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版

阿彪轻轻抿了一口奶茶，继续讲下去：过没多久，就有人安排我和阿玉，还有其他三个人一齐上廣州。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招待所住下，每人发了一点生活费，有人带着我们每天上街闲逛，熟悉熟悉环境。几年没来，省城大变样。四处都是大标語，每个人看起来都是精神焕发。又过了几天，接到通知说过兩天要开欢迎会，叫我们准備一下。阿玉問我要准備些什么？我跟她开玩笑说“准備大吃一顿吧。”
阿玉叫我正经一点，我说我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倒不如問一下那位来发通知的同志吧。那位同志听到我们的对话，就笑着对我们讲：“是这样的，到時会有領导接见你们。如果領导問你们为什么回来，你会怎样说呢？”
我就说：“当然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香港没生计，回来讨生活囉。”
那同志说：“如果你说一心返回祖国參加建設会不会好听一点呢？”
我马上回应：“当然好听得多啦。我们就按你说的意思来讲。”
开会那天真热闹，整个礼堂坐滿了人。領导们轮流發言之后还有个香港人代表發言，接着就是聚餐。
我就对阿玉说：“看，是不是吃一顿啊？”
同来的几个人一齐竖起大拇指说：“最棒是这回啦，彪哥。”


会后那几天，就安排我们这帮人四处參观。相处了几天才知道原來从香港回来了不少名人。除了戏行内的一些大老倌，还有教育家，画家之类。像我这样的，简直就是一个“梅香”，还是没有台词的那一种。幸好那時的人相当平等，大家都是同志，没有那么多势利眼。又过得一阵就“分配”了，各人按照原來的行当分到不同的單位。我和阿玉一起被分到了粵剧团。说真的，雖然开始的时候不太习惯上面各种大小会议，但当時上面的人普遍有一种奮發向上的精神是我们所没有的。渐渐地我们也都融入到那种气氛之中，觉得自己是社会發展的一分子，正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像以前，唱戏纯粹是为了糊口。我们那个時候排戏很卖力，既有傳統劇目，又有新戏。又不用担心票房，每个月笃定有薪水可拿。有時下乡演出，乡亲们热情得很，大魚大肉款待自不待言，还要送些土特产给我们带回省城。


阿玉在劇團一直都是二邦花旦，她这人做事認真，从来不招惹是非，所以人緣很好。那个時候回香港也还算方便，尤其是从香港回去的，只要没有演出任务，寫一份申請通常都会批准。所以阿玉就時不時返回香港探亲。她还托人到处打听省城有没有适合阿生的工作，很想阿生也能来省城，一家團聚。其实当時好多單位都想要阿生，但是都没办法安置他们一家四口。要他们自行处理他们也没这个能力，这件事就这么样被拖住。谁知道后來阿玉出了事，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就此分崩离析。。。。。。


听到这里，林伯长叹一声：“唉！真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呀。”


阿彪看了一眼林伯，摇摇头，接着讲下去：有一次，我们的剧團排了一出新戏。上戏之前照例要請领导来审查。在約定的日子那帮头头脑脑就来到我们剧團，总共四个人。有三个之前都曾经見过，另外一个最年轻的就没見过。團长事先就告诉过我们，这回来審查的会有个新来的高部长，叫我们各方面要多加注意，千万别掉链子。大家却都想不到这个新部长这么年轻。我们使出浑身解数，顺顺当当地把戏唱完，头头们没有什么意見，全团上下松了一口氣。高部长还特意叫團长招呼阿玉和我走近他们，首先表示欢迎我们返回祖國參加建設，接着又問我们是不是党员。知道我们还不是党員，高部长就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不要不問政治，要做个“又紅又专”的演員，为人民服务。我和阿亞玉一个劲地说“是！”


过了几天，團領导非常开心地宣佈说高部长选了我们剧團做他的“蹲点單位”。我不明白团领导为什么会这么高兴，难道不用干活吗？有个老團員就对我解釋：但凡“蹲点單位”就是某个領导的“试验田”，一定会得到特殊照顾。你想一想，他自然希望自己所选的單位能出成绩。怎样才能出成績呢？当然要适当地开开“小灶”嘛。正所謂“近廚得食，近官得力”，你说我们的团领导哪能不由心底里笑出来呢？


为了方便高部长来我们團指导工作，團領导特地给高部长布置了一间专用办公室。从此以后，高部长就不時地来到我们團，来了就找人談話,找得最多的就是阿玉。于是就有传言说高部长要培养阿玉入党并提拔当干部。亞玉就一劲的否认。传了一段时间就慢慢地淡了。


再过了几个月，我们剧團要去粵北几个地方演出，高部长亲自帶團。演出一路都很順利，高部长也一如既往地找人談話，做思想工作。有一晚上没有演出，高部长又让人叫阿玉到他的房间談話。这次去的地方條件相当好，当地的干部安排了一个套間给高部长，离开我们團員的住处比較遠。那个晚上阿亞玉去了很久。我们只顾聊天，打扑克没太留意。忽然間阿玉双手捂着脸，哭着走回宿舍。同事問她发生什么事，她一句话没说，只是哭。过了一会，兩个團长来宿舍把阿玉叫了出去，谈话谈到半夜，大家都睡下了阿玉才返回宿舍。同事们知道肯定發生了一些事，不过大家都不想挑起话头。第二天我問阿玉头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阿玉说稍后会告诉我，叫我先不要問。


经过那个特别的夜晚，整團人好像都丢了魂。高部长第二天大清早说省里有事，提前走了。兩个團长每天黑着脸，像谁欠了他们的钱.阿玉则像被霜打的禾苗，彻底的蔫了。好不容易捱到完成了演出任务，回到省城，我马上追問阿玉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什么事。开头阿玉还是不肯讲，后來看我发火才吞吞吐吐地说了个大概。原來姓高的那个混蛋一向借口找阿玉談思想，其实一直想玩弄阿玉。又说要让團长当阿玉的入党介紹人，又说要調亞玉去另一个剧團做正印。阿玉不敢得罪他，就一直装傻充愣，不置可否。在乡下的那个晚上，那混蛋撕破脸皮想要霸王硬上弓,谁知道阿玉不甘受辱，情急之下把它的脸抓了几道血痕，她就煽了阿玉一巴掌。事后團长对阿玉说那个高部长很有來头，年紀不大但是資格却很老,既然自己又没吃什么亏，不如就当作黑板上的粉笔字抹了去，不要把事情闹大。所以阿玉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自家知。我听了也很气愤。不过回心一想，團长都开了这个口，就是说他们也有很深的顾忌，难道真要去找一个包青天来主持公道吗？阿玉还求我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阿生，怕他忍不住做出傻事。那我只好把头埋到沙里装鸵鸟。


又过了几个月，出了一份通告说要分批調人到基層加強地方的文艺力量。亞玉属第一批，去的是粵北山區某一个县。阿玉想在下基层之前回一趟香港，團領导就说時间比較趕，三日后就要走，不批。有人听到团領导说其实是担心阿玉到了香港就不再回来。阿玉只好饱含眼淚去粵北啦。


阿生知道阿玉下了乡，怕有一段时间都不能回香港，就特意帶了文仔去探望阿玉。回港路过省城的時候跟我讲，阿玉去的那个县，下了火车还要坐成几个钟头的汽车才能到达。那个县很小又很穷，阿玉在那里做的事与唱戲全不相干，不知道阿玉能挺多久。我就安慰他说，上头说明是分批，希望过一阵就可以被調回省城。阿生说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打死他都不会让阿玉来省城谋生。我只有劝他走一步是一步。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像是一脚踏到棉花堆里，虚得很！


阿玉是年初下的乡，快到年底，忽然接到粵北那边的消息说阿玉死了，大家都很诧异。据县文化站的说法，亞玉是掉到水塘里淹死的。團領导马上通知阿生，阿生隔天就赶回省城,向團領导了解情況.團領導就说具体情况他们也不太清楚，叫阿生到当地去問。


阿生匆匆忙忙赶到县里去，却连阿玉的尸体都见不到。文化站站長说估計阿玉是晚上掉到了水塘里，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現，尸体泡肿了，不能久放，所以已經火化。阿生想要多住几天，多找几个人了解一下情況。站長就说公安局已經有了結論，时下腊鼓频催年关近，大家都没工夫，叫他把骨灰取了赶快走。阿生不理睬他，硬是要多住几天。谁知道一提阿玉这桩公案，个个都一问三不知。招待所看門的老伯看見阿生如此凄凉，有一天晚上悄悄地来到阿生房里，將他所知道的统统告诉了阿生。老伯说，大约三个月前，文化站收到消息，阿玉有外逃香港的傾向，要求文化站加以注意，阿玉若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要马上報告。文化站的領導着实留意了一段时间，看阿玉没有任何異常，就將这件事放在一边。谁知道上个月，縣委要文化站盡快組織一場批鬥會，批判阿玉“抗拒思想改造，意圖投敵叛國”。文化站長一頭霧水，又不敢多问。批鬥會的那个晚上，縣里專門派了十几個人来參加。说真的，如果没有这帮家伙，文化站那几个人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一开始要阿玉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阿玉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对,于是死不张嘴。那帮家伙就一個個發言，这個说阿玉整天涂脂抹粉，資產階級思想嚴重，那個就说阿玉下乡这样久都很少下田，抗拒勞動。。。。。。最利害的是有一个家伙拿出一张纸，说是阿玉一心想去香港，意圖投敵叛國的罪証！阿玉見到那張紙，小脸刷的一下子就白了。她認得出那是她写给阿生的信，里面说到自己好後悔，一心以为上省城能有多些唱戲的机会，谁知现在不上不下，真不知道怎样才好！不过阿玉很犟，死都不肯检讨,縣里来的那帮人没办法，只有把阿玉拉到各條乡“遊鬥”。阿玉出事前的晚上，又被縣里来的那帮家伙拉到乡里開批鬥會，第二天早上就發現阿玉死在水塘里！


阿生马上就要去找縣委領導評理。老伯勸他说胳膊始終拗不過大腿，搞不好怕连自己都回不了香港。老伯还说，出事之後，对於將亞玉的死定為“意外死亡”还是“畏罪自殺”也有爭议。阿生说人都死了，怎么定都是死的啦，有什么分別呢？老伯说你们香港人不明白的啦。“意外死亡”算是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是“畏罪自殺”就成了敵我矛盾，你想把骨灰拿回去怕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关卡要过。阿生多謝阿伯提點，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從此不曾踏入過大陸一步。


阿彪讲到这里，大家听得有一阵低低的抽泣声，循声望去，見到蘇師奶用手帕掩住口，在桌面上放下茶钱，推開椅子，匆匆走了出去。超老板望住蘇師奶的背影，低声说道：“嗨，又是一個痴情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