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头儿的秘密

　　老王头儿老伴儿死后常去她的坟头看望，拄个拐棍走得很慢。一天他昏倒在路边，碰巧分场赶大车的看见，把他拉了回来。这以后他身体就不行了，也不能再“打更”，常见他坐在门口晒太阳，默默的。可有一天老王头儿一下子成了分场里大家议论的中心。他在美国的儿子寄来三百美元！他还有个儿子？怎么从前根本没听说过呀？如今在美国的儿子居然把信寄到父亲手中。他是怎么找到父亲的地址的？据说分场的干部们都看了那封信。一帮好奇的“知青”都奔到老王头儿的小黑屋里看美元。

老王头儿正在炕上歪着，听清来意，便从炕席下边拿出个信封递了过来，并不说话，也无表情。三张绿白相间的一百美元一张的钞票被抖了出来。这就是美元！一个洋鬼子印在上边。没人认识上面的英文，但四个角都印着１００的阿拉伯数字。不过这信封不是从美国寄来的，是省农垦分局转来的。据说随钱一起转来的还有一封他儿子的信，是繁体中文写的。可人们满怀好奇地问时，老头儿却说看完就烧掉了。真的吗？看到儿子的亲笔信，一定是充满思念之情的，怎么会随便烧掉？再问这老农工，他只是闭目养神。人们不解地喊起来。

“怎么从来没听说你有这么个儿子呀？”

“你儿子是怎么知道你在这里的？听说他在美国是大学教授？”

“你烧了那信干什么？你瞎说吧？”

“你儿子信上说‘母亲已去世’；他母亲……是你前妻吧？”

……

　　人们七嘴八舌，老王头儿还是一动不动。被问得急了，慢慢来了一句，“事情都过去了。我也活到头了。”是不是觉得这一切对他都没有意义？他原本把这三百美元交给分场处理，干部们好奇地看了半天，又亲自给送了回来。1978年已不同以往，这个过去的劳改农场来过好几次司法部门的干部，都是来为劳改就业农工平反“冤假错案”的。说不定老王头儿哪天也被“平反”了呢。

　　老王头儿一直不说话，就在炕上躺着，表情平静。大家都默默地退了出去。他似乎已不再眷恋人生；大概宝贵的生命已一点点地在蹉跎中耗尽，毕竟七十三岁了，是“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坎儿。

老王头儿本是东北人，年轻时进讲武堂，后来当然从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随部队撤到关内就发誓，不打回老家决不结婚。等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就跟日本侵略军血战了八年。抗战胜利他已经四十整。那时他不是人们眼前的“老王头儿”，而是国军的“王团长” ，大高个儿，腰板挺直，走路生风，身上被日本人的子弹穿了几个窟窿也威风不减。部队到了沈阳他结了婚，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嫁给了他。几个月后“王团长”退伍了，说是自己身体不好带不了兵。其实他看出苗头国共两党要打内战。他从来都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自己带着夫人回了老家，并在镇子上当了两年镇长，人称“王镇长”。国共两军在东北大地上厮杀，他待不下去，携夫人和幼小的儿子进了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盘了个布店，成了“王掌柜的”。

当时的王掌柜的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对共产党并无恶感，只是觉得国共两党该坐下来好好谈，中华民族打了太多年的仗，该休养生息啦。这日本人总算被打败了，和平建设的多好机会啊。百姓们都说“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有着太多的切肤之痛呀。然而内战的烽火燃遍北方，双方几百万军队你死我活的厮杀，他也只能不断叹息，祈祷战乱赶紧结束，老百姓也能过个太平日子。他没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个本本分分的，有血性，有传统道德观念和民族感的中国人。

很快，攻势凌厉的解放军席卷中国大陆，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大陆政权。王掌柜的认为，这种局面不管怎么说也是件好事。国家统一了，仗就不用打了。就在这时，他过去在军队的一位姓刘的挚友通过友人辗转送给他一封信。信上说自己一家人现在随国民党部队都退到了台湾。因为一直和共产党的部队打仗，他肯定不能留在大陆。但他远在法国留学的女儿卿云却一心一意地要回大陆参加国家建设，现在就在北平。他无法劝阻女儿，想到她女孩子孤身一人，只好托王掌柜的多多照应。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当即捎信告诉挚友：你女儿就是我女儿，此事就该托付给我，有我在就有她在。

卿云时年二十七，抗战胜利后去法国留学，学的是物理。1950年初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就急匆匆回国，说是“一定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家人根本无法劝阻这位满怀希望的女孩子。她在台湾的父母不好让他人知道卿云和台湾的亲属还有联系，所以才写了信给在北平的挚友。很快，王掌柜的找到刚到北京（北平已经改名）“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卿云。这是位极有热情，极为单纯的，没什么“政治头脑”的姑娘。她立即成为王掌柜的家里的座上宾。

然而政治风云突变，1950年底开始了“镇压反革命”。开始政府的有关干部来动员王掌柜的“坦白交待，向党交心”。对此他虽然心里有点别扭，但一转念，自己带兵打仗时从来没和共产党交过手；后来在东北老家当镇长的那两年也仅仅是做些事务性工作；到北京当掌柜的就更没什么了，于是就仔细地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材料交给了政府有关部门。可后来觉察出不对劲了。原来相处得很好的街坊邻居们开始敬而远之，店里的活计们也对他渐渐爱答不理。更让他心惊的是南方传来的消息，广东、广西那边“镇压反革命”很严厉，天天都在枪毙人。忽然间他有了不寒而栗的感觉；原来“王团长”、“王镇长”和“王掌柜的”不是说说就完了的事。

他坐立不安，猜测自己要“完蛋”。在好几个晚上睡不着后，终于在一天夜里和妻子彻夜长谈。长话短说，意思就是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要妻子立即办理去香港探亲。他知道妻子的兄长早在两年前就去了香港，在那么做买卖，生活上相对安定。

“那我们该一家人一起走啊？”妻子不解地问。

“我现在就是想走也走不脱。”王掌柜的沉吟着。“    再说，老刘把卿云姑娘托付给我，怎么能走呢？”

“可你不是说自己‘泥菩萨过河’了吗？”

“我当然明白……但就是能走也万万不能一走了之。那还有脸做人吗？哪能不守信义呀！”

　　“那咱们就在一起！甭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三个人扛着。我不走！”妻子哭起来。

“听我说，你跟了我没过什么好日子，我对不起你，连累了你……我们就这一个四岁的儿子，怎么也不能让他受我的牵连。你们能走赶紧走！我早就该明白呀，改朝换代的事就是这样的……”

妻子扑到他怀里抽咽，王掌柜的强忍着眼泪又轻轻说出番惊人的话，意思自己以后如果被抓走，妻子一定要和他离婚，否则政府不会批准她带着孩子去香港探亲的。妻子惊呆了，哭着不能同意。“如果你们娘俩能走脱，就是立即让我死都成！我也是不得已呀。”王掌柜流了眼泪。“咱俩说的这‘离婚’的事只有你我知道。你们要是走不成，我会死不瞑目的……”这时妻子上来捂住了王掌柜的嘴。

等夫妻俩稍许平静，王掌柜的又嘱咐妻子，到时候告诉卿云，不要让她再到家里来，婉转地告诉她“你王伯伯恐怕要出事”。

一切都不出王掌柜的所料。1951年的夏天他被“革命群众揭发检举”后很快被抓走，接着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宣判十年徒刑，押往“北大荒”劳改服刑。他的妻子随即和他“离婚”，半年后被批准前往香港探亲，从此娘俩音讯皆无。

十年劳改的岁月让王掌柜的变成一个号码，刑满释放后“自愿留场”成为就业农工。他那时便成了老王头儿。算一算1962年他五十七岁，已是满脸沧桑；背有些驼，头上半秃顶，剩下不多的白发，但身子骨还算硬朗。成为就业农工的第一天他就给刘卿云写了封信，简单地告诉她，自己已刑满释放，并在当地农场就业，希望她能回信说说生活如何。那封信寄往卿云住的宿舍，可在一个多月以后信退了回来，上面有个大邮戳“查无此人”。他本来就沉甸甸的心几乎沉到了底。老王头儿知道十年前卿云工作单位的地址，他没敢写信去询问，怕的是自己的身份会给卿云带来麻烦。算一算卿云快四十岁的年龄，也该有个家了。她在哪里？

老王头儿寻思了好久，几个月后找到队里的指导员，说自己被捕后有些财产到现在也不知政府是如何处理的，希望回北京几天把这些事情料理一下。这是实情。他当然是想如能请下假来回北京一趟，无论如何也要打听一下卿云的情况。这事是不能照实说的。指导员过去是个老狱警，现在转业在就业农工生产队当干部，相当沉默寡言。他听了老王头儿的陈述简单地说了句“你先回去，我到‘上面’查一查，到时候给你一个答复”。一个月后，老王头儿正在猪舍干活，有人传他去办公室。

指导员让老王头儿坐，半晌没说话，一个劲地抽烟。正当老王头儿憋不住想问，指导员开了腔：“你过去财产的事要通过政府来办，到时候会把结算下来的钱寄给你……看了你的档案，你还有个远房侄子在北京工作。”他顿了顿，“这样吧，你在农场干到两年的时候就有探亲假了。到时候我会给你一次探亲假……就这样吧。”

老王头儿不敢多问，当夜睡不着。他知道就业农工有两年一次的探亲假。可他在国内可以说是单身一人了。远房侄子确实是有，然而探亲的规定只是探望父母、配偶和子女呀。忽然他有所醒悟，这是人家网开一面呀。他定是认为我该回北京看一看。

两年后老王头揣着写有“希沿途军警查验放行”的探亲假证明来到了北京。先在澡堂洗个澡，在个小旅馆里安顿好住处，换身干净衣服直奔刘卿云十二年前的工作单位。在门口登记的地方他没说找刘卿云，而是找卿云的同事李月梅。这是他早就想好了的。老王头儿怕卿云在这些年会有什么磨难，不如先打探这位女士。李那时和刘卿云是非常要好的同事，当年他是王掌柜的时候也见过几面，印象相当不错。

事情很顺利，他说自己是李的朋友，到北京来了想看望一下。这是个出版社，单位不大，门口管登记的告诉老王头儿李在哪个编辑室。

李正在办公，听到老王头儿轻声说“我是卿云的王伯伯”后顿时愣住，忽然眼圈一红。随即从抽屉里找出个信封，示意老王头儿和她一起出去。在走廊里她轻轻问：“您…没事儿了吧？”老王头儿点点头。李随即掏出信封，把信拿走，空信封交给老王头儿，“卿云给我的信。她现在的地址在上面。她有时和我联系。我的地址也在上面。有时间您可以到家里找我。”

　　老王头儿出了出版社，在街头掏出信封看。信是从豫南的一个县的农场寄来的。他当机立断，去旅馆拿上自己的东西，上火车站买了车票直奔而去。一路上他不断地感谢上苍，说自己定是上辈子积德，竟顺利地打听到了卿云。

两人见面充满辛酸，但相互也有了安慰。卿云是在十一年前被“开除出革命干部队伍的”，除了“未能与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外，当然也因为“与历史反革命分子（王掌柜的）未能划清界限”。其实还有个最重要的不能公开的原因，她拒绝“服从组织需要”嫁给一位她根本不认识的进城干部。对她的惩罚是“开除出革命干部队伍”，保留公职。她被发配到豫南这个农场成为一名普通农业工人。她体质本来就不好，重体力劳动让她患上慢性肝炎。老王头儿见到她时，卿云已骨瘦如柴，而且一直是孤身一人。

　　卿云告诉她的王伯伯说“王伯母到香港不久还给她来过两封信。第一封说他们母子到了香港，生活安定了下来。几个月后来了第二封信说会离开香港到‘另一个地方’去。此后就再没音信”。老王头儿听着，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点点头，猜想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是去了台湾。

老王头儿内心都是愧疚，卿云姑娘到底还是受了他的牵连。他告诉卿云，自己过去的那个铺子被政府折价了点钱，回农场后就给卿云寄来，让她买些营养品。“不，我不要。我要和您在一起！一个人的日子太难熬了，我活不下去了……”卿云喊了起来，跟着就是默默地流泪。老王头儿半晌也说不出话来。许久他慢慢地说：“卿云，好吧，我现在就应该是你的父亲了。你就是我的女儿。我们相依为命。”

卿云默默地点头。

“你的意思要到我现在就业的农场？”看着卿云继续点头，他又道：“你要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俩‘结婚’。”卿云吃惊地瞪着眼睛，老王头儿像没看见一样自顾自地说下去，“不用这个办法你没法去我就业的农场。你现在是我的女儿，我是你的父亲，但我们必须在名义上‘结婚’。你要想好喽。”

卿云同样的木然地再次默默地点头。老王头儿看着远方，“这事情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

几个月后，刘卿云终于办理好和老王头儿的结婚手续，在豫南的那个农场辞职，来到“北大荒”的一个农场成为老王头儿的“老伴儿”。

 　　“文革”开始后的1969年，大批“知青”来到了这劳改农场。劳改犯都迁走了，有些就业农工留了下来。老王头儿那时他已经六十多，他是分场“打更”的，夜里专门在猪舍、羊舍、鸡舍（养着许多鸡鸭鹅）、牛圈（养着许多母牛和小牛）、马号和牛号（养套车的马和牛的地方）巡逻，兼烧猪舍的猪食。那一带离分场住宅区较远，离草甸子近，冬夜里会有饥饿的狼出没；叫一个大小伙子大黑天的去那儿都有些害怕，他一个老人“打更”安全吗？咳，他是什么人？“农工”，再说干了很多年了，也没见他被狼吃了呀。

　　“老王头儿，你晚上‘打更’害怕吗？”“知青”们曾好奇地问。他微微笑一下，“看见了狼，我就这样。”用拐棍敲敲地。他拄着个拐棍，戴个破毡帽，一身落满补丁的老棉袄、棉裤，还扎着裤脚，蹉跎的岁月让他老态龙钟；但个子仍很高，花白的山羊胡子，肿眼泡下有几块老人斑，样子挺慈祥。

　　老王头儿的“老伴儿”还活着时，傍晚他去“打更”，总看见他俩一前一后地往那边去。他“老伴儿”也去“打更”？哪儿呀，是送送老王头儿，天天如此。她有时也在连队里干点杂活，多半是搓细麻绳；样子憔悴，可她总是很平静的样子。老王头儿偶尔上分场小卖部买些糖，说“老伴儿”肝不好，吃些糖有好处。

　　1977年老王头儿“老伴儿”去世。连队里给她钉了口薄皮棺材，埋在十来里地外的乱坟岗子上。老臧头儿在“老伴儿”入葬前，把几本很旧的法文书放进棺材。不是什么信物，是法文版的“人民中国”杂志，而且还是小二十年前的。怎么，她会法文？后来大家才知道，人家法国留过学，法文好着哪。是嘛？“知青”们觉得真有点不可思议。再问老王头儿，不知是耳背，还是不堪回首，表情木讷。

　　猪舍干活的一位上海女“知青”前来看望；她经常悄悄照顾老王头儿。见只有她一人来，老王头儿忽然求她给自己的儿子写封信，地址已写好在一张纸上。大致意思是说他没有尽父亲的责任，非常对不起；但知道儿子有出息也就放心了。他要儿子好好做人。他知道儿子正办理手续来找他。如果儿子来时他已经“走了”，请儿子“务必将我和你妈合葬在一起。还有一事一定要办，就是把卿云也带走，交给她的家人，让他们团聚。说我对不起他们，没有照顾好卿云。儿子，你父亲这辈子活得堂堂正正，现在生死已看得很淡。请你告诉卿云的家人，苍天作证，我从来没做过缺德事……”

　　岁月啊，岁月……严冬的夜空布满阴云，飘着零星的雪花，到处一片漆黑，只有地上似乎永远不化的积雪隐隐衬托出附近房舍的轮廓。老王头儿提着马灯在“打更”的路上慢慢走着，经过猪舍、羊舍、鸡舍、牛圈、马号和牛号。忽然他感到了狼，伺机嗜血的狼在不远的地方盯着他。他镇静地站下，用拐棍“咚咚”地杵地。狼稍退，但并不远去，像鬼魅一样游荡着。他又前行。回头看看，觉得他们住的那栋茅草房中还亮着熟悉的、昏暗的油灯，像天上唯一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