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青年时代受欧文、武者小路实笃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新村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书》影响很大,曾和蔡和森等共产主义信仰者一道进行过“新村”空想社会主义实践,计划在岳麓山建设这样的“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希望建立一个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制度。
但毛泽东等人的这种空想的“新村”并未付诸实践,事实上也根本无法实现,但这种梦想深藏在毛泽东心中。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似乎具备了实现“新村”梦想的条件,于是决定放手大干一场。然而此时已非几个家庭的“新村”,而是一个有着六亿人口的庞大试验场。
但是,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毛泽东早年的“新村”计划实行的。不仅是因为规模庞大,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融入了几十年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因素。在当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一再坚持,要把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引入到新的社会制度试验当中。于是,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失去了自由,变成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试场上的现代农奴。
按照当时的设想,人民公社化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步骤,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有多美好?那是一个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物质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按照毛泽东的想法,人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向农民描述的“共产主义公社”美好的未来尤其富于吸引力:
“第一,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在这个时期都谈到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设想,陆定一对此作了总结,在1958 年5月19日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了如下报告:
“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本来是几十年后才实现的设想,可是人们等不及了,说干就干。河南省一马当先,率先进行共产主义试验,省委书记吴芝圃在遂平县搞了一个碴岈山“卫星”合作社,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食堂吃饭不要钱。公社对社员实行“十包”: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冬季烤火和结婚。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每个生产大队为一个生产兵团,全公社共建立了27个生产兵团。兵团设团长、政委和参谋长,下设营、连、排、班,和解放军的编制一个样。干活讲究大兵团作战,起床、吃饭、上工、休息、收工、睡觉等都统一吹军号。男女劳力都分住男女营房,老人住敬老院,小孩住托儿所,吃饭在食堂。
更有甚者,河南新乡县新宁人民公社宣布取消家庭,把全乡两万多人变成15个营50个连,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居住在集体宿舍。前来调查的吴冷西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当地干部却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
1958年3月20日,毛泽东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老毛诗兴大发,要带领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画板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了。于是又提笔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写信,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还神秘兮兮地说,“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仍不变,还留了五到七年余地。毛发了一个号召,“还是办人民公社好”,于是全国很快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还有的地方宣布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运动对几亿农民来说是一场灾难。农民的财产全部充公,有的房屋被拆掉,搬进新的“居民点”,农民对此敢怒而不敢言。有人想在充公之前变卖家产,比如缝纫机,可是此时缝纫机价格极为便宜,因为卖的人实在太多了,也有人把自己家的牲口杀掉。个人银行存款被政府拿去搞所谓的“投资”,甚至海外亲友寄来的钱也被劫走。全国有四亿人进了“公共食堂”。一开始,“食堂”还真红火了一阵,虽无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但大锅饭管饱。当时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然而好景不长,食堂渐渐捉襟见肘,食堂的粮食不过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凑在一起,放开糟蹋,很快就吃光了,农民渐渐抱怨吃不好也吃不饱了。
1958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在望,可是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正热火朝天,收割季节,几千万农民正在山头、地头、村边大炼钢铁,农村十人中有四人在炼钢,而且都是壮劳力,粮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在家里的农民都是老弱病残,无力也不关心,集体的东西不心痛,“油瓶倒了没人扶”,人的自私的罪性一开始就表露无疑。结果丰产不丰收。
经过一场全国范围的吹牛大赛,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昏了头的中央领导们作出了一个错误估计,“粮食已接近达到饱和。”会议认为,“在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1958年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有了成倍、几倍、几十倍的增长。”由于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会议决定,今后各级领导的工作重心应该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去。
在这股热潮中,河北省徐水提出了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毛泽东亲自视察,树为典型。半年之内,先后有四十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和三千多个国内单位派人来参观。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看了后,也表示赞扬。赫鲁晓夫有点不相信,派塔斯社记者专程前来采访调查,发现了破绽,露馅了!后来赫氏和老毛闹翻后,讽刺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毛泽东面子挂不住了,气急败坏地大骂赫鲁晓夫“放屁!”并作词曰,“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赫鲁晓夫在国际上以粗鲁闻名,在联大会议上敢脱下鞋子敲桌子,骂的粗鲁话连翻译都难为情翻出来,找个稍微文雅一点的词代替,还招来一顿臭骂。老毛和赫鲁晓夫比粗鲁,真是不分伯仲。
在发现农村出现饥荒问题后,毛泽东于1958年11月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参加的郑州会议。随后乘专列前往湖北等地视察,听了地方干部汇报后,毛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承认“现在我们的日子不好过,自己骗自己。”当听说湖北黄梅县60个生产队每人每天只有四两二钱口粮,而上级还坚持要从该县调出40万斤粮食时,毛泽东自责地说,“毛泽东啊毛泽东,脑子一热,决定一切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是,灾难已经来临,毛泽东已经无能为力了,饥荒很快肆虐农村,三千多万农民饿死。老毛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乌托邦试验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如果毛泽东就此悬崖勒马,认识到他的乌托邦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明白自己不是搞经济那块料,放手让其他务实的领导人干,中国人民的苦难可能会减少一些。可惜老毛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主,宁愿错上加错,一条道走到黑,接下来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只折腾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凄风苦雨,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哈耶克在其名著《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正是毛泽东乌托邦试验的最好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