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宪政之争及其实质
丁咚 文
作者自注：本文为系列文章之开篇，有些语焉不详之处，留待后文进一步论述。
自2013年5月以来，《红旗文稿》、《党建》、《环球时报》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等中国党报党刊连续集中刊发文章，或者鲜明提出观点，认为“宪政”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否认中国为“宪政”国家，反对在中国施行“宪政”，或者为反宪政观点摇旗呐喊，声援助威，反对引进西方政治理论，为宪政主张解除理论武装。它们是公然向现代文明社会挑战的历史逆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冲击波，也使得往常相对隐蔽、零星的反宪政主张得到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展示，并使“反宪政派”俨然成形，颇产生了一些声势。
对于这些明显具有反进步性质、甚至难以自圆其说的言论能够如此密集发表，熟悉中国当代历史的都知道，几乎毫无疑义其来头不小，背景复杂，虽然如此，它们仍然受到了以互联网为主阵地的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击，对立的各方围绕“宪政”一词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表面上看是语词游戏，实则是政治观点的交锋。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个观点迥异的派别。一是所谓的泛宪派，一是所谓的社宪派。
在这场论战中，似乎泛宪派与反宪派的共同语言更多些。他们都强调，宪政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语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从无宪政，也不可能实行宪政，但在中国该怎么做上却分道扬镳：
泛宪派认为要正本清源，描述和论证宪政得以实现的真正路径，社会主义和宪政是无法相容的，不要指望社会主义中国能实行宪政，宪政建设没有捷径，言外之意是中国必须改旗易帜，方能按照西方模式走宪政之路。这一派的观点应该说具有“革命性”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中国，要么继续按照现有的社会主义走下去，要么走西化道路，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毫无交集。
泛宪派宪政观点的实质，是一批受西方传统的宪政主义影响深巨的学者、知识分子和民众，怀着对中国现实的忧虑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希望借鉴西方成熟的宪政发展模式，快速、有效改善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状况，提高人民福祉。这一派的最严重的缺陷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过于理想化，过于激进。他们关于宪政的观点和方案缺乏针对性和建设性，因此也缺乏可行性。比如，除非出现“革命”，改朝换代，才有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再造中国，但革命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偶发的社会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不是他们希望革命就会发生革命的，不是他们站着喊两声就会改变当政者意志让他们接受对自身彻底不利的条件、放弃一切既得利益、自甘受缚的。在前革命时代，广大民众由于他们的不切实际而要忍受更长久的深层次的磨难。
反宪派都是棍棒哲学的信奉者。其“揭竿者”杨晓青就提出“宪政的提法，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难怪其文章从头到尾毫不讲理，简直是颐指气使，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棍棒伺候。她的核心观点是，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比如私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而被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的只是非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比如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议会控制财政拨款等；西方宪政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宪政，就是给人民民主制度套上枷锁，重走苏东旧路；毛泽东并不认为人民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宪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依宪治国与宪政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无论是从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苏东教训、毛泽东的主张、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依宪治国的执政方式来看，中国都不是、也不能实行宪政，认为中国已经是宪政国家，或者要求中国实行宪政，是西方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影响的结果。
反宪派的另一篇纲领性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则直接开帽子工厂兼生产打人电棒，通篇搞政治恐吓，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一句话是“这些‘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上述帽子戴在试图借“宪政”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境内外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头上。作者“郑志学”（显然如文革中的“梁效”一样都属化名写作）提出，“宪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明确指出它的内涵包括九个方面：第一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是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是多党轮流执政；第四是议会财政；第五是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是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是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现代西方价值观；第八是军队国家化；第九是新闻自由。他特别针对社宪派的反驳指出，“宪政”讨论不是“词语”之争，“社会主义宪政”主张者本意虽好，却似是而非，忽视了“宪政”一词的历史背景及其特定内涵。一旦将宪政作为中国的基本政治概念，就会陷入其“话语陷阱”，被牵着鼻子走，自我解除武装。在他看来，中国经过近60年的实践探索，已经有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基本政治概念，并按其贯彻宪法精神，依宪行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
反宪政派观点的实质，表面上看是打着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旗号，武断地推论社会主义和宪政绝缘，彻底抛弃以宪政为核心的西方政治理念，打压宪政主张者，在中国实行“纯洁”的社会主义，并希望中国共产党长期不受限制地单独执政，按照他们的构想实现“中国梦”。不过，他们设计的“中国梦”乃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中国梦”，他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乃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它们是以“纯洁”社会主义为由头，绑架执政党特别是其开明派，分裂执政党，分裂民意，以实现乱中取胜，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这些人似乎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徒，其实是社会主义掘墓者，从本质上将使执政党自己挖下深埋自己的陷阱，变得身败名裂，众叛亲离，最终成为特定利益集团的殉葬品。这一派的观点毫无说服力，充满教条主义和政治恐吓，强词夺理，老子天下第一，不断向外派发各种风格的“帽子”，偷偷摸摸地向异己者捅几棍，他们的观点在理论上是苍白的，在实践中注定是行不通的。
在这场论战中，目前最积极和最具攻击力量的是社宪派的学者们。其中以宪法学泰斗许崇德教授和社宪派的旗手式人物童之伟教授为代表。他们分别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和个人博客的系列文章特别是《泛宪派须消除对宪法和宪理的误解》一文，较为系统和有力地反驳了反宪派的荒谬言论，指出了泛宪派的不合理、不可行之处，并借机树立了社宪派的“招牌”。
许崇德教授着重从反宪派对“西化”一词和毛泽东的宪政主张的歪曲利用入手，对反宪派进行了针锋现对、富有说服力的批判。他在文章中写道“另一方面的挑战则来自以极其革命面目出现的思潮。他们也对社会主义宪法及其实施不感兴趣，但他们并不单刀直入地否定宪法，而是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歼灭‘宪政’这个提法，以便架空宪法，使我国宪法边缘化。”看起来只是一个新“提法”，却意在否定宪法的运用和实施，阻碍中国宪法在实际生活中所起的保障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作用，从而使中国这部好宪法成为落不到实处的一纸空文。紧接着，他以详实的历史事实和据此进行的合理推断，驳斥了反宪派利用毛泽东的宪政观点为反宪政主张找依据的企图，并提出“宪政”从词源学上讲并非“西化”用词，而是中国的“本土货”，相反，被杨晓青认为是非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的很多词儿倒是地地道道的外国舶来品。他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既然“宪政”是中国货，就自然扯不上西化的问题，即使是舶来品的名词，也只需分清“资”“社”，吸收进来，为我所用。
他在批判反宪派的同时，顺便对泛宪派的“自由化思潮”也进行了批评，指出其不仅不要社会主义宪法，更遑论宪法的运行和实施了。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章中对中国的宪政进行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表现，因而“我们的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政。我们的宪政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毫不相干。”中国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善宪法实施的环境，使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臻于完善的问题。
另一位活跃在一线参与论战的乃是知名宪法学教授童之伟先生。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连续写了多篇专文，普及宪政常识，批驳反宪派的无理、无知，批评泛宪派的自我逻辑困境，并剖析了反宪派、泛宪派和社宪派的实质分歧。他否认社宪派只是策略性（或者投机性？）地坚持在宪政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定语，为实现普适权利与自由打掩护，而是强调社宪派是自觉地与现行宪法的社会主义定性保持一致。
他对三者在“两大根本性问题”上进行了区别：一是三派对中共执政的宪法地位和党权的态度不同：社宪派承认或至少不否认中共长期执政的宪法地位，但要求中共按宪法的规定和精神明确党权范围，推动立法甚至修宪具体限制和制约党权；反宪派拥护中共长期执政，反对明确党权范围，反对制约和限制党权，认为中共应该始终享有绝对的和无限的权力；泛宪派不承认中共长期执政的宪法资格，主张在宪法中拿掉中共继续领导和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示，允许多党竞争执政地位。二是三派对现行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的态度不同。社宪派要求尽快全面有效实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包括尽快制定并实施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和宗教信仰自由保障法；反宪派主张继续维持现有的近乎紧急状态的现状，继续或长期在事实上冻结宪法的一些基本权利保障条款，不立法实施，或虽立法但事实上等同于禁止；泛宪派强烈要求保障基本人权，但他们不以中国现行宪法为依托，也不要求落实现行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条款，而是基于人权保障的“普世标准”或欧美标准提出要求。
对社宪派的观点的评价要复杂一些。他们中的很多都怀抱真诚的理想，也殚精竭虑地为在现存体制下实现宪政的原则和精神、扩大民众的普适权利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庇护其观点的理由。他们既是中国政治现实中地地道道的宪政建设派，又是试图与虎谋皮的“天真汉”。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宪政所依托的中国宪法是一部好宪法，反宪政派企图架空宪法，为宪政实施设置障碍；而自由派则是相向而行，借否定现行宪法和中国宪政，为西方政治理论在中国扎根鸣锣开道，两者将导致相同的结果。他们深信，依照现有路径，只要好好干，迟早有一天宪政主义会完满实现，公民的普世权利迟早会来到。他们所作的理论论证工作是扎实的，但却不得不指出其深陷自身预设的逻辑陷阱和观念体系，论证过程和结论都是浪漫主义精神在理论上的体现，是难以实际奏效的。
除了上述关系宪政的派系之外，还有一个儒宪派，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介入论战，但其观点却具有典型性。这一派希望从中国传统理念中吸取“合理内核”，同社宪派一样，对现有的中国宪政体制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企图逃避西方宪政主义，在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下实现中国政治转型的“软着陆”，同样犯了天真的毛病。
反宪派主要依托传统的纸媒发表其主张，而泛宪派主要借助互联网。由此显示，反宪派在执政者内部存有大量市场，甚至有重量级人物的大力支持，否则也不会如此高密度地以类似文革式的批判调子来一场反宪政主义的讨论。但泛宪派和社宪派仍能在互联网和少量传统媒体发表反对意见本身，也在说明执政者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甚至有人预测有些政治势力希望以此引蛇出洞。毫无疑问，正在进行的这场宪政之争，将会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现实和走向。反宪派及其支持者今后如何动作，他们与泛宪派和社宪派如何互动，以及执政党如何介入这场论战，都将是决定论战如何收场的关键性因素。但真正应该深思的是，我们从这场论战中能得到什么？
到目前为止，关于宪政的各个派别都在极力表达己方观点，也有传言称有关方面开始“控制”宪政言论，但可以想见这场论战绝不会很快销声匿迹，应该会形成某个结果。不过，期望各宪政派别自己形成共同意见的难度不小，因为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理论世界，观点互相对立，绝不退让苟且，由此也显示在中国舆论场既很欢腾又热闹却永远分裂，或许某些人正希望看到这样，乃至创造条件制造这样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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