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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件事，大概是1967年11月，杨成武派人去上海为江青取材料。叶群通知我，要我从空军里派一个人，交杨成武统一安排去执行任务。我当即派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朱铁峥。杨成武也选了总参一个叫陈宏的干部，与朱铁峥一起去上海办这件事情。然后，江青、叶群、杨成武三个人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布置任务。在他们开会研究之前，叶群跟我说，这个会议参加的人越少越好，让我不要参加。

事后，朱铁峥告诉我，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着江青的一箱子材料，江青要杨成武负责把这些材料拿回来。这个任务，杨成武就交给了朱铁峥和陈洪去具体完成。朱、陈二人到了上海，把这一箱材料拿回来交给了杨成武。然后，杨成武就把这箱材料保存在京西宾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央文革碰头会在怀仁堂开会。那天，江青到得很早，我和杨成武到怀仁堂时，江青突然向杨成武发开了脾气。她说：“你杨成武是‘放长线钓大鱼’呀！你从上海搞来的材料，迟迟不作处理，你是想钓我这个大鱼呀！”杨成武一听，赶紧申辨说：“我怎么是‘钓鱼’呢？我能放长线‘钓’你江青同志吗？”江青说：“你从上海拿来的材料，为什么不烧了，放在那里想干什么？”杨成武当时脸就变色了，说：“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烧，我敢烧吗？”江青说：“你早就应该烧了。你和谢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烧掉。”杨成武说：“好，马上办。”当天晚上，杨成武就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宾馆把这箱材料烧掉了。

另外，当时还有一件事情与江青和杨成武有关，这就是关于组织写作“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的事。1967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并且提出要先写出一个提钢。对江青的这个提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那么这个提纲究竟由谁来写呢？江青提议由杨成武负责。于是会议决定，这个提纲由军队组织写。

会后，杨成武专门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抽调了30多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的一层楼上，专门来写这个“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杨成武把自己的女儿杨毅，也从《空军报》社调进了这个写作班子。

过了三、四个月，提纲的初稿出来了。讨论的时候，杨成武要我也去参加。我一看，这个提纲里面总共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彪，再有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连周恩来都没有！于是我就跟杨成武说：“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成武和我咬耳朵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我这才明白，江青哪里是真的要写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她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机抬高自己，为日后进一步掌权作铺垫而已。

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件事。在这之前，有一次，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你们现在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示”。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以后，毛泽东一看就说：“我早已经知道了，那是假的，没有用处。”我把这两件事情一联系，我当时就感到江青这个人，用心叵测。

“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写成后，杨成武就送给了江青，江青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一下就把提纲摔到了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提纲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的人全部送回原单位，一个也不要留。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江青连夜通知杨成武，要他把所有的人全部遣散回原单位。

到了1967年底以后，我就感觉到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毛泽东、林彪对杨成武的信任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其中真正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但是事情总有症候。从表面上看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件事情，是与以杨成武名义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有关。这篇文章是杨成武领导下的总参写作组写的，文章写好以后，杨成武在陪同毛泽东南巡的时候，曾亲自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酌处。”

1967年9月23日，杨成武随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便将这篇文章送到了陈伯达处。以后经陈伯达同意，这篇文章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了。文章见报以后，全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电台一天三、四次地广播。我还记得，文章发表以后，杨成武曾高兴地对我们军委办事组的成员说：“文章点名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听了广播以后，马上就承认了自己是假党员。”

谁知道，这篇文章，在不久之后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上作了六条批示。批示中的前两条都提到了杨成武的这篇文章。其中第一条批示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什么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真理相对的东西之中，就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第二条批示说：“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是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权威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将这个批示转给了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12月27日，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义，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转发给了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省军区，以及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各个地方的新闻机构。这样一来，就等于在全国公开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一文的批评，使人不得不联想到杨成武。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1967年底，有一次我们在京西宾馆审查样板戏，周恩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了这次审查。这个时候，总政治部实际上已经瘫痪了，中央军委任命刘贤权为军委办事组政工组组长，主持全军的政治工作，实际上等于总政治部主任。但是当时刘贤权还没有到任，政工组的工作是由政工小组副组长刘锦平在主持，刘锦平原是中国民航总局的政委，经杨成武提议，调来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的。那天的晚会就由刘锦平主持。

这个晚会，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到场。这个事，杨成武头一天晚上曾经告诉过我，但他那天大概因为在忙于别的事情，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没有及时通知叶群。林彪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到了8点钟就要吃安眠药睡觉，如果晚上8点钟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参加，就一定要早一点通知他。那天因为事前没有接到通知，依照惯例，林彪到了晚上8点钟就吃药睡觉了。而在京西宾馆这边，所有预定来的领导人都到了场，唯独林彪和叶群没有到。看到林彪没到，江青不干了，非要坚持等林彪到场不可。结果林彪迷迷糊糊地被人从床上拉起来，送到京西宾馆看节目。

这一折腾，叶群不干了。演出刚刚开始，她就把杨成武和我叫到休息室，就在那里对我们破口大骂：“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组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你们两个主持这次演出，为什么要等林总睡了觉才通知我们，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你们这是干什么，用意何在？”杨成武解释说：“这次演出，我已经委托刘锦平主办，要他全权负责。”叶群斥责说：“叫刘锦平主办，你就撒手不管了？你这个总长是干什么吃的？”她这一骂，骂得杨成武一声也不吭了。

被叶群这样一通骂，杨成武不高兴，我当然也不高兴。但当时我的心里纳闷，仅仅是为了审查节目这件事情，就至于这样骂我们吗？看来叶群这场发作，主要还是冲着杨成武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可能还牵涉到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只是我实在搞不清楚罢了。所以，第二天晚上，我跑到杨成武家里问他：“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脾气？”杨成武只是说：“我也搞不清楚，骂就让她骂吧。”对这件事，杨成武不满意，我也不满意。

这两件事情以后，杨成武的情绪有些低落，经常不参加军委办事组的会议，甚至连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也经常不参加，只是要我在会议以后向他通报情况。

杨成武和我在红军时期就相互认识，一起在军委办事组工作，也有半年多时间。本来我们俩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在军委办事组工作时间也相互配合得很好，但是到了1968年3月，我们两个人之间却出现了矛盾。

矛盾是由杨毅引起来的。1968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京西宾馆办公处理问题时，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和副主任周宇驰一起闯了进来，他们一见到我就说：“吴司令，空军发生大问题了！余政委的秘书单世充的老婆縱素梅找到党办，哭哭啼啼地来告状，要我们救救她。”

事情是这样的：余立金有一个秘书，叫单世充，人长得比较精神，又能说会写，给刘亚楼和我都当过秘书。那天下午，他的老婆来到空军党办大闹，说单世充和杨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提出的根据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杨毅因参加“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写作班子，住在京西宾馆，而单世充则几乎天天往京西宾馆跑，还经常给杨毅带一些吃的东西。每次縱素梅问单世充去干什么，单世充就说是到京西宾馆洗澡。

除此之外，她还在单世充的日记本里，发现了单世充和杨毅两人的合影和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上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还有，縱素梅本来和单世充的感情很好，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是单世充这时突然向纵素梅提出要离婚。在这种情况下，纵素梅说她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上提出求救。

我听了以后，不觉大吃一惊。我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真要是这样，对杨代总长的影响就不好了，杨代总长会怪我们的。但是，事情还需要进一步搞清楚。你们先找单世充谈一谈，问清楚究竟是怎样情况。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就要单世充承认错误，不准再闹离婚，同时不准縱素梅到外面去乱告状，要注意保护杨代总长的威信。”

王飞、周宇驰回去后就找单世充谈话，但由于单世充坚决不承认，谈话就形成了僵局。王飞和周宇驰一怒之下，就把单世充给软禁起来了。

我听说单世充被软禁以后很生气，因为关押了单世充，一是叫我无法向杨成武和余立金交代，二是我认为这是党办王飞等人借机扩大事态，要整垮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空军党办的王飞、周宇驰等，对党办另一个和他们有分歧的科长卫球不满。由于卫球曾说过不同意“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而这句话又正好是林彪讲过的，于是王飞、周宇驰直接向叶群控告说，卫球反对林彪，是“现行反革命”。王飞、周宇驰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党办另一些秘书的不满，从而就在党办里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王飞、周宇驰为首，有林立果的支持；另一派以卫球为首，包括了我和余立金的几个秘书。当时，他们两派之间对立情绪严重，关系十分紧张。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一听说王飞等人扣押了单世充，反映到我脑子里的就是王飞、周宇驰要借机整人了。于是，我立即让人找王飞，王飞不在，我找到了周宇驰。盛怒之下，我骂了周宇驰，让他马上把人放出来，并且对他说：“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就扣人，实际上是夺了我的权嘛！”

没想到周宇驰回去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向我大发脾气。

叶群问我：“你怎么说林立果在空军要夺你的权？我们把立果放到空军，是要帮助你掌权，而不是要夺你的权。你好没良心！如果你怀疑，那我们马上要立果离开空军好了。”我解释说：“叶主任，你这样说不是事实。我批评的是周宇驰，并没有说立果。是周宇驰不经我的同意就扣了人，我是批评周宇驰夺了我的权，怎么成了立果要夺我的权？”叶群说：“你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我说：“叶主任，你要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批评了周宇驰，周宇驰是空军党办的副主任，难道我连批评周宇驰都批评不得吗？”叶群说：“你一批评周宇驰，他很害怕，现在都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你是不是已经把周宇驰关起来了？你把周宇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周宇驰从我这里走了以后，我就根本没有见到他。他不是和立果在一起吗？”叶群说：“根本不在一起，连立果都找不到他了。你是不是跟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别躲着立果了。单世充这个人有错误，应当审查清楚，你怕什么？连‘101’都说，这是为了维护杨成武的威信，应当把单世充弄起来，你又顾虑什么？”我一想，和叶群的关系搞僵了可是不行，于是就答应下来，马上去找周宇驰谈一谈，要他安心工作。

消息传得很快，刚刚放下叶群的电话，杨成武的妻子，也是杨成武办公室主任赵子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她要我和余立金马上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林彪和杨成武都是我的上级，而叶群和赵子珍这两位主任也都是了不得的人，我谁都惹不起。在当时，为了一个单世充，真弄得我左右为难。一边要我放人，一边不让我放，真是弄得我好为难。

明知道这次去杨成武家不会轻松，当时我实在是不愿意去，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就在我和余立金坐车刚刚走进杨成武的家门，赵子珍就开始对我们大发脾气，说：“杨毅和单世充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你们空军为什么要把单世充抓起来？你们凭什么关单世充？你们要把杨毅搞出空军，也不必要用这样的办法！王飞、周宇驰、何汝珍都是坏人，你们不作处理能行吗？”

我当时只能申辩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维护杨代总长的声誉。对单世充，我需要严加管教，不能放任，否则我就对不起你们了。”接着，我要求见杨成武说明情况。赵志珍拒不让见，说：“杨成武身体不好，不见！”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当时就想，看来这一下子把杨成武得罪了。

余立金看到这种情况，就动上了心思。这以后，他就一下子靠到了杨成武那里。余立金是我向林彪建议，由空军副政委提升为政委的。我自己认为，几年来我们两个人一直合作不错，我当时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

这两位主任都是不得了。

回家以后，我把这一情况打电话报告了叶群。叶群告诉我，杨毅和豆豆对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豆豆是支持我的，而杨毅早就给我写了大字报，批评空军的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倾向。她还对我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一气在夺你的权了。许世友不久以前送来一份材料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经被俘叛变，自首以后才到了上海，是个叛徒。这个材料也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情。”

她说的这些情况我不知道，而且也不归我管，但对单世充究竟作何处理，我却一时举棋不定。为了慎重起见，当天晚上，我亲自找縱素梅谈话了解情况。縱素梅所说的情况，与党办几个人向我反映的情况基本相同。在同縱素梅谈话过程中，我一边谈话，一边要秘书作记录。最后，这份记录交縱素梅自己看过，并签了字。为了防备万一，我还叫秘书去复印了几份，以备日后查证。

第二天上午，赵子珍带着余立金突然来到林彪的住处，先送上一桌福建菜，说是送给林彪尝一尝，然后哭哭啼啼地想说服叶群报告林彪，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整杨毅。余立金这个时候承认，是他交待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空军想整单世充是无中生有，败坏了杨成武的声誉。他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的时候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但叶群说：“不管怎样，縱素梅的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是有案可查的。”

余立金同回到空军大院以后，就立即找縱素梅谈话，警告她不要为人所利用，扩大事态。并一再对她晓之以利害。縱素梅留恋与单世充的感情，不想让单世充真的受到伤害，就想要改口，但是话说出以后，再改也难了。

赵子珍和余立金走了以后，叶群把他俩对我的控告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很生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下午把我叫到了毛家湾，告诉我说：“赵子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我报告林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回到空军大院以后，我就想，带谁去呢？想来想去，只有带我的妻子陈绥圻一起去比较合适，因为杨成武当时称病在家休息，与陈绥圻一起去探视他的病情，显得比较自然一些。另外，当天是星期天，陈绥圻也正好在家休息。于是，我告诉陈绥圻，要她和我一起到杨成武家里去一趟。

临走的时候，我又带上了秘书张云龙。我的本意是，在杨成武和我谈话时，如果有机会，就请他记录一下。后来，车到了杨家门口时，我又考虑这样恐怕不太妥当，就叫张云龙在车上等候。

我和陈绥圻进门后，赵子珍把我们带到了楼上杨成武的卧室。当时，杨成武躺在床上，我和陈绥圻上前问候了他的病情，说了几句话。这时，赵子珍向陈绥圻说：“成武同志要和法宪说几句话，你先到外面坐一坐。”

陈绥圻走了以后，杨成武就开始说服我：“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一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单世充没有错，不要整单世充，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这两件事情。”

我跟杨成武说：“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许世友从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绝没有吐露一个字。我不能证明这个材料是真是假，当然我希望没有这回事情。这个材料怎么办，也不是我做主的事情，要上面来定。我是司令，他是政委，这个事情我无权处理。至于说余立金在空军没有权，那不是事实。你也知道，我每天下午在军委办事组，晚上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空军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处理，基本上都交给了余立金，怎么能说他在空军没有权呢？第二对单世充，空军的处理没有错。对他，我们是需要教育一下，并没有说要对他进行处理。我们是怕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杨毅的声誉，更怕影响到你杨代总长的声誉。要是弄得满城风雨，影响好吗？”

说到这里，杨成武显得很不耐烦。我就说：“那就这样吧，你身体不好，耽误久了，会影响你的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我和陈绥圻走的时候，杨毅还在那里哭哭啼啼。赵子珍送我们走的时候，还一个劲地在那里大声叫喊：“要把杨毅弄出空军也不要用这个办法嘛！”

3月23日凌晨1点钟，中央办公厅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叫我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的内容没有通知，只是说要赶快去。

我朦朦胧胧地上了汽车，到了人民大会堂时，会议早已开始了。我看到在场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这个会议原来没有要我参加，是临时叫我去的。

毛泽东一见到我就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说完这些话，就没有再说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

毛泽东这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在我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把杨成武拿下来了。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杨毅和单世充的问题上，即使他全是错的，也不至于受到这样严重的处理！除了空军这件事情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这样处理是不是太重了？我当时也不敢多问。

林彪听了毛泽东的提问以后，想了一下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林彪回答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听到这话，特别高兴，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他们两人这样一说，谁都没有意见，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可是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接着，江青又提出来，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也同意了。那么调到哪里为好呢？最后决定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司令由谁来担任，又成了问题。经林彪提议，毛主席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毛主席还说：“至于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就不要再动了，动得太多不好，但是要找他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

这几个人事问题决定了以后，毛主席就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毛泽东和林彪走后，周恩来继续主持我们开会。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很强，考虑问题非常周密。在他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讨论和决定了五个问题：

第一、要我立即派飞机去广州，最迟要在当天上午把黄永胜接到北京来。黄永胜到北京以后，只准我一个人用自己的车去接，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从机场出来，直接回到人民大会堂，路上什么也不要说。到人民大会堂以后，周恩来在福建厅亲自找他谈话。

第二、通知李作鹏和邱会作两个人，带领中央警衛團的部队，到杨成武的家里去，把杨成武带到人民大会堂来，由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跟他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来，由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同时准备飞机把傅崇碧送到沈阳。沈阳方面，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作好安置傅崇碧的准备工作。

第四、要中央警衛局副局长杨德中带领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执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务，逮捕后送秦城监狱关押。同时，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准备。我问周恩来说：“夜深人静，这么多的人闯到余立金家里，动静太大了。”周恩来说：“你想个办法嘛！就说你要找他谈话，把他找到你家里来好了，我交代杨德中带警卫队在你家里等，你负责要秘书通知余立金到你家里来就行了。”

第五、决定于3月2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周恩来布置完这些事情以后，就要我先回空军大院，一是安排飞机到广州接黄永胜，二是协助杨德中逮捕余立金。回到空军大院以后，我立即通知指挥所安排飞机，同时给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奉命转告他，说中央决定要他立即到北京来，飞机可能很快就到广州，请他作好准备，等飞机一到，就立即随机前来北京。

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回到家里，通知空军副参谋长梁璞和警卫营长田广林到我家里来。这个时候，杨德中也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商量好，由他带领警卫团的人在我家的院子里等候，等余立金一来，就执行逮捕任务。接着，我要秘书通知余立金，请他到我家里来一下，说我有事情要同他商量。

然后，我就到了楼上的阳台观察动静。院子里黑黝黝、静悄悄的。等了一会儿，我看见余立金走进了院子。这时，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逮搜捕了！”紧接着几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把他带走了，没有惊动任何人。

接着，我又通知空军党办和空政保卫部对余立金的家进行搜查和监视。这时，余立金的秘书打电话到杨成武家里，说，吴司令半夜里把余立金政委抓走了，想问问杨成武，这是不是吴法宪搞的政变。当时杨成武正在睡觉，只是秘书听到了这个情况，没有惊动杨成武。

大约就在这时，由李作鹏和邱会作带的部队也到了杨成武的家，把杨成武带到了人民大会堂。以后听李作鹏和邱会作谈起，他们到杨成武家，要杨成武跟他们走时，杨成武还以为是我伙同李、邱在搞政变呢。

我把两件事情办完以后，就又回到了人民大会堂，此时已是拂晓，天快亮了。周恩来正在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同郑维山谈话。周恩来见我来，就叫我也一起参加。我坐下后听见周恩来告诉郑维山，杨成武犯了错误，已经被撤销了代总参谋长的职务，要郑维山与杨成武划清界线，揭发他的错误。

接着，周恩来又带领我们一帮人找傅崇碧谈话，不过这次谈话是由林彪亲自主持的。林彪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的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吴法宪同志派飞机，送你到沈阳去。”

上午10时左右，林彪、周恩来又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找杨成武谈话。林彪第一个讲话，他说：“今天找你谈话，主要是处理你的问题。你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你和傅崇碧勾结在一起要打倒谢富治，和余立金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还想排挤许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杨成武当时想申辩几句，但没有容他多讲，林彪就接着对他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林彪当场命令我，准备飞机把杨成武一家送到武汉去。同时，要我通知武汉军区立即作好准备。谈话完毕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便同杨成武一一握手告别。

杨成武走了以后，林彪同周恩来一起商量，要我负责清查杨成武所有的文件，并封存备查。这时，江青在会议上又提出，是不是把余立金的妻子陆力行也一起收审，以便彻底清查问题。陆力行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上海市有关江青30年代的一些材料都是由她姐姐保管的。在此之前，江青已叫人将陆力行的姐姐收审了。对江青的这一提议，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于是就算通过。陆力行被抓起来以后，可能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

从大会堂回来，我按照林彪的命令，立即通知空军指挥所准备一架大飞机，把杨成武一家人和家里的东西一起送到了武汉。

3月23日下午两点左右，去广州接黄永胜的飞机即将降落在西郊机场。我接到报告以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坐车去接黄永胜。

黄永胜下了飞机，显得有点紧张。因为他一路上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紧急要他来北京。由于周恩来曾明确交待过在路上不要对他说什么，我只好含含糊糊地对他说：“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总理在人大会堂等你，由他亲自和你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把黄永胜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后不久，林彪又找我谈话。他对我说：“现在总参的问题和北京卫戍区的问题都解决了，空军政委的问题怎么办？你可以考虑一个能同你合作的人选。”我想了一下说：“现在空军没有别人了，只有一个王辉球。他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同志，现在任空军副政委，提他任空军政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王辉球在空军的时间也很长了，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原来空军是两个副政委，一个是余立金，一个是王辉球，现在余立金不行了，那么就是王辉球吧。”林彪听了很高兴，说：“很好，提一个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当政委也是很好嘛！你写个报告来吧。”

回去以后，我立即写了一个报告。不久，这个报告经过林彪报毛主席批准，王辉球就正式接替余立金当了空军政委。

3月2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了驻北京各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万多人。这个会议从晚上9点，一直等到了24日凌晨才开始。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以及刚刚到北京的黄永胜，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林彪在会议上首先讲话。林彪的这个讲话，事前和毛主席商量过，毛主席要林彪一共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

林彪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大，但是比其它一般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在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除韩先楚、排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部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接下来，林彪讲了杨成武个人所犯的错误，认为他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之后，林彪又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重点从哲学上讲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批判了杨成武所署名的“大树特树”那篇文章。

周恩来接着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和命令”。他还在讲话中要大家永远忠于中央文革，号召大家继续揭发杨成武等人的错误，认为在杨成武的后面可能还有黑后台。

周恩来讲完话，是江青讲话。她的讲话不长，只是表示了“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所宣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

陈伯达的讲话稍长一些，他除了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所宣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以外，还回顾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过程。他认为，从“文革”开始到1968年3月，一共经历了五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清除“王、关、戚”；第五个回合就是这次与“杨、余、傅”的斗争。他在讲话中还就批准发表杨成武的文章作了自我批评，说由于杨成武不断地催促，就让这篇文章发表了。

接着是康生和姚文元讲话。他们讲完话后，时间已是凌晨1点35分了。就在这时，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到会的军队干部，以表示对处理“杨、余、傅事件”的支持。看见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全场顿时沸腾起来，到会的军队干部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口号，场面十分热烈。

这次会议开过以后，本以为事情就至此为止了，没想到后来又召开了一次更大的会议。这次大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原因是出自一件小事情。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的第二天，江青给温玉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送到北京卫戍区收发室时，收发室的人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傅司令，哪里又来了一个温司令！”他们把江青的这封信退了回去。这个情况反映到江青那里后，她大为恼怒。就在当天晚上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要单独召开一个卫戍区的干部和地方干部一起参加的会议，对“杨、余、傅”问题进行传达。这样，中央文革碰头会又决定召开了第二次大会，传达中央的两个命令。另外，会议还决定，这两项命令都发到解放军团以上单位，并向全体指战员宣布。

第二次大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参加者约有十多万人。大会首先宣布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布的《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命令说：“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接着，又宣布了黄永胜、温玉成任职的命令。两个命令宣布完毕，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相继讲了话。

杨成武到了武汉之后，只住了一个星期就暴露了。很快，武汉的红卫兵就准备包围杨成武的住地，把杨成武抓走批斗。这个情况报告给中央文革以后，经碰头会议研究，又把杨成武一家转移到了河南的龙门，并在那里住下了。

至于杨毅，由于她已经不能在《空军报》工作，我们把她调到四川的一个航校当了干事。但是杨成武的事情对她刺激实在太大，她到了四川不久就吞服安眠药自杀，好在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杨毅自杀的这件事，我报告了林彪。林彪说：“那就把她送到杨成武那里，让他们全家住在一起吧。”按照林彪的意见，我派人把杨毅送到了龙门。至于那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以后空军党办主任王飞还向我提出，要把我的两个和单世充关系比较好的秘书调到五七干校去，我没有同意，在一般的情况下，司令员的秘书和政委的秘书关系比较好是正常的，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扩大打击面。

“杨、余、傅事件”以后，叶群对我说，“要防止‘后院起火’，你要把陈绥圻调到空军来，替你管管家。”不久，叶群就通过军委办事组，把当时任中国民航局生产计划处处长的陈绥圻调到了空军，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与此同时，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妻子，也同样作了相应的安排。

一次，林彪还曾经要叶群对我解释，说当时为什么没有提我当总参谋长，是因为我的资历不够。我当时就对叶群说：“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想要当这个总长。我当不了总长，这一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我说这个话，主要是因为我看到，建国以来有好几个总长倒台了，如黄克诚、罗瑞卿和杨成武，甚至包括粟裕

黄永胜接替杨成武任总参谋长以后，军委办事组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我仍任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李德生、温玉成。同时周恩来宣布，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所有成员，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还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刘锦平被调回民航工作。

关于恢复总政治部，是江青在一次碰头会议上提出，要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要军委办事组写出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同意”的批复。这样，李德生就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以后，李德生的兼职很多，既是总政的主任，又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等。

“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至牵连到他的妻子陆力行，那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