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读书能读出不同的东西。一部《红楼梦》，有人读出儿女情长，有人读出宫廷权术，有人读出看破红尘，有人读出阶级斗争。同样，最近香港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也能读出不同东西。海内外不少人，从书中读到了赵紫阳的“民主信念”。例如作者宗凤鸣先生在该书扉页上的题词便是：“献给为坚持正义为中国转向民主政治献身的赵紫阳”。有位朋友来信，说读出了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不同。我却两者都没读出，非但没有读出赵紫阳的“民主信念”，还偏偏读到了赵紫阳和邓小平的相似。 赵紫阳并不“民主”的信念，书中俯拾即是，不一而足。例如，下台前，赵紫阳提倡的政治改革是：第一，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变，但党要改变领导方式。第二，中国要实行法治（宗凤鸣，146页）。这两条都与民主无关，倒与邓小平思想颇为近似。下台后，赵紫阳说自己对政治改革的想法有所改变，但仍坚持中国不能搞多党制。在长达十六年的软禁生涯中，赵紫阳在政治改革上走得最远的言论，是说要象香港那样，给人民以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宗凤鸣，84页，344页）。赵紫阳为什么说要像“香港”，而非“台湾”或“南韩”？赵紫阳主政时流行的“新权威主义”要仿效的榜样之一，历来是作为整体的“亚洲四小龙”。如今台湾、南韩为何排除在外？因为台湾、南韩在九十年代实行了多党制。但是，在西方学者开列的民主“第三次浪潮”排行榜上，台湾和南韩恰恰是亚洲的佼佼者，而香港却名落孙山，榜上无名。在赵紫阳书中读出或希望读出“民主”的人，对此大概颇感尴尬。而我却从中读到了赵紫阳思考问题的严肃、理性和诚实。赵紫阳没有因为不再是国家领导人，没有因为个人遭遇而随波逐流，迎合世俗。他不象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自封“民主领袖”，信口开河，不计后果。同时，宗凤鸣先生也忠实地记录了赵紫阳的思考，不管这些思考是否符合宗先生本人的想法。正因为这样，《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才不失为一本追踪下台后赵紫阳思想轨迹的好书。 在《红楼梦》中读出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说：《红楼梦》第四回是理解全书的总纲。以此类推，理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并由此推广至理解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人恩怨为中心的那段中国政治历史的总纲，可能是赵紫阳大意如下的一段话：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与和赵紫阳分手不一样。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和赵紫阳分手却只有“六四”一件事。邓小平和胡耀邦关系很深，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的根本原因不是八六年学潮，而是政见不合，主要表现在“反自由化”上。邓小平说过，“反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对胡耀邦越来越失望，说自己“看错了人”。即使没有八六年学潮，邓小平也要让胡耀邦体面地下台。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关系不同，他们间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却大力支持，尤其在经济改革上，邓小平宁可压胡耀邦而挺赵紫阳。“六四”前不久，邓小平甚至要赵紫阳接掌军委主席一职。邓小平要赵紫阳下台没有经过长久酝酿，根本原因就是八九年学潮一件事，这与邓小平要胡耀邦下台完全不同。“六四”后，邓小平从来没说对赵紫阳是“看错了人”。相反，在“南巡”这个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的重要亮相中，还公开夸奖赵紫阳，可见邓小平对赵紫阳由衷赏识（宗凤鸣，61页，83-84页，125页，143-4页，177页，207-8页，238页）。 为什么邓小平说起用胡耀邦是“看错了人”，而不说起用赵紫阳是“看错了人”？因为起用赵紫阳，邓小平确实没有看错人。无论讲理想抱负、治国方略，还是论聪明才干、人情练达，邓小平在整个中共高层难找第二个人，能象赵紫阳那样合适来贯彻落实自己的政治主张。赵紫阳不像胡耀邦，他不热衷于“理论务虚”、“真理标准”。他不会关心“作协四大”的选举自由，不会为想象中“艺术的春天”心潮澎湃。但是，凭赵紫阳的才情、敏锐、眼界、甚至天性，他又远比胡耀邦更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年那个铜墙铁壁、令人生畏的社会主义。赵紫阳的这种能量，从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年共同的政敌邓力群的态度中可以得到证明：对邓力群来说，胡耀邦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赵紫阳是敌我矛盾。邓力群不愧是一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清楚地意识到危险来自何方。 然而，赵紫阳却获得邓小平的赏识：一种男人对男人的赏识，政治家对政治家的赏识。这种赏识，用“高山流水”、“空谷足音”形容不算为过。赵紫阳和邓小平十分相似：他们都追求民富国强，都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解决问题就是好“主义”（宗凤鸣，324页，327页）。他们都相信经验，尊重实践，在改革中不问“姓社姓资”，他们都“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摸”到的都是同一块“石头”，通向的都是同一个市场经济。他们的改革时间表有同样的轻重缓急，都主张先经济，后政治。他们都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快速变革的年代，需要权威政治保持社会稳定（宗凤鸣，83页）。如果说，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关系是“私交”的话，那么，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关系则是“公谊”。当然，“公谊”未必胜于“私交”。因为对政治家来说，政治联盟一旦破裂，“私交”尚能藕断丝连，“公谊”却注定荡然无存。所以，胡耀邦下台后还应邀赴“邓府”切磋牌艺。而赵紫阳与邓小平“八九”一别，从此无缘再睹天颜。整整十六年，漫漫长夜，寂寂永昼，“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中共党内有人这样概括邓、胡、赵的特点：“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这个概括原本不错，如果它不排除“邓小平也有头脑，赵紫阳也有手段”。赵紫阳不仅有手段，而且手段也和邓小平相像。这种相像，虽不一定“神似”，却至少“貌合”。例如，一九七六年邓小平曾以一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公开道破了自己和毛泽东分道扬镳的决心。同样，一九八九年赵紫阳也曾泪洒广场，以一句“老了，无所谓了”公开宣示了自己和邓小平分道扬镳的决心。所不同的是，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比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占尽“天时人和”。所谓“天时”，是指天从人（邓）愿，毛泽东一九七六年按时一命归西。所谓“人和”，是指中共高层“人心”，一九七六年确实在邓小平一边，而一九八九年未见得在赵紫阳一边。 不仅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相似，如果将两段历史，各自推前两年，就会令人惊讶地发现，一九八七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四年的邓小平同样相似。一九七四年，刚从江西返京的邓小平参加了中央批评周恩来的会议，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大考验。在会上，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厚望，对周恩来讲了那段日后注定永载史册的名言：“你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即，你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警惕”（高文谦，472页）。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批评与“四人帮”不同，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右倾投降”、“评法批儒”等废话。但是邓小平的批评远比“四人帮”厉害，短短三十一个字，字字千钧。同样，在一九八七年导致胡耀邦下台的“生活会”上，赵紫阳也身手不凡。赵紫阳问胡耀邦：“现在老人还在，你尚且如此。一旦格局有变，你我如何共事”？（宗凤鸣，203页。邓力群，444-445页）。“生活会”前夜，即将扶正代总书记的赵紫阳造访胡耀邦，谈话中赵问胡：“小平多次招呼，为何不听？究竟有什么考虑”？据赵紫阳说，胡耀邦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宗凤鸣，216页）。面对这样的问题，真不知胡耀邦该如何回答？与赵紫阳不同，邓力群在胡耀邦“生活会”上，作了三个半小时的长篇发言（邓力群，417-443页）。通观全篇，邓力群虽然洋洋万言，对胡耀邦主政时历次意识形态斗争，不厌其详，如数家珍，却远不及赵紫阳寥寥数语的份量。与一九七四年邓小平讲话相比，赵紫阳讲话在文采、意境和深度上都略逊一筹，但两者同属“诛心之论”，同样直刺命穴，一剑封喉。 正因为如此，下台后的赵紫阳对那段历史耿耿于怀，在书中不惜用大量篇幅进行表白。对那封引起误解、自己在“生活会”上提起过的致邓小平的信，更是全文发表，立此存照。大有拳拳此心，天日可表之概。其实，赵紫阳大可不必如此。明眼人都会同意，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正如赵紫阳所说，“自己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帮忙，帮也没用”（宗凤鸣，209页，238页）。至少从实际效果讲，赵紫阳讲的是真话。赵紫阳所作所为，和当年“批周”时邓小平所作所为一样，都不会影响被批判者的命运。但是，他们的讲话却能影响自己的前程。特别有趣的是，下台后的赵紫阳还将上述信件，抄送胡耀邦夫人李昭一份，意在取得这位未亡人的谅解。据说，那位当年为“自由鸣炮”，如今向“第一桶金”敬礼的胡家长公子胡德平，深明党国大义，慷慨表示：他们这代人不会计较此事，只是他母亲难以释怀（宗凤鸣，217页）。不经意间的一句话，道破的其实不是代沟，而是政治，更是人性。胡德平如此大度，因为他正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他如此豁达，因为他不仅是儿子，更是厕身庙堂的男人。李昭做不到这点，因为她已垂暮之年，物是人非，往事哪堪回首；她难以释怀，因为她不仅是妻子，更是以家为中心的女人！ 既然赵紫阳和邓小平如此相似，为何最终难逃被废的命运？其实赵紫阳的被废，恰恰是因为他和邓小平相似。《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个过程，和我却只有‘六四’一件事”。试想，如果政见不同，分手就必定有一个矛盾逐渐暴露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政治决裂就必定起于风云突变，利益对峙。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政治形势表面上和一九七六年何其相似？广场上同样群情沸腾，北京城中同样人心所向，导火线同样是一位政治领袖去世，中南海最高统治者同样风烛残年。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一定想到了一九七六年。而且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还知道，“邓小平身体非常不好”（宗凤鸣，361页）。可惜，这种表面的相似掩盖了更深刻的差别：邓小平不是毛泽东，“改革开放”不是“文化革命”。下台后两年，赵紫阳第一次会见宗凤鸣时，还颇具自信。他不无调侃地说：“我什么都不愿干了，总理也当了，总书记也当了，还想做什么呢”？是啊，他还想做什么呢？其实，他想的就是不当那个有名无实的总书记，他要的就是不再做“儿皇帝”！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多么相似，他们都要在上一代强人离世后，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一个血性男儿，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一个和邓小平有着类似聪明才干和雄心壮志的革命者，萌生了和邓小平同样的渴望和抱负，这能怪赵紫阳吗？ 再后来，邓小平“南巡”，讲了句“谁不改革谁下台”。赵紫阳的朋友们闻风而动，纷纷议论邓小平是否会象当年毛泽东再度起用自己那样，起用赵紫阳。而此时的赵紫阳，独具慧眼，知道大势已去，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赵紫阳说，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恩怨”的问题，而自己在“六四”问题上和邓小平结下了“恩怨”，形成了对立。要邓小平再起用自己是不可能的（宗凤鸣，42-43页）。在书中，赵紫阳多次断然否定了外界有关“六四”前邓小平曾想要赵紫阳下台的猜测（宗凤鸣，61页，240页，358页，362页）。同样，在书中赵紫阳也多次断然否定了“六四”后邓小平再度起用自己的可能。这一前一后两个“断然否定”，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结论：邓小平和赵紫阳分手就为“六四”一件事。在为什么分手的问题上，赵紫阳和邓小平两人都表现得比他们的追随者高明，他们两人对分手的原因心知肚明，所以事后很少批评对方。“六四”后，在处理赵紫阳问题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李先念作了长篇发言，陈云讲了两句话，邓小平则一言不发（邓力群，499页）。在其它场合，邓小平除了夸奖赵紫阳外，要批评也就一句话：“赵紫阳是自我暴露”，言简意赅，回味无穷。同样，赵紫阳在书中也很少批评邓小平，想起往日恩怨，最多也就一句“君欢胜于民心”（宗凤鸣，118页），七分感慨，三分解嘲。 虽然邓小平对和赵紫阳分手一事沉默寡言，但这并不说明邓小平对此掉以轻心。恰恰相反，对和赵紫阳分手一事，邓小平一定思前想后，痛定思痛。和胡耀邦分手，毕竟是自己“看错了人”。胡耀邦虽然和自己私交甚笃，虽然对“改革开放”热情奔放，但毕竟“童心未泯”，和自己在政治风格上相去甚远，所以“私交”不足为凭。但万万没料到，找了个赵紫阳，和自己如此相似，从治国理念到政治手腕，可谓一拍即合。却又恰恰因为太相似，最终还是分手，可见“公谊”也不可靠。大概正是从这一刻起，邓小平下决心要找一个和自己既无私交，又无公谊的人来接班。他终于明白了，最可靠的接班人，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因为，如果和邓小平有“私交”，在中共高层必定盘根错节，且政见未必相合；如果和邓小平有“公谊”，则必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煮酒论英雄”，你可以有“邓小平时代”，我为什么不能有“赵紫阳时代”？“六四”后，邓小平再三说要“冷静地思考过去，冷静地思考未来”，他一定将这层也“思考”了进去。正是从这层“思考”出发，邓小平产生了选择江泽民的思想基础。当然，真要讲清邓小平选择江泽民的详情细节，必须另成一文，且待下回分解。 下台后的赵紫阳，英雄末路，壮志未酬。身陷富强胡同四合院内的狭窄天地，耳闻时代变迁历史前进的隆隆脚步，“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纵有千种不甘寂寞，更是万般无可奈何。所以，赵紫阳多次提到，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虽然自己有抱负，有使命感，但终究未能如愿以偿，实在抱憾终生（宗凤鸣，1页，286页）。毕竟，和邓小平一起进行“改革开放”，是赵紫阳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下台后，虽然曾经宦海沉浮，惊涛骇浪；虽然阅遍世事变迁，荣辱毁誉早以置之度外，在平静外表掩盖下，赵紫阳内心深处却难免波澜起伏。这种波澜，有时会突如其来，如惊鸿一瞥，冲口而出。一次，赵紫阳指着秋风落叶的庭院，对宗凤鸣的孩子说：“我就这么大的活动空间啊”！（宗凤鸣，286页）一时间，落难政治家心有不甘却又壮志难酬的内心世界，溢于言表，跃然纸上。昔日的党国元首，当初的改革功臣，如今悲从中来的肺腑之言，却只能托付后生晚辈。“都道牢骚言，谁解其中意”？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多少寂寞，多少无奈，怎不令人倍感凄凉。赵紫阳主政时，多少人谬托知己，左一个“赵紫阳智囊”，右一个“赵紫阳幕僚”。结果，“智囊”成事不足，“幕僚”败事有余。待到大厦既倾，万念俱灰，始有故知旧友，经年累月，记下一言一行，遂使《谈话》一书流传于世。孰料紫阳虽已永生，世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读罢全书，有感于此，不禁掩卷唏嘘：软禁中的英雄虽已“永远自由”，相伴的竟是同样的寂寞与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