪道的特征：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假货也是真的；凡是对自己不利的，真理也是谬论。根据眼前利益来判定真理，而非经过理性思考而做出经得起质疑的结论，他们所认同的一切真理都要为个人眼前利益服务。

（四）黑道的左右逢源---对邪道公知的操控

我在前边的文章里谈了白道、黑道与邪道的关系，分析了黑道对于白道的重要性，但显然漏掉了黑道的另一作用：对邪道的操控。众所周知，白道的敌人是邪道，就是所谓的骗取弱势群体的公知们，因为公知们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水的代表，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令白道不敢对邪道怠慢的同时也不能随便对邪道开刀。专制社会“治大国如蒸小鲜”的道理即在此。

公知们早就看准了这个门道。除了“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黑道靠投靠白道而加盟外，黑道有时也起到协调邪道与白道的关系的作用。举一个例子。公知李承鹏（李大眼）一边给搞强拆的房地产商人做代言，一边为被强拆的弱势群体鸣不平，这就是“公知”打着弱势群体的旗号成功赚钱的例子。如果没有方舟子捅开这个洞口，弱势群体们一边为公知李大眼的针砭时弊文章赞不绝口，一边让李大眼跟贪官污吏一样大发横财。地产商是白道与黑道同流合污的最佳例子，但黑道也能让邪道做出贡献，因为地产商看上了影响力大的公知，广告作用就大了。一方面李大眼的粉丝们会掏钱去买李大眼代言的房地产，另一方面那些被强拆的弱势群体一看到是李大眼代言的地产商，也就放弃了自己的一些利益，多少会产生给偶像李大眼一个面子的心理。所以，公知也可以与黑道分一杯羹。

（五）中国的公知要比文盲离真理更远

早在古希腊时期，人类历史上三位最伟大的智者之一的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人类为了探索真理而获得知识要比为了眼前利益而去追求知识更加有益得多。按照“我们这儿”的话说就是：“学以致真”，而非“我们这儿”的“学以致用”。今天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哪怕是近代引入西方科学以后的历史，明显地表明：为了获得知识本身而探索真理，这些真理是没有掺入个人利益的纯洁的知识。没有偏见的求真态度更容易接近真理。而“学以致用”的结果便是目光短浅，无法接近真理。哪怕真理就在眼前，由于目光狭隘，只看到眼前利益，也不会认同那些与个人眼前利益相矛盾的真理。

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以自己的屁股坐在哪里来“指导”真理的，是用屁股来思考的。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即使是真理，也不承认。凡是与自己利益有利的，谬误也看成是真理。就是骗子被揭穿了，他们也还要为骗子辩护。由于这些认同“知识就是第一生产力”、“学以致用”的知识分子公知们更懂得如何篡改真理、如何骗取弱势群体的信任，他们便更容易指鹿为马，打着真理的旗号摄取自己最大的利益。所以，就社会常识来说，公知们要比文盲离真理更远。

（六）如何启蒙大众不再让骗子得逞？

这也是公民意识觉醒的必经之路。虽然这条路在传统文化熏陶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并不好走，但不能不说互联网的普及给这条路的起步提供了工具。而且我们有现成的哲学体系作为指导思想，那就是迪卡尔的哲学体系。

近代哲学之父迪卡尔（Descartes)不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坐标系而建立了几何系统而被称为解析几何之父、在实证科学方面的贡献而成为近代科学的鼻祖，而且他的哲学体系是一套完整的能融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熔炉，成为一盏明灯照亮了人类求真的前程。这就是他的《方法论》与《哲学原理》等名著。有了迪卡尔，西方人明白了“质疑”的重要性。没有经过质疑的知识不能算是知识，没有经历质疑的结论不能称其为结论。没有真，善是伪善；没有真，美就是驴粪蛋外面光以及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迪卡尔的观点简单来说分为四个：

1. 除非彻底搞清楚的真相，任何观念不论是旧有的还是新的，统统不接受；
2. 必须把每个问题简单化，然后分别对若干部分进行深入探索；
3. 思想过程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要进行彻底检查，确保没有遗漏，才能通观全局。

按照迪卡尔的观点，实践这四条的关键是对每一件事情都要进行怀疑。你只要是在怀疑着，你便是在思考着。虽然英文的critical thinking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被哲学大师们提出并利用了，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还是迪卡尔完成的。

质疑的理性思维，理论讲起来很容易，但实践起来就需要从小就练习并反复实践才能逐步娴熟起来，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者。

康德认为，人的理性思考能力是天生就具备的，一些人没释放出来而屈从于接受他人居高临下的引导，是不经他人引导便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权威主义态度导致的。而启蒙，就是引导他们摆脱“未成年状态”即“个体无能状态”而走向理智思考。

我在此举个例子来说明通过质疑过程得出某公知是不是骗子的结论。如果我举的例子是大家熟知的已经被扒得精光的骗子，比如当今的韩寒，那您一定会说我这是马后炮。所以，我举艾未未的例子更好些。

首先，我们承认艾未未曾经做过很多属于“维权”的活动，或者“揭发贪官污吏”或者写过针砭时弊的文章。比如调查汶川大地震学生死亡人数与豆腐渣工程等有关弱势群体利益的事。那么，按照迪卡尔的哲学体系来质疑艾未未的行为就需要先给出两个判断：一是“艾未未是一位有良知的为弱势群体利益而与贪官污吏政府做斗争的伟人，此行为与艾未未本人的利益无关”；另一判断是：“艾未未是靠欺骗弱势群体而获利的公知骗子”。

按照迪卡尔的方法论，我们得知：只要能证明“艾未未是靠欺骗弱势群体而获利的骗子”的判断，就否定了“艾未未是一位有良知的为弱势群体利益而与贪官污吏政府做斗争的伟人”的判断。根据逻辑学原理，肯定一个结论，需要所有方面都满足；而否定一个结论，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就足够了。比如，肯定韩寒没有代笔，需要所有的以韩寒名义发表的文章都是出于韩寒之手的证据；但如果否定韩寒没有代笔，只要找到一个证据证明某篇文章不是出于韩寒之手就足够了。所以，我就拿艾未未是否偷税漏税来论证艾未未是否是一个骗子的判断。

我们不是北京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不能给出艾未未交税或漏税的证据，但这不妨碍我们用理性思考根据现有的资料来做出基本的判断。先大胆假设，然后小心求证。假设艾未未不想把大笔的钱交给腐败的政府，那他想偷税漏税就必然考虑到被政府发现后的结局。中国的现状表明，如果他是江泽民的儿子或曾庆红的儿子或者他老婆是李鹏的女儿，那他就走白道的路，跟政府保持一致，北京税务局是不敢动他的。可他老爹死了，即使活着也就一文人，没有够硬的后台，艾未未偷税漏税被查出的后果就很严重。

北京市税务局给艾未未的偷税漏税单据数字是1522万元（人民币），从新闻发布那天起，我就留意艾未未的言行。我没有发现他说他没有偷税漏税，只是说政府之所以查他，是因为他参与“维权”。显然，他自己知道确实偷税漏税了，跟贪污是一回事，但数字未必真的有1500万。道理很简单：在任何国家，偷税漏税一经查出，就必须补交三项款，是否遭受牢狱之灾，那要另算。这三项款包括：1。本来该上交的偷税漏税款数，2.这笔钱的利息，3.罚款。

艾公知曾说罚款这项太多，属于对他“维权”的报复。但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罚款，世界上很多人就会偷税漏税的，因为查不出来就白赚了，查出来也不罚款，补交了该交的税款了事，天底下哪有这么大的漏洞让给偷税漏税的人呢？

我现在不知道到底艾未未偷税漏税的具体数字是多少，罚款是多少，但我有两项判断基本上靠谱：一是中国政府应该早已掌握了艾未未偷税漏税金额与家庭财产数量，罚款的数目大小应该依照他能拿得出的数目作为参考。二是罚金不会大于本金和利息。这里的本金就是指艾未未偷税漏税金额。

也就是说，很可能艾未未偷税漏税了1522万的一半以上，那就是760万以上。艾未未交押金前说他没有那么多现金，弱势群体就捐款给他，一下子就捐到了800多万。他说他会还钱的，但捐款人没有打借条，等于是真正的捐款。那么，艾未未即使官司输了，他也就是补交偷税漏税部分而已，捐款的钱足够交罚金那部分了。如果艾未未当初走白道，就是跟共产党政府眉来眼去，也偷税漏税700万以上，那他极有可能被判死刑。

要知道，白道的成克杰是人大副委员长，胡长清是省长，贪污受贿的钱也不到700万就给毙了。当然，如果成克杰和胡长清的后台足够硬，别说几百万，就是几千万也死不了。在中国，几百万被枪毙，几千万却死不了，上亿的不敢查，这就是中国白道治国的现状。要看你爹是谁。艾未未后台不够硬，如果他走白道，就可能被毙掉。他走了邪道，搞点“维权”的活动，而且是大张旗鼓地搞，政府就会对他投鼠忌器，而不敢轻易抓他。即使抓了，也不敢毙掉，最后说不定就是补交了本金完事。

那为何政府会对艾未未投鼠忌器呢？既然如此，为何成克杰他们不走邪道而走白道？道理很简单：打从晚清开始，中国就有“政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规律，那时候人们就用“洋人、百姓、官”猜拳，后来才改成了“锤子、剪刀、布”。艾未未能跟洋人搭上话，而成克杰他们土包子就办不到。王立军能跑出薄熙来、周永康的手心而活下来，就是明白了这一点。他要是不跑到美领馆，他早就“被自杀”了。

以后我们会得知，艾未未的偷税漏税基本上是发生在他当上鸟巢设计策划一类的职务跟洋人有了更深层的交往后。如果没有这层关系，他很可能走白道的路而偷税漏税。以上是根据理性判断的假设，而非终极结论，这要等法律文件的曝光来进一步求证。目前，艾未未已经状告北京市税务局，法院也接受了，等审理结果出来我们便可知道他是否偷税漏税了。

如果真的是偷税漏税，哪怕只有一百万，那也就否定了“艾未未是一位有良知的为弱势群体利益而与贪官污吏政府做斗争而与自己个人利益无涉的伟人”的判断。也就解释了他为何要当邪道的公知。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否认艾未未一分钱都没偷税漏税的可能性，只是演示一下如果按照笛卡尔的质疑方法。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迪卡尔的理性哲学体系思考、质疑每一个人，包括艾未未，那我们在没有得到“艾未未经得起质疑”的结论之前绝不捐款一分钱给他，就不会成为“被骗子骗了还为骗子数钱的傻子”了，以后骗子的邪道路途就处处被公民意识强大的人民所堵死，中华民族才能成为称得上是一个有诚信、理性思考的民族。在这样的一个民族里，7 门课不及格的智障人士是不可能靠欺世盗名而达到骗财骗色的目的的。人们立刻会怀疑：这个傻蛋的父亲是不是文人？那些文章是不是他爹写的？只要绝大多数人如此理性地思考与质疑，骗子得逞的机会就非常小了。薄熙来也一样，儿子在欧美过着奢侈的生活，还能信他那些让人民唱红歌的鬼话？

如果五四学生们听到在北大校园里校长蔡元培鼓动的演说时立刻理性质疑：蔡元培鼓动我们去游行，我们走后，他会不会逃离北京而让我们去送死？这样的质疑就会避免发生导致国家四分五裂的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把理性务实的治国政治家段祺瑞最终给搞掉了，还催生了共产党这个邪教组织。

如果1986年甚至1989年的学生们理性质疑方励之以及王丹、乌尔凯西、柴玲他们会不会跑到美国大使馆或美国，而让学生们去送死，六四被坦克碾死人的悲剧就可避免。是六四运动把理性务实的治国政治家赵紫阳给搞掉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个理性务实的治国奇才段祺瑞、赵紫阳都是学生运动给搞掉的，而学生运动是邪道公知们鼓动起来的。学生们本身也把自己当成“天之骄子”即“人上人”---专制制度的产物和维护者。可见，两次学生运动都是与“公民意识”相反的“公知意识”所催化的运动。运动过后的反思，最怀念段祺瑞的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最怀念赵紫阳的是参加六四运动的学生。我曾论述过此乃滑天下之大稽之极，无与伦比。

（七）中国未来的前途并不乐观

我常常观察我房子后院的蚂蚁和湖边钓鱼的人。仔细观察发现，中国人跟蚂蚁在很多地方特别像，比如都遵从“为财而死”的生命哲学，一切都是为了眼前利益。只是蚂蚁没有把一切都换成钱的本事而已。中国人时时刻刻想到的是眼前利益，就跟湖里的鱼一样，只要看到诱饵，便认为是美食，就不仔细查看是不是有钩子有线在后面。鱼只看眼前利益而不理性质疑还有道理，毕竟湖边钓鱼者不多，但中国人就比鱼愚蠢多了，几千年的历史就是骗子与傻子的历史，整个社会基本上找不到多少真的东西，可一旦看到眼前利益的诱饵便立刻成为骗子的俘虏。时代发展到傻子太多导致骗子不够用的地步，智障当天才的骗子也能骗13年之久。

被打假后的唐骏要比被打假前更令年轻人痴迷，因为在没有被打假前，年轻人以为他真有本事，而且特别勤奋，才如此成功。这是不能复制的天赋，父母遗传下来的智商。但被打假后，年轻人终于发现，原来唐骏的成功真的能复制！只要能撒谎骗人，哪怕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都能被骗得一愣一愣的，何谈不成功？年轻人更加痴迷唐骏的骗子诀窍，但无法得知。

凡是能被方舟子揭发的，都是表面的骗术。真正的骗术，唐骏骗盖茨的细节，唐骏是绝不会告诉他人的。盖茨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很多急功近利的年轻人都在打探唐骏骗术的葵花宝典。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民族，骗子被揭穿后怎么会不更加风光？

小平同志告诉我们：不管黑猫白猫，能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想活得明白，只想活得比周围的人有钱，这就很容易被骗子钻空子。

我收到了一位网友的电邮，应她同意，把俩人的交流拷贝过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在北京读中学时我是虔诚的毛粉，疯狂的毛粉，不要命地参加破四旧运动，等到一下乡才明白过来上当了。六四的时候我们两口子轮番给儿子上政治课，让他千万别参加任何运动，别上当。还好，学运没有扩大到小学。可后来他竟然成了韩寒的粉丝！大学读了一年就放弃了，去深圳创业。折腾了好几年才回到北京，什么财也没发。最近他认识到韩寒就是个骗子，追悔莫及，说他一定告诉他的孩子永远不要上这类人的当，好好读书。”

“您的故事很有代表意义，但我告诉您：以后你儿子的孩子一代人还会出现骗子，除非移民到海外，只要在国内，骗子是少不了的，因为有需求，老天爷就会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但骗子出现的方式不会总是一样的，老天爷造骗子也是与时俱进的。社会节奏快了，所以：江山代有骗子出，各领风骚十几年。”

“哈哈哈，润涛阎先生您也太逗了！出什么也别出骗子了。有了互联网，骗子骗人的难度就大了，现在出去吃任何东西都提心吊胆的，不知道是不是又吃到了地沟油、苏丹红、旧皮鞋。希望骗子绝迹。”

“骗子在中国绝迹？这玩笑开大了。没有骗子，傻子们根本就如丧考妣般难受。有需求就有供给。骗子被揭穿后，被骗的傻子们不是痛恨骗子，而是痛恨揭发骗子的打假者。为了那些乌央乌央的没有自信、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质疑能力的人们能找到偶像与代表，润涛阎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骗子。”
……

后记：本文比较长，内容比较多。仅例子里就有韩寒、薄熙来、李承鹏、艾未未以及一些历史人物。这篇是《白道、黑道与邪道》的续篇，以后还会有续篇。我清楚，很多人看后一定很痛苦，因为忠言逆耳。如果您读后竟然没有骂人的冲动，那我就谢天谢地了，更不会指望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好在我在上网之初就清楚自己写作的结局便是招人恨，也就有了思想准备，因为启蒙民智就是告诉他们“我爱眼前利益但更爱真理”才能让他们不被骗子欺骗，而且只有经得起质疑的真理才能给人类带来长远利益。现在的感觉还是比当公知好，因为那些挺韩骗子的国内国外大小公知们，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要么承认自己是被有智障的骗子骗了的蠢货，要么是明知是骗子还要为其辩护的无耻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