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北大物理一百年纪念什么？

北大物理55级学生 王书瑶
　
　　北大物理这一百年，同北京大学一起，跌宕起伏，波澜不断。

　　1957年反右，接着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1960年马寅初的校长职务被解除，反右英雄陆平接任校长，党委书记兼任校长，不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陆平被批斗，同时也不当校长了，一直到1978年7月，北大没有校长，十二年的空白，该年7月，周培源被任命为校长。

　　197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八十年校庆的时候，侯任校长周培源作报告，他说“在195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校的革命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同右派分子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大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搏斗，终于把右派分子驳得体无完肤，彻底粉碎了他们的猖狂进攻。经过这场大搏斗，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

　　最后这句话说得完全正确，北大几十年科学和民主的传统，自此一扫而光。

　　1957年的反右运动，同样也使北大物理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校共划右派715到811人，物理系划右派156人，其中学生147人，教师19人，物理系右派占21%---18%，成为全校乃至全国最重的灾区。物理系学生划右派比例高达8.9%，其中又以54级学生最为悲惨，全年级物理专业学生189人，划右派36人，占学生总数的19%，五个学生当中，就有一个右派。

　　1957年反右派运动始发于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在此之前北大发生了“519民主运动”，即5月19日开始的大字报运动，出现了数千张有声有色的大字报，很快就遍及全国。周境源先生是过分恭维这些北大右派了，其实，北大的“519民主运动“以学生为主体，他们不代表资产阶级，也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复辟和”猖狂进攻“，他们也没有“资产阶级”这样重大的背景，这太高抬他们了，受宠若惊。他们的大字报，表达的是那时北大学生强烈的民主愿望，他们抱着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以天下为己任，勇敢地揭露社会矛盾，是在中共掌权之后，第一次对专制政权的冲击，对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中，物理系的学生表现尤为突出，他们以物理学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社会问题，53级学生王存心写了“利己主义原理”，53级岑超南写了“铲草要除根”，53级严仲强写了“自由主义宣言”，55级王书瑶写了“高度集权是危险的”，最悲惨的是54级学生刘奇弟，他发出呼吁：“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结果是，他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判刑8年，1960年，经受病痛与饥饿的折磨，瘐死狱中。1980年，胡风案得到平反，可谁来纪念为了伸张正义、屈死狱中的青年学生刘奇弟？

　　除了刘奇弟被判劳改之外，物理系还有五个学生被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他们是王存心、严仲强、何建鄂、王书瑶、谭天荣，另有43人被“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但是，在考察结束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返回学校完成他（她）们的物理学业。

[编者按：刘奇弟在劳改中死在黑龍江兴凯湖农场，谭天荣也在该场第八分场服劳役。当时物理系被判十五年并在茶淀清河农场服刑的至少尚有傅正元、盧鼎霍两位。他们都是原燕京大学畢業後留在侵占者北大的学生或职工，时任团总支书记的方励之当然很清楚此事。方脱离共党來美後匪性仍然不改，第二年，就要求中华民國政府向大陸人民道歉，可耻，可悲！可恨！]

　　在2003年北大物理90年的时候，北大物理学院出版了《北大物理九十年》，该书由沈克琦、赵凯华撰写，在再版和再修订版中，沈克琦先生不辞劳苦，亲自到档案馆抄写1957年物理系所划右派，并且把它写在了纸上，公诸于众，他们还温和地批判了反右运动及其恶果，这在全国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所列北大物理右派人数就来自该书，劳教等人数是王书瑶调查所得，不是完整的。

　　中共不仅抓了戴了右派帽子的学生和教师，而且还在师生中“内部”认定一些“中右分子”，这个不公布，只记在党支部书记的小本子里，控制使用。就在中共对所谓的右派师生打击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一般的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改造”，右派分子已经打翻在地了，他们是没有能为了，但是还要使用和利用其他知识分子，还要他们为中共的统治做贡献，就必须改造他们。挟反右斗争胜利的余威，中共还在学校中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要求全体师生要对党交心，交什么心？交“黑心”，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争作共产党的“干儿子”，结果也是你整我、我整你，鸡吵鹅斗，一盘散沙，哪里还有团结一致向科学进军的团结景象？

　　会出人才吗？会出大师吗？

　　阶级斗争没完没了，自保尚且不及，哪里还有进取？

　　他们还对知识分子的知识进行攻击，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整治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没有忘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实，北大的这些权威，并不是中共培养的，他们是”旧社会“培养的，在北大物理学院的大厅里，树立着五位大师的塑像，他们是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和王竹溪，他们都是在1949年以前摘得了在物理学上的明珠，从而成为大师的，而且，他们主要的工作也是在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完成的，只是由于院系调整，鬼使神差，才落到了北大，北大只是使用他们，并没有培养他们，但是，他们的陨落却无一不是在北大，北大愧对他们。

　　饶毓泰先生（1898－1977）是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也是第一个物理学泰斗，他对中国物理学的贡献不容置疑，但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他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而遭审查，受尽折磨于１０月１６日在北京大学燕南园５１号的自来水管子上上吊自杀身亡，时年７７岁。死前，他的腰弯到了大腿上。

　　叶企孙先生（1891－1977）因为他最精确的测定了普朗克恒量的数值而蜚声中外，在其他方面对中国物理学的贡献也很大，他的学生熊大缜在抗日期间，为河北的八路军制造炸药，功勋卓著，却被诬为特务，在文革中，叶先生因此而受株连，叶企孙先生1967年6月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1968年4月到1969年11月，被中央军委办事组逮捕、关押，释放后又被隔离审查到1975年。使得他两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身体弯成90度。杨振宁等人回国时，中共也不许他们探望叶企孙。

　　周培源先生（1902－1993）在1958年反右之后、在学校“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火线入党，我在网上没有找到他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记录，是这四位留在大陆的大师中，唯一没有受到批判斗争的大师。1978年7月当了北大校长。

　　吴大猷先生（1907－2000）在北京“解放”的时候去了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活到了2000年，享年93岁，一生平安。

　　王竹溪先生（1911－1983）有些幸运，1966年被戴帽子游街，1970年10月下放农村，1971年7月杨振宁回来，救了他，是的，是他的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学生回来救了他。

　　五位大师留在大陆的四位，三位受到迫害，年龄最高的一位，不堪忍受压迫，悬梁自尽；一位受尽苦难，身心备受摧残；一位侥幸被得奖的学生所救，苦难不深；一位因为加入了共产党幸免于难。只有一位，不肯爱国，去了台湾，享颐天年，长命百岁。

　　如果关起门来，北大物理尚可自吹自擂，培养了多少院士，得了多少各种奖励，可是，如果同国际最高水平比起来，就还差那么一大截子，最近几年，还有被清华物理超过之势，北大物理一百年，值得纪念，可是好像没什么可骄傲的。

　　“两弹一星”只是器物，就算是高科技产品，也仍然是器物，不是科学思想，而且是跟在外国人后面制造出来的器物，如果以此为荣，也必定是“武大郎放风筝，出手就不高”，北大物理还有点出息吗？还想站立在世界物理的前沿吗？

　　北大前任校长、像个跳梁小丑的周其凤是学化学的，就把卵子与精子的结合的生物过程说成是化学过程，就说“化学是你，化学是我”，臭名昭著，贻笑大方；新任校长是学物理的，我希望他不要把一切过程就都说成是物理过程，再说什么“物理是我，物理是你“，给北大留点面子，也给北大物理留点面子。

　　设想一下，北大物理一百年会怎么纪念，首先是罗列成绩，然后是歌功颂德，对灾难，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要不然就说一切向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要“粗线条“，但是，如果这样，为什么还要纪念北大物理100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认真的汲取教训，就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中国梦怎么做？

　　2013-6-16           转载來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