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顺势而为 俊杰智慧[1]

一、颠沛流离 铭贤返晋

1948年， 铭贤学院的教学工作在艰难的形势下进行。学校从四川迁回山西的事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不得不拖延下来。 1948年11月龙志和桂琴的长子出生。龙志38岁才喜得贵子，视为珍宝，连忙电告榆林父亲。龙志父亲大喜，亲自为长孙起名为“文炳”，望其代代传承孔圣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读书人的“儒家”本旨。想到近20年前自己曾经为19岁的儿子安排婚姻，现在儿子终于“有志者，事竟成”，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逆流而上，竟然留学美国，为张氏家族耀祖光宗，家业事业方才终于安定，远远非一般常人可以比拟。一晃竟然近20年已经过去，孙子终于姗姗来迟，不胜唏嘘。龙志为长子起小名“小龙”，以鼎承自己“龙”的志向和表达自己“望子成龙”的愿望。

龙志还自己在成都家中养了一头奶牛，亲自饲养管理，挤牛奶供全家食用，喂养小龙成长。故该子从小营养充分，发育良好，体格健壮魁梧。一年后不久，1950年，二子又在成都出生。龙志父亲又为次孙起名“文焕”，龙志看到该子虎头虎脑，遂起小名为小虎，也是为取其“龙腾虎跃”之义。他们还想生一个女儿，并且已经在1951年怀孕后取名为“文凤”，结果生下来又是一个儿子。那时，远在榆林的父亲刚刚不幸去世，再不能够为孙子起名了。因为刚刚解放不久，龙志工作繁忙，那时交通也不便，龙志也没有回榆林老家奔丧，仅仅给家里寄去一笔钱作为丧事花费。龙志亲自为该子取名“文灿”，小名“三狗”。于是他们有“炳、焕、灿”三子，又名“大龙，二虎，三狗”。由于龙志和桂琴晚生晚育，文化革命中，龙志为他三个儿子的求学教育大伤脑筋，此乃后话。

到了1949年，全国已经有半劈江山解放，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谈判破裂，“划江而治”的计划破产。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国统区内人心惶惶，物价飞涨。学生、教师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学校教学和日常活动也陷入一定的混乱。学校成立了应变委员会，龙志为主要成员，甚至佩戴了一只手枪。铭贤学校组织了护校队，带领学生参加巡逻，保护学校财产，防止坏人趁火打劫。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学校被军管，贾炳麟校长到香港治病。1950年军管时，龙志在“农复会”的那辆吉普车上交军队，而所有的仪器设备都运回了铭贤学院。龙志还于1950年初，临危受命，被任命教务主任、代理院长大约8个多月时间。据铭贤校友师骏华先生回忆，当时学校的一切交接事项由院务执行委员会张龙志（代理院长）、刘惠之（董事长兼司库）、程子青（中小学部主任）、黄率诚（垦殖系主任），万暮德（美方代表）等五人小组负责。在龙志和惠之领导下，为铭贤学院的财产、仪器设备、图书在成都解放的非常时期，能够完备、安全、平稳地向人民政府过渡交接做出了突出贡献。至同年1950年8月，龙志激流勇退，学校董事会任命原总务主任吴克明为院长。

       铭贤校友，前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长杨忠源先生在1996年写道：“我第一次见到龙志老师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夏天，在我投考四川成都的铭贤学院笔试后的面试上。这之前我已得知他是铭贤学院畜牧兽医系的系主任，是不久前刚从美国回来的养殖方面的专家。在面试中他耐心询问我们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习情况以及对畜牧兽医专业的兴趣，还让每人当场写出一个英文句子和一个中文句子。当时我好奇地请教他写这些句子干什么，他告诉我是为了验证一下笔迹，以证实考卷确为我们自己所做。我听了之后不禁对他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肃然起敬，作为一名刚从美归国的颇有造诣的专家，对新生入学竟然如此认真审核，实在是难能可贵。初次见面，龙志老师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龙志老师在我们二年级时开始给我们讲授《家畜饲养学》这门课程，用美国莫瑞逊的《Feeds and Feeding》一书为教材。这本原版英文书就我们当时看来简直是洋洋巨著，学习起来比较吃力。龙志老师的教学方法很是新颖，和其它课程的老师不同。在课前他就布置好大家必须认真预习阅读书中的第几章第几节，下次上课后先开始提问，而后和大家一块认真讨论有关章节的内容。他这种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更多地是督促我们自学，并且还使大家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掌握了大量的英文词汇。我们这些当年受到龙志老师教诲的人，回忆这段学习生活，大家都会感激他的这种启发人睿智的教学方式。

在我记忆中还有一些事情使我感触颇深，那就是龙志老师经常晚上要到自习室巡视一番，他只要看见许多同学都在灯下伏案攻读，就显得特别高兴，但如果有一天发现学习的同学没有往常那么多，他就立刻摆出一副生气的面孔，并且还要详细询问一下某某同学为什么没来自习室学习。当时大家都对龙志老师的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私下里埋怨他不通情理，对我们太苛刻，简直是一种家长式的作风。后来才深深体会到了他为了督促大家学习的良苦用心，原来是“恨铁不成钢，爱生如子”啊！

龙志老师不仅在学习上事事关心，而且在生活上也处处为同学着想。成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解放后，龙志老师曾兼任过学校一段代理院长，他经常给生活困难的同学在学校、系里安排勤工俭学的机会，还时不时地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限，将学校牧场淘汰下来的小牛、小猪来为大家改善生活，把同学们集中起来聚餐。当时生活清贫的我们能吃到这些东西，真是再丰盛不过了。学习之余，龙志老师还把全系的同学都组织起来，一块儿打桥牌，一块儿玩排球，一块儿去野餐。我们和他在一起无拘无束，又说又笑，也是生活中的乐事，现在回忆起来倍加亲切，时空的距离也仿佛一下子缩短了许多。”
       离开太谷13年后，铭贤于1950年10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将学校的图书仪器分别用十几辆卡车运送到陕西宝鸡，再转乘火车入晋。龙志最关心的是他在四川成都畜牧场的进口种猪、种马、种鸡、火鸡和寄存在燕京大学30头种奶牛，能够搬回山西太谷旧址。当时运送四头约克夏小猪到太谷的是牧站青年工人师骏华和学生陈永宁。师骏华当时才17岁，后来在龙志的帮助下，上了山西农学院动物科学系。成为国家级的养牛专家。”

据有关人员回忆，从1950年10月9日开始，铭贤返晋的工作大概分几个批次进行。因为当时的汽车有限，学校鼓励经济困难的同学从成都步行到宝鸡，当时有19名同学参加，其中有农学系的杨奎华和她丈夫，机械系的官禹贡。他们从成都荷花池铭贤学院出发，经过：青白江区、广汉、德阳、绵阳、辛桐、剑阁、剑门蜀道、广元、朝天区出四川，到陕西宁强、勉县、留坝、双石铺、黄牛铺、翻越秦岭，直达宝鸡，经历20多天，长途跋涉2千多里[2]。然后从宝鸡坐火车北上，沿陇海路东行，经过西安抵达河南郑州；换平汉路到河北石家庄；换石太路到山西太原；再换上南同浦路小火车到太谷，一路上昼夜兼程，住店等车换车也要走6天时间。 大部分师生搭乘二十多辆军用卡车，与学校的仪器设备、图书等一起运到宝鸡，然后从宝鸡坐火车北上，他们从成都到太谷也前前后后经过了12天的周折，于11月初到达学校。

那时，文炳还不到两岁，刚刚会走路，文焕刚刚出生不久。为了准备从四川成都搬家到山西太谷，龙志带大儿子文炳与学校的其他教师先行离开成都到太谷。大部分师生于1950年11月17日到达太谷。学校经过紧张安排筹备，11月20日就开了课。学校还没有成立托儿所，也来不及雇保姆，龙志当时带着两岁的文炳，步步相随，在学校食堂吃饭，给学生上课时就把文炳放在教室，好在文炳乖巧，不哭不闹，自己在火炉旁边玩耍。桂琴和文焕则和其他家属一道，大约两周之后到达太谷。

P_5.1.龙志、桂琴、文炳（右一）和文焕在四川成都（1950）

二、顺应时事 俊杰智慧

新中国建国的50年代初期，龙志刚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四十岁的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朝气蓬勃，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铭贤刚刚搬回太谷不久，1950年12月至 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留美的背景加上和铭贤美国人的关系使他一开始就成为“抗美援朝”和反美运动的重点。龙志知道自己人生面临政治上和生活上巨大的转折和考验，当然他不知道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1950年３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６月６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中把镇压反革命列为全党的八项重要任务之一。７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1950年12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桂琴的三哥曾朝彬在解放前曾经是富顺县中学的体育教师，他的老婆家里比较有钱，又抽大烟，土改时民愤较大。曾朝彬因为参加过反动党团组织，被在1951年镇反运动[3]中作为“恶霸”镇压。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4]，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指标，造成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扩大化，出现大量冤假错案，草菅人命的现象。但是，死人永远不能生还，曾朝彬在1951年被镇压后，直接伤害的是他的家人，丢下两个孤儿和寡母，受尽人间磨难。文化革命中更是旧账重提，成为一个重要家庭“历史”问题，足以株连九族，造成家人和亲戚朋友政治审查无法过关，此乃后话。

抗美援朝战争于1950年10月25日开始，毛泽东应北朝鲜和苏联斯大林的要求组成11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中美开始交恶。1950年美国政府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财产并且停止对铭贤一类学校的财政资助。随着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在中国地位的变化，龙志这个留美“依阿华硕士”的金字招牌的地位，在回国后仅仅2-3年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那是龙志从19岁到37岁近20年的奋斗，推迟婚期，3年美国留学，辛辛苦苦学习和奋斗换来的。虽然荣耀已经被耻辱代替，好在他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新政府发展农业，建设新中国还是需要的。这种需要是建立在对旧知识分子“团结、利用、改造”方针之上的，与旧政府对美国方方面面“推崇”还是有本质不同。龙志首先需要改造成为工农兵服务的新人，然后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新中国的农业教育，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服务。一个政权的更迭，特别是与国民党完全不同的共产党政权的更迭，一个全新的体制，反映在日常政治、政权、工作、学习、关系、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龙志所经受的第一个考验可能是自觉接受共产党的对教育工作、学校行政工作事无巨细的领导：

1）从过去的“教授治校” 过渡到“共产党治校”，或者到后来明确为“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说话算数”，变成“察言观色，谨小慎微”。由婆婆变成了小媳妇。旧学校过来的知识分子都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学校的领导阶层，变为被领导，被改造和甚至被批判的对象。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要谨小慎微，戒骄戒躁。

2) 由“教学、学术和业务挂帅”转变为“政治思想挂帅”。政治学习、政治运动领导一切，冲击一切，压倒一切。学校常常停课，教学和科学研究让位于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

3) 由内行领导，按照科学规律办学，变成“外行领导内行”。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兵学习”，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不断进行“思想改造”，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4）由于抗美援朝战争，龙志这个从美国归来的教授在政治上受到领导和广大群众和积极分子怀疑和歧视，他自己也由过去的“高人一头”，变成了“低人一等”。后来又全盘学习苏联教育、科学技术，龙志业务上的优势也没有了。

5)  龙志的工资收入也由过去的每月200块大洋变成了2000斤小米，后来变成了大约200万（合200元）人民币。作为教授系主任，龙志的工资虽然比起解放前已经缩水，但是在当时当地也属于高薪阶层，生活上还算比一般人强很多。

龙志悄悄地把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西装革履收藏起来，换上了黑色土布衣服鞋帽，自己争取在方方面面都和其他教师一样，和劳动人民一样。好在龙志出生贫寒，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没有奢求。成长于铭贤“学以事人”的精神环境，又得到美国实用和实验科学的真传。再者，龙志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事业心强，不计个人得失，名利地位，忠心耿耿的厚道人，转这些弯子可能困难不是很大，也没有任何怨言。

共产党能够取得政权，自然有胜利的理由。国民党的失败，也自有失败的原因。他自己必须顺应形势，驯服共产党领导，服从政治需要，主动配合。尤其自己要配合共产党的领导，不但不能作旧政府和美国人的殉葬品，反而要感谢新政府对自己的任用。在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政治和政治学习的狭缝中，在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权力、时间和空间中，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见缝插针地从事一些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虽然自己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和高度的政治智慧，但那是符合共产党新政府领导的需要和具体要求的唯一正确道路。龙志很快便适应了新形势，和新到任的李秉权院长（1951-1953），特别是李子康付院长（1951-1960）等领导都保持了长期良好关系。

1951年4月1日起，铭贤学院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抗美”爱国主义教育大学习。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崔斗晨、王中青作中美关系专题报告。中心任务是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批判“崇美、亲美、恐美”思想教育运动。学校召开控诉大会，公布美帝国主义在铭贤进行“文化侵略”。清算美帝国主义对铭贤师生进行的亲美奴化教育的毒害。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二、铭贤解体 学院新生

到了1951年10月1日，按照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私立铭贤学院被山西人民政府正式收为公有，山西农学院成立。经1951年学苏联，院系调整时，机械，纺织，银行，工商管理等系并入山西大学及太原工学院；高中部分到太原五中，初中部分到太原农业学校，小学部分到太谷县杨家庄。铭贤学院由一所大中小学三位一体的私立学府，告别了奥柏林，成为公立山西农学院，后来（1978）又改称为山西农业大学。龙志离开榆林后五十余年大部分时间在太谷铭贤及山西农大，没有机会回榆林老家，一直到1972年才回去住了一个月。

龙志幸运被留任畜牧兽医系主任。想到3-4年前他从美国回来担任铭贤学院动物科学系主任，教授，当时有全国十几所名牌大学的聘书，自持不愁，还有几分自由，几分自信，几分自尊，还到处宣扬自己的聘书。因为不管是在旧社会还是在美国留学归来之后，知识分子起码还有选择工作地点和位置的自由。殊不知，那些聘书解放后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张张废纸。

后来山西省王中青副省长了解情况后，为了“打击”龙志的气焰，也是对龙志这个人才的爱惜，在全院大会上宣布说：“有的人虽有十几个学校的聘书，但休想离开山西农学院”。 龙志深知“来者不善”，为了适应对自己越来越不利的形势，甚至为了生存的需要，满有智慧的龙志也不得不夹紧原来可能还有点翘起的尾巴，积极驯服配合共产党的领导。

1951年3月20日，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这两部电影组织讨论与批判。全国上上下下，集中学习讨论关于武训办义学，为反动地主阶级服务，培养孝子贤孙，不搞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龙志也意识到，自己有和武训相类似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和奋斗目标，离“无产阶级”的要求还是有不小距离，所以应当警觉注意，夹紧尾巴。

刚刚结束镇反运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学校还特别结合本院情况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腐蚀和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斗争。龙志因为主管许多动物科学系实验室，实验站，经手的财物不少，再加上“留美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衔，于是被迫成为“首当其冲”的运动重点。因为龙志不知就里，第一次真正作为运动“对象”被审查，心中难免有些不服。

据当时在山西农学院动物科学系读书的榆林老乡师骏华先生回忆，龙志做了最坏打算，特地剃了光头，准备坐牢。好在龙志是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正人君子，行政清廉，从不贪公家财物，经济上没有贪污问题。思想改造方面，龙志却深深为个别“积极分子”头痛。他们过去想留美未成，解放后因祸得福，一跃“入党”而成为“红色知识分子”。他们嫉妒能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平时专门收集龙志和其他人的个人资料，用日记记录在案，经常给领导打小报告。每次到运动来到时便秋后算账，万箭齐发，反目整人，揭发批判，上纲上线，政治打击，激昂慷慨，落井下石。龙志对他们甚为不齿，又奈何他们不得，只好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在自己帽子里，以便让自己时时处处警觉，防止祸从口出。这些人与龙志一生相伴，成为他身边的“耳目”和“监护”。

“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如果人的一生的每个阶段存在激烈竞争不为奇怪，一些人利用政治运动来打击别人，甚至乐此不彼，达到个人嫉妒能人，提高自己目的就也不为奇怪了。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龙志一生与他们同事，但从来不和这些人一般见识，只是光明磊落，兢兢业业地努力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去适应他们的存在。龙志也根本没有那些时间精力，去收集整理别人的个人材料，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与他们争争斗斗，所以一辈子一直处于守势。

当然，这些人的存在也非完全没有必要，虽然他们可以花费那些宝贵时间精力来钻研业务，提高自己，而不是本末倒置，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找别人的“茬”，但是他们有权利做那样的选择。再者，龙志也不是一个完人，也有许多缺点。“人言可畏”，有人天天为你写日记，有人时时处处事事监督你，使你方方面面更加注意，也应当感谢他们才对。

“人做事，天知道”，“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龙志一辈子是非功过自然会“公道自在人心”， 不会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龙志受到污蔑诽谤之后，往往付之一笑，听之任之，置之不理。好在学校党委各级领导也知道那些小人的小肚鸡肠和个人恩怨，一切以大局为重，继续对于龙志工作的支持和重用。使那些无端指责自生自灭，自讨没趣。当然，完全依靠嫉妒别人和打击别人往往难以起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有时会适得其反。

四、一腔热血 两袖清风

铭贤校友，前中国农科院研究生院长杨忠源先生于1996年回忆道：”一九五零年学校从四川迁回山西太谷，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扑灭牛瘟的大会战，龙志老师和我们一道亲自参与了晋中地区太谷和祁县的牛瘟防疫工作。还有一九五三年春龙志老师带领我们在沁县唐城羊场等地进行毕业生产实习。他都和大家一样背着行李，风尘仆仆，跋山涉水，我们有时候住骡马大店，有时候住羊舍草棚，那个时候山区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我们师生同甘共苦，同食同寝，同忧同乐，龙志老师更多地给予我们的是鼓励和身教。他没有留学归国高级知识分子架子，也没有牢骚与怨言，踏实勤勉，身体力行的精神教我们今后如何做人和做学问。在接触中我还得知龙志老师是陕西榆林人，出身贫寒，当过店里的小伙计，只身一人到山西，后到北京燕京大学求学，一边勤工俭学挣钱，一边读书，经历了许多坎坷生活遭遇，大家对他油然而生敬意。”

龙志的老助手，山西农大高级实验员盛寿藻回顾道：“龙志先生对教育事业，忠诚不二，两袖清风。从不以权谋私，深知“公生明，廉生威”的哲理。龙志先生有个胞弟张龙田，是继承祖业的著名中医。因胞兄久别家园，自榆林专程前来太谷探亲。在为时短暂的探亲假中，龙志先生见缝插针，从胞弟到达之日起至离开，每天安排他打扫榆、槐等落叶（无偿的），充作喂猪用的粗饲料。他说，哥是哥来弟是弟，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难看出“天伦”与”猪”在他心中所占的位置。

闲谈中，他常相提并论的是“龙、虎、狗（三个儿子）与猪”，从“舔犊情深”，足可洞见其对猪之深情。

五十年代，学校规定每周都要进行一次生活会，用以总结回顾各自一周的工作与生活，会议都安排在业余时间（早饭前或晚饭后）进行。在对龙志先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内容中，屡屡提到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他的生活中缺乏“休息、娱乐、体育锻炼”三项。

一生为猪操劳，不知有倦。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其余时间（包括晚上、星期、节假日）全部都在办公室，看书写讲稿（当时尚无养猪统一教材，需边撰边讲）抽烟、喝茶。他不太按时吃饭，他的三屉办公桌，其中之一常存放食物，大多是干馍片之类，随时用以充饥。

他有一种“谈猪色变”的特殊感情。“唯猪是问”。只要谈“猪”，就眉飞色舞。时间再长，谈锋不减。动物科学系的人，不问分工所事，只要为猪办事，一律欢迎。他常说，动物科学系的中心在于猪。背后有人“二话”干脆叫“养猪系”算了，他听到了也置若罔闻。有一次在办公室取暖的火炉上，烤着一圈黄璨璨的不知名状的东西—是烤干了的牛粪，（当时正在进行牛粪养猪试验研究），为什么有的人嗤之以鼻，有的人闻起来香喷喷？感情使然。

是教授，没有教授的架子，留过洋，却没有洋气，生活上看似“稀里糊涂”，但搞起科研来，却十分严肃认真。在猪的科研试验中，他经常提醒我：对于所取数据，要求十分准确，首先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一丝不苟。他说，不要说弄虚作假，如果记录不准确，那末，有一天，你会对自己也失去了信任。所谓实事求是，就是科学的态度，是即是，非即非，主观的思维是客观的反映。张先生确实教给我许多学问。”

P_5.2.从四川成都到山西太谷第一张全家福（1952.春）     

P_5.3.龙志全家与张龙田在山西太谷（1953夏）

五、美国让位 苏联登基

到1953年，随着中国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的方式是“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学习的态度要“真心真意的态度”；学习的内容“不但包括马列主义的理论，而且还学习他们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虚心学习”；学习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国际关系上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学习苏联建设经验成为当时的国策，这种国策也全面地反映到了大学教育上。在大学教材方面，在解放初期全国大学多使用英美教材，其后逐渐改变为根据苏联学校的教科书和我国现场资料编写的讲义。

山西农学院根据上级指示，从1952年秋季开始，进行了以学习苏联经验为主的课程改革，畜牧专业几乎全部采用了苏联农科院校的教学大纲。1954年8月高教部首席顾问、苏联专家列别捷夫来院视察，对学校的教学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根据他的建议全院建立了包括体育、俄文，达尔文主义等在内的12个教研组。动物科学系也成立了家畜饲养，家畜管理和兽医等三个教研组。龙志所教授的家畜遗传学也被米丘林遗传学取代。总之，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是苏联的，不是美国的。不仅美国的社会制度受到批判，美国的孟德尔，摩尔根的现代遗传学也成了“反动的，形而上学的”遗传学，而受到批判。两个学派的主要分歧是：摩尔根学派认为，生物体中存在决定遗传的特殊物质——基因：而米丘林学派否认这种特殊物质。到了20世纪50年代，分子遗传学的建立和遗传密码的破解，证明了摩尔根学派的正确，遗传界才迅速纠正了那一段错误历史。

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中国遗传学领域里全面掀起学习米丘林遗传学的高潮，旨在用米丘林遗传学改造和替代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与此同时，盲目地全面学苏，使苏联的李森科事件波及到中国遗传学界，要求中国的遗传学家在学习苏联先进的遗传学成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学习苏联学者的党性、阶级性和政治坚定性；把批判代表遗传学发展主流和方向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首要任务。

中央农业部决定由苏联专家主持在北京举办一次全国规模的“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时间自1952年10月至1953年2月，历时4个月。这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领域里影响最深、规模最大及涉及面很广泛的一次活动。在这个班上，主要课程有伊万诺夫讲授的《米丘林遗传选种与良种繁育学》，杜伯罗维娜讲授的“达尔文主义”，切尔德可夫讲授的”唯物辩证法”。苏联专家不仅“传授了苏联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同时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伪科学观点在中国农业科学工作中遗留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检查和批判”。参加讲习班的有全国主要农业试验研究机构、农业教育研究机构与中国科学院的有关科技人员，以及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北京农业大学的干部和师生。“讲习班”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先后将这次”讲习班”的教学材料分成四册整理出版，包括《米丘林遗传选种与良种繁育学一、二、三集》和《达尔文主义》、《农业科学专题报告》及参考资料集，合计120多万字。《米丘林选集》和《米丘林全集》，以及有关”八月会议”权威性记录本：《生物科学现状——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会议逐字记录》由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组织翻译出版。还有”苏联农业科学丛书”几十种和《苏联农业科学》杂志中文版也向全国发行。

本来科学没有国界，真理也应当只有一个，没有美苏之分，但是从那时起，40多岁的龙志又顺应政治形势，被迫把自己从美国辛辛苦苦运回来的几书架子英文专业书籍和自己十几年熟悉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最科学的美国科学及教育体系，研究方法及教材抛在一边。又重头开始学习俄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那一套。在他百忙之中，在政治运动的间隙中，每天早早起来，大声朗诵，孜孜不倦地背单词，学习语法，翻译俄文教材。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之后，他的俄语水平也已经基本过关。那时也没有复印机，他曾经利用外出开会空余时间连续“开夜车”硬是将一本俄文《繁殖学》一页页地用手工抄写下来准备译成中文。后来才听说不巧该书已经被翻译出版了，蹉跎不已。

山西农大数理教授陆智良先生回忆道：“我与动物科学系多位教师合译过三本高校外文教科书。在五十年代，出版社出了一批俄文高校教材及科技著作的中译本，出版社主动向本校约稿。当时动物科学系的教师和我都是初学俄文，但欣然接受了稿约。张先生与动物科学系的多位教师，还有我在内，集体翻译了俄文《绵羊学教程》，参加翻译的还有外文教师。当时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分工翻译，集体讨论和修改译文，工作细致认真并按时交稿出版。张先生除主持这项工作外，也和大家一样，分工翻译，集体修改。他的事业心很强，觉得山西农学院动物科学系能在初学俄文的同时，译成并出版此书感到很高兴。他说，只要这本书是山西农学院动物科学系译成的，他就很满意了。”

好在龙志的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是猪的营养和应用品种间杂交和杂种优势利用，不是遗传学的基础理论。和杂交水稻、小麦、玉米、高粱一样，猪引入品种搞杂种优势利用的理论基础是数量遗传的微效多基因之间互作效应，是利用不同纯系间经过自然和人工选择在数量性状上存在遗传基础的差异，在杂交后无穷的等位显性基因及非等位上位基因之间互作的综合结果。这些数量遗传和统计遗传学的理论正是龙志在依阿华大学“勒叙学校（Lush’s School）”学习的精髓，是当时全世界最领先的家畜育种理论，即使在美国也才刚刚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是和苏联的米丘林“获得性”遗传学格格不入的理论。在当时“大兵压境，一边倒”形势下，龙志没有公开和米丘林叫板和争论，而是选择了“沉默是金”的态度。当时国内畜牧生产中动物营养的问题非常突出，科学研究课题多，应用价值非常广泛。于是龙志在科学研究中，将遗传学与营养学有机结合起来，强调不同营养水平下遗传杂交效果的观察和杂种优势的利用。而杂交和杂种优势利用在推广过程中简单易行，推广面积大，生产上见效快，可操作性强。龙志的这一明智的选择，不仅避免了与米丘林遗传学的直接冲突，而且与当时国内日益紧缺的粮食供应和“人畜争粮”的生产实践密切结合，反而使他领导的科学研究更上一层楼。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在实验设计中将生物统计学、遗传学和营养学结合，科学理论与生产实践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那才是真正的博学多才和高度政治智慧的结晶啊！

龙志的学生，山西省农业厅高级畜牧师师骏华回忆道：“五十年代自然科学界米邱林学派占统治地位，张老师讲繁育课时把受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和育种方法讲了很大篇幅，他说：“科学不应有界限，把它作为工具应该可以的”。实践证明现在的育种学内容也是以孟、摩遗传理论为基础的。他讲课深入浅出，学生像在听讲故事，深受欢迎。下放长子期间我和张老师同住一屋，他白天同我和学生下乡调查长子猪，晚上整理材料，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劝他白天不要出去调查，他坚持还是要出去以身作则，后来我和同学们共同对他说调查的材料多要他看，请他白天不要出去了，他勉强同意了，但晚上还是看材料很晚才睡。有一天我对他说：“我们晚上用电时间长了，农场会有意见”。这话很灵，以后晚上最迟10点睡，由我掌握时间。为了照顾他饮食，每天中午特意多打一碗面条（每天一顿细粮）留在晚上给张老师吃，时间长了他发现我们晚上都吃粗粮，他坚决不接受给他“一碗面条”特殊待遇。张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写长子猪的育种方案，我很高兴接受并很快交了稿，第二天张老师退给我原稿说：“你看看”，我查看他的表情知道没通过，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全给划掉了，我没敢多说等着挨批，张老师没批评而是耐心告诉我应如何写。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保存着那一篇不合格的原稿作为座右铭。山西出版社约写一本养猪小册子，教研组每人承担一章，但给我两章任务，我写好交了稿，张老师看后让师兄唐显作看，并征求唐的意见，师兄说：“写得不错”，张老师也没表扬我，而是吸一口烟一笑，这是他高兴时的表情，我的稿通过了。”

六、定县调查 身陷囹圄

1955年春，为了宣传科普知识，激发教师、和农业干部的科学研究 热情，龙志在紧张的教学活动之余，见缝插针，与山西省农业厅的李秉权，动物科学系教授朱先煌等创办了“山西畜牧兽医杂志”（后改为《山西畜牧兽医通讯》）。该杂志在全国省级农业科学杂志中为首创之一。龙志带头发表了与画家盛寿藻先生合作的论文“山西猪的生产性能与体质外貌”，后来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调查报告和科学研究报告。创刊号首期封面上特意请盛寿藻先生画了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鸡。一方面表示祝贺该杂志的新生，更为深刻的寓意更可能是表示他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新生解放，为国家和人民效力的心境。同年夏天，龙志就带领山西农学院动物科学系1955级的毕业生到河北定县，与北京农业大学的张仲葛教授所率领的十几位学生会合，参加定县猪的调查任务去了。

龙志的挚友，北京农业大学的张仲葛教授回忆他们的相识过程：“定县猪是河北省有名的猪种之一，它有较长的育成过程，在生产性能方面有一定的特点，肉质品质优良，合乎出口规格。1954年夏天，中央农业部顾问，苏联专家巴里金和来华参加苏联农产品展览的畜牧繁育专家波波克夫曾经到定县视察和指导，认为定县猪是河北省的骄傲，应当加以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提高。1955年夏，在河北省畜牧兽医局的领导下，由北京农业大学和山西农业大学组成定县猪调查队。希望通过调查，掌握品种特征，特性和生产性能，掌握定县地区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经济条件对于品种形成的影响。以便了解猪种现状和进一步的改良方向。

这次参加调查的两校人员有：

山西农学院：教师张龙志（教授），唐显作（助教）

学生：许金友，李克驴，耿续阳，赵辅定，赵嘉琳，邓萍津，伯令榕。

北京农业大学：教师张仲葛（教授），陈淑勤（助教），潘君乾（助教）

学生：刘智笙，周成瑜，赵含章，柯龙渊，周东舜，郭思增，蓝其维，刘志同，刘鑚绶，张子亮，费庆舜，何昌发，冯宗舫，张凤榐，何嘉榕。

“我就是在那次协作调查定县猪的工作中和龙志先生结下深厚友谊的。在农村进行畜牧调查和实习工作，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定县一带，夏日气候炎热，蚊虫滋生，咬人绝不停嘴。初到时我们就在小树林搭几个帐篷，住宿其中。后来住到了老乡家里，也经常在房顶上睡觉，以避免炎热。龙志先生和学生一样，坚持和老乡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以为苦。他常说“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当我们实习工作进展顺利时，7 月上旬，龙志突然接到学校电报：“学校开展运动，速返”。龙志和我说：“可能又是我在美国留学的问题，返校后，又要接受教育了。”

据了解，龙志回去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困难的多，因为回校参加如火如荼的肃反运动，他身陷囹圄，被隔离审查了将近半年之久。

1955年7月31日，北京农大和山西农学院的师生同赴定县明月镇进行定县猪市场调查研究。有关部门介绍 1）。各月份小猪上市情况。 2）本地小猪外销情况。3）交易过程中的问题。4）养猪经验。5）洋猪和本地猪的屠宰率、鬃毛和生长的比较。经过实习，同学们都感到收获很大，特别是养猪学是一门实践科学，联系实际，发现、解决问题更为重要。通过这次定县猪的调查，我们共同起草了《定县猪》的调查报告，发表于《祖国优良家畜品种第II集》畜牧兽医图书出版社，1955年。”

果然，龙志应招回校参加了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了肃反（肃清暗藏反革命）运动。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0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健康的指示》。这次内部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通过运动，从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内部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通过运动也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振作了革命精神。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策界限不清，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曾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党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一偏向，按照“有反必查，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查对象及时进行了复查，对定性不准的进行了甄别，对绝大多数错捕、错整了的人进行了平反和妥善处理(摘自《中国共党历史》)。

龙志与几位留美教授留美的背景使又他被隔离审查半年。他一个人被软禁在一号楼里，每天交待自己的历史和“罪行”。据有关专案人员反映，他们当时是按照上级“有美国特务证据”的指示办案审查，甚至采用了一些“逼、供、信”的手段。据龙志的好友，留美教授冀一伦先生回忆，龙志把自己的交待活动形象地总结为“三个M”，即美帝（国家），铭贤（学校），穆懿尔（先生）都以“M”的开始。第一个M是和美帝（Mei Di）的关系，第二个M是铭贤（Ming Hsien），第三个M是前已述及的和美国援华农业科学家穆懿尔(Moyer Ray)先生的关系。

半年的时间不算短，却是对龙志的道德、意志、肚量和智慧的一次严峻考验。龙志是一个老实厚道之人，知罪认罪伏罪，实事求是是他的基本态度。许多事情只有他自己经历过，他知道美国人与日本人不同，他们在中国是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和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帮助农民摆脱文盲愚昧，增加生产收入，治疗防止疾病并且戒毒防毒，对中国并没有侵占领土野心和瓜分利益动机。而且他自己和美国政府和普通美国人的关系都是一般学业、工作和学术方面的往来，仅仅从事相关的教学，科学研究活动。他没有被委派任何反对共产党新政权的“特殊”任务，也没有和任何情报机构有任何联系。和铭贤学校以及旧政府的关系也是如此。龙志从来对政治与党派不感兴趣，甚至没有参加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政治组织。他和基督教的关系，在榆林和铭贤求学时期有过一段一般关系，他曾经做过铭贤学校基督教会学生团契的主席。虽然肃反运动前前后后一共一年时间，最后，学校还是实事求是地相信了他的交待，1956年初便继续对他重用，让他仍然担任动物科学系主任的工作。

龙志虽然自从解放之后每年就忙于接踵而来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检查交待问题，思想汇报，不能集中精力好好从事业务。最近又被软禁半年，更被与世隔绝。龙志看到最终结果清白，于是没有任何遗憾和怨恨，反而更加感恩戴德，决心放下包袱，珍惜机会，争分夺秒扎扎实实地从事自己喜欢的教学科研活动。他也从这些审查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累积了宝贵经验。

龙志的患难之交，也是在山西农学院的第一个助手，山西农大高级实验员盛寿藻回顾道：“我最初认识张龙志教授，是在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由于他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他自然地成为历次运动的焦点。然而，“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其志甚远也。[6]”。他也常告诫我，有就是有 ，没有决不要胡编。由于他的坦诚，最后终能拨开云雾，成为一名在全国养猪三张[7] 中位居老大的新中国红色养猪专家。”

七、改良猪种  立下军令

1957年2月，山西农学院率先在山西高校和科研行政机关中举行了第一次科学报告会。邀请了农业厅、文教厅、省农科所、畜牧局和山西师院、山西医学院、太原工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参加。龙志以及全院其他教授副教授都作了学术报告。龙志如鱼得水带头作了“山西本地猪的调查及改良意见”的学术报告。这次“昙花一现”的学术活动虽然在山西影响很大，但是马上就被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洪水淹没了。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无可置疑，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全党进行整风，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这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山西农学院党委也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许多老师和学生为龙志鸣冤叫屈，认为按照1954年公布的公民宪法，在肃反时隔离审查不符合法律程序，干涉的公民的人生自由。有的人甚至在他常去的厕所墙壁贴上了纸条，劝导龙志响应党的号召，马上“醒悟”，站出来“鸣放”，给共产党提意见。一位亲自参加龙志审查专案组的青年教师蒋恩铁先生揭发，曾经被组织上告知按照“美国特务”审查龙志的历史，是典型的“先定怀疑罪，再找证据”。另外，为时半年隔离审查也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侵犯，对龙志先生太不公道了。还有的学生对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不满意，他们画了一幅漫画，龙志背上背了一个党员教授，膝下骑了一个非党员教授。那几位提意见的教师和同学都后来不幸被定为“右派分子”。

山西省委也派王谦付省长在山西农学院蹲点，召开了座谈会，发动群众对共产党的领导作风提意见。平时健谈，爱摆龙门阵，谦卑厚道的龙志却始终守口如瓶。虽然满腹冤屈，但他深知“以德报怨”是更高的精神境界，在政治上没有对共产党领导，对肃反审查表现出任何抱怨与不满。也许龙志一生的坎坷经历使他此时此刻不敢“冒犯龙颜”，反而感恩戴德。虽然感觉解放后政治运动太多，甚至被软禁半年，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专心搞业务，白白浪费大好年华。龙志对于共产党的领导中所犯的错误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也智慧地知道共产党对于自己权利的维护，提意见的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尽管经过百般动员，龙志所提出的意见仅仅是要求改善他的养猪试验站科研条件，使他能够发现一条改良北方本地猪种的科学途径。对于他在肃反运动中遭受的诬陷和冤屈则只字未提。

一次他的试验母猪下仔，天寒地冻，龙志竟然把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西装脱下来包在猪仔身上。当时在学校蹲点的王谦付省长听说后，深受感动，两人惺惺相惜，建立了一生一世的莫逆之交。龙志向王省长表示愿意立下“军令状”，为山西省乃至全国的猪种改良和培育“长的快、适应性强、耐粗饲”的新品种建立科学研究基地，进行必要的科学实验，保证到期交出令广大农民满意的答卷。王省长感到确确实实此人忠心耿耿，具有与众不同的闪光之处，对政治和权力没有任何诉求，一心一意为国为民专研养猪科学。龙志的精诚感动了上帝，在如火如荼的反右运动中，龙志不但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 反而又一次“化弊为利，因祸得福”。王省长于是很快想办法在山西省紧张的财政中为龙志领导的畜牧科学研究拨了专款。并授予龙志培育山西省长得快，耐粗饲料的新品种任务。

得到“雪中送炭”的资金后，龙志一方面继续参加“反右”运动，一方面马不停蹄地到处联系建筑材料，亲自设计猪圈。经过学校批准，在学校的南校门外空地新建了规模较大的畜牧站和饲料加工场。又亲自派人到著名的养猪之乡长子县和武乡县招聘农民养猪能手为畜牧站工人。在龙志的努力下，山西农学院畜牧实验站的建筑规模和条件都达到了当时国内“独领风骚”的一流的水平，有了这些硬件，龙志就可以一心一意一开展一系列的种猪杂交试验，大展宏图了。反右运动的烦恼，政治运动的干扰，也就纷纷抛在了脑后。

基本上还是旧铭贤学院建立的学术和人才基础，动物科学系在龙志领导之下，有留美硕士养牛专家冀一伦付教授、留日养马专家，院科研会主任朱先煌教授、留法博士兽医专家吴文安教授，和养羊副教授吕效吾等被龙志戏称为“五朵金花”的学术骨干。

龙志的这种一心钻研业务的和发自内心对共产党领导的“敬畏，服从，感恩”态度，使他在紧接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幸免于难，没有被划成右派。更使他后来一生中在多次受到打击迫害后，能够宽容忍让，即使有机会也不随波逐流，落井下石，寻求报复。这种不问政治权力，以德报怨的政治智慧是他一生高贵品德中的精华，也是使他立于不败之地的生存之道。另外，他的旧铭贤中学同学，中学肄业就参加了革命，加入共产党和游击队的王大任在解放后贵为山西省委常委、省文教部部长。王大任在一次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的座谈会上告诫龙志：“我一辈子谨小慎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说错话，办错事。一定要戒骄戒躁，夹紧尾巴做人。”龙志心领神会，时时铭刻在心。

还有，1956年6月到任的山西农学院党工委书记、副院长张雨竹的爱人苗原是龙志的榆林老乡。张雨竹夫妇对龙志一直关心、支持、保护，说他忠心耿耿，事业心强，是一个出身贫寒的“苦孩子”，在反右评议过程中帮助龙志过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龙志也不是没有缺点。虽然关键时刻领导的呵护、保护和提携会造成完全不同的后果。然而领导的支持也需要依靠自己工作的努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对领导工作的支持。领导的责任就是发现和支持这样的人，而不会支持一个口碑很差的人。俗话说“祸从口出”，而语言则是心灵的窗户和内心世界的表达。如果龙志对解放后共产党的领导以及肃反运动的审查耿耿于怀，他的“狐狸尾巴”一定会暴露出来，他的“右派言论”一定会被广大拥有雪亮眼睛的群众紧紧抓住不放。特别像龙志这样表里如一，心直口快，甚至有点口无遮拦的人。那么掌握政策的领导也一定不会随便放他一马，以致“引火烧身，自身难保”。如果平时不支持领导工作，甚至背后议论而得罪了了领导，那么领导也会利用机会给你“穿小鞋”。

总之，龙志虽然热心肠，爱说话，爱评论，爱开玩笑，爱讲故事，但是，他总是阳光正面，从来没有抱怨“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在背后议论和批评自己“外行领导内行”的顶头上司，更没有组织煽动下面的人对共产党的领导“不满情绪”。这些都是发自内心对事业的精诚和为了完成事业的智慧，感动了领导和群众，而绝对不是靠“伪装”能够掩盖的。

当然，共产党在处理“右派”问题上，也尽量本着“求大同存小异”原则，对那些忠心耿耿的“名牌大家”业务骨干暗中保护，不拘泥于枝节问题，让他们“放下包袱”，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全心全意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到了文化革命时期，学校张雨竹书记还为此受到株连，说他是龙志反右时的“保护伞”，而龙志则是个“漏网右派”。群众说的也没有全错，“保护伞”是真有的，“漏网右派”则是子虚乌有，无限上纲，龙志确实不够格。到了后来十年文化革命，情况更加艰苦，时间更长，斗争更加惨烈。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龙志被两度隔离和“挂起来”审查了两年之久，经历了火与血的意志考验。居龙志回忆，一次路上碰到恩人张书记，两人相对无言，饱经折磨，满腹冤屈的龙志竟然一言不发，流下了几行热泪，龙志一辈子对张书记这个“后台”感恩戴德，此乃后话。

 1957年8月，在山西省委安排下。山西农学院新到任了一位党委书记张若愚，并且开始了一系列组织措施，从地方县调集了一批工农干部担任系总支书记和院级机关领导职务。再一次正式确立了共产党在学校上上下下的领导地位。动物科学系也先后派来了工农干部，总支书记李希文和刘生琪等。龙志与这些新来的领导同志保持了良好关系，他的表现就是“坦诚相待，驯服拥戴”八个字。

根据有关报道[8]，“到了1958年3月，院党委根据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精神，决定停课两周，在全院进行了“双反”。运动中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动员会、现场会等方式，揭露学校工作中的“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揭露学校中的浪费、保守现象。揭露师生的种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掀起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觉革命，向“红透专深”前进为中心的思想批判运动，开展“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制定红专规划，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学术思想等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 。

在高校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落实“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方法是“拔白旗”———名教授、名学者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插红旗”———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

龙志毕生都对一波又一波“统帅一切，冲击一切，干扰一切，压倒一切”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无可奈何，不得不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和精力用在认认真真应对政治运动和政治审查交代“政治历史”问题上。他多次说过，他只能利用政治运动的间隙来从事他一心一意钟爱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也就是后来被多次批判他对于政治运动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由于他的政治背景和与美国人的历史渊源，龙志几乎是每次政治运动学校重点批判挨整的对象，他又无处可藏，无处可跑，必须认真面对。以致在文化革命中，龙志得到了“老运动员”的“称号”。

令人不得不叹服的是，在从解放的社会剧烈变迁到解放后每次运动之后，正直、精诚、坦荡、一片丹心 的龙志都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能够顽强地站起来，重新受到共产党的信任，甚至得到更大的荣耀、提拔和重用。例如经过肃反和反右运动，龙志反而浴火重生，承担了一个解放后最大的科研项目，得到巨额拨款，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压力越大，误会越深，龙志的反弹越大，工作反而更加积极努力。这个“规律”似乎贯穿了历次运动，也贯穿了他的一生。到文化革命时期更是淋漓尽致。这说明了共产党也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也需要一个对龙志了解的过程。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龙志和共产党两者的关系每每都能够最终达到“荣辱与共，肝胆相照”。

有诗为证：

                  【七律】《俊杰智慧》

大地易帜风标变，中美对峙开韩战。                  

名校聘书如废纸，留美光环顿黯然。                  

肃反受审长半载，反右沉默险过关。                  

敢脱洋装护猪仔，感动省长拨巨款。

P_5.4.山西农学院实验猪场（1957年建造，曹果清提供）

P_5.5.龙志的著作（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