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在Adobe Systems打工時，Adobe的王牌產品Acrobat的一個漏洞被一個俄羅斯黑客泄密，搞得Adobe非常惱火。當這個小伙子居然跑到美國來參加黑客會議時，Adobe要求FBI逮捕了他！這可惹火了這幫安那祺主義傾向的團體，他們從洛杉磯趕到聖何西Adobe總部來抗議。Adobe頭頭如臨大敵，叫我們員工不許接觸他們。這倒引起我的好奇，出去見識這些搖旗吶喊的好漢，聽到他們的憤怒咆哮：“可恥Adobe！自己產品質量不過關，還要動用國家權力來抓人！” Adobe果然投降，趕緊請FBI放人。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安那祺主義黑客的組織力量，學到了在美國“no fight, no right”(權利必須爭取才能得到)的道理，不過，這也埋下了我在“9/11”後被首當其衝裁員的遠因。
2004年我決定結束無國籍難民身份，也給小布什當局一個機會，試一試美國憲法是否靈光。結果證實自己處於無休止、無處申訴的被FBI黑箱操作調查背景的地位，也證實美國憲法確實被無法無天的“反恐戰爭”凍結了。有一天夜晚，我在聖何西會展中心的旗杆下獨自徘徊良久，猶豫要不要在民主黨大會期間切斷繩索，降下美國國旗為憲法致哀。硅谷的反戰運動高昂，我知道如果我“有幸”成為受難“公共人物”，勞動黨、祿黨、和平與正義中心、移民權益團體、宗教團體、勞工會議和縣/市議會的朋友們會支援我，但我不是小布什“9/12反恐戰爭”的直接受害者，沒有必要去唱主角。
正是我們的反戰運動幫助奧巴馬戰勝了克林頓夫人並輕易入主白宮，我自己也在奧巴馬上台後結束了十幾年的無國籍難民身份。我們耐心地等待着奧巴馬的行動，前不久，他終於宣布結束沒完沒了的“反恐戰爭”，要讓憲法回到指導地位來。但多數美國人對於自己的憲法權利受到侵蝕已經麻木不仁，Edward Snowden斯諾登的出現，正是對美國公眾和國際社會的當頭棒喝。他沒有隱藏自己的身份，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情。與他欽佩的、1971年向《紐約時報》泄漏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的丹尼爾·艾爾斯伯格和泄密給維基解密正在受審的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寧一樣，斯諾登“細心地挑選了外泄的文件，確保都是關係公共利益的材料。許多材料能造成更大的影響，但我沒有泄漏。傷害人不是目的，揭露真相才是”。艾爾斯伯格高度稱讚斯諾登為美國民主體製做出了巨大的無法估量的貢獻，並說自己等了數十年才看到“這樣一位真正準備好以公民身份為他的國家冒生命危險的人，顯示出戰場上的人們該有的勇氣”。其實，在歷史上，連“建國祖父”、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命名人潘恩都回不了美國，給香港一次機會光榮的也未嘗不可。
在香港的長毛同志的社會民主連線等已經動員民眾，歡迎和呼籲當局保護這位當代自由英雄，不要污辱了香港“自由港”的名聲。其實，最害怕斯諾登回到美國的正是美國有關當局，因為該受審判的正是這些權力機構，特別是在美國民眾遭受經濟危機之際用美國軍事情報系統殺害、侵犯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以及美國平民的罪犯政策。歷史上，正是美國司法系統對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義者的迫害（如芝加哥8位同志死刑、沙科和萬塞提死刑、伯克曼22年徒刑等）喚醒了世界良知和正義，讓我們拭目以待香港當局何去何從。
今天，謹以此文祝賀這位替天行道的安那祺主義者30歲生日。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3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