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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流是西方自由主義，這個群體往往奉西方概念和理論為神明，相信只有西方自由主義才能救中國。

    在中國，自由派又可以分為經濟自由派和政治自由派，這兩派之間有很大的重合，但也有分野。經濟自由派思想的核心是基於私有產權（或者私有制）基礎之上的經濟自由。

　　政治自由派也比較一致，強調政治民主，而民主就是他們在西方所看到的一些制度形式，主要是多黨制、三權分立、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等。

　　如果說左派的旗幟上寫着的是公平、正義，那麼自由派旗幟上寫着的則是民主、自由。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公平正義，還是民主自由，都是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的大趨勢，誰也不會否認要追求這些人類所具有的普世價值。

　　左派需要回答兩個重要問題：什麼樣的公平正義？以什麼方式來實現公平正義？同樣，自由派需要回答的兩個問題是：什麼樣的民主自由？以什麼方式來實現民主自由？

　　自由派的答案非常簡單，那就是中國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也需要用西方的方式來實現民主自由。例如，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私有產權，因此他們提倡中國應當通過私有化來實現經濟自由。私有化作為一種理論話語和實踐，自上世紀美國里根總統、英國撒切爾首相搞私有化運動以來，一直是西方的主流。中國的自由派沒有在任何程度上有所創新，只是簡單地搬用西方理論罷了。在今天的中國，私有產權理論更是種種制度主義的內核，人們想用產權制度來解釋一切。

　　但是，自由派忘記了，經濟自由主義只是西方特有經濟實踐的產物。再者，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充其量也只是一種選擇性解釋，並不能解釋所有的事物。很顯然，私有產權理論很難解釋非西方的實踐。中國古代很多時候都存在私有制，但並沒有得到發展。今天實現私有制的很多國家也不見得有發展，或者發展得比中國快。印度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印度，私有制嚴重地阻礙着經濟的發展。無怪乎，相信印度私有產權體制的優越性，大多是印度之外的信仰西方自由主義的人，包括在中國的西方自由主義者。從實踐上看，私有化如果處理不當，更是具有嚴重的惡果。例如，俄羅斯式的國有企業私有化，導致了寡頭經濟，絕少數人壟斷國家的經濟利益。

　　政治民主派側重的則是政治要素，包括多黨制、三權分立等。這裡同樣有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問題和選擇性解釋問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首先是西方特有的政治實踐，然後被上升為似乎是“普世”的理論。但實際上則不然。從理論上說，民主的本質是什麼？政黨的數量和三權分立是西方民主的表達方式，並非民主的本質。自由派往往把現象當做本質。

    在實踐層面，在北美和歐洲運作良好的民主，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見得能夠運作。例如，從形式上看，亞、非、拉很多所謂的民主國家，都具備了西方所能看到的一切要素，包括多黨制、三權分立、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等，但所有這些制度要素，並沒有為這些社會帶來民主，更不用說是社會經濟的進步了。當中國的西方自由派論述民主的時候，他們僅僅看到了在西方那些運作良好的民主，而有意或者無意地忽視了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實踐。

　　也不難發現，中國的西方自由主義者在了解西方的時候，也是具有選擇性的，就是只取自己所需部分。在西方，有大量的作品解釋西方制度環境內，民主到底是如何運作的，因為在民主理論（尤其是教科書中的民主理論）和民主的實踐之間，存在着巨大的鴻溝。例如，盧梭發展出了人民主權理論，但意大利思想家則證明了，在經驗層面，所有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在本質上，所有政體，無論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都是精英統治，而人民的統治只是一個理想。德國社會學家更證明，即使在一個追求民主的政黨內部，政黨權力必然趨向於集權，甚至造成政治權力被壟斷在黨的領袖手中的局面。

　　在追求政治民主自由和社會公平正義方面，誰也比不了毛澤東那一代人，他們以“只要主義真，砍頭不要緊”的精神，來追求這些價值的實現。不過，經驗表明，這並不能避免他們所確立的政權演變成為個人專制。這當然並不僅僅是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或者其他領導人的個人錯誤。民主自由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方式，開放、包容、理性等等。

　　在中國，自由派不如左派那樣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且不說社會經濟基礎的不足，即使在那些高調倡導民主自由的人士身上，人們看不到一丁點民主自由精神。相反地，人們可以看到他們身上的另一類專制精神。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妥協、包容和理性，但中國的所謂的自由派則是一種道德主義者，只以為自己是高尚的，人家都是卑鄙的；只容許自己高調說話，不容許人家發聲；只容許自己道德說教，不容許不同意他們的人的意見，等等。這種情形如何可以讓更多的人信服他們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呢？

　　不過，如果中國引入那些信仰西方西方自由主義的人的東西，至少在現階段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呢？人們可以從那些已經走過了，或者正在走這條道路的一些國家，學到很多經驗教訓。不用去看比較遙遠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就關注亞洲一些國家就足夠了。斯里蘭卡和緬甸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是西方最看好的國家，菲律賓和泰國在六十年代也被西方所看好，因為這些國家當時都開始了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場經濟。但是直到今天，這些國家仍然陷於雙重陷阱，即經濟上中等收入陷阱和政治上的低度民主陷阱，並且這兩個陷阱互相強化。

　　在亞洲，只有那些當時被認為拒絕走西方道路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是“四小龍”），才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並且在進入一個全面的中產階級（高收入）社會之後，開始了和平的民主化進程。中國要選擇哪一條道路？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實際上，中國如果走西方道路，情況比亞洲這些小國家更為糟糕。中國很可能是一個名義上是民主的，但實際上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右派專制社會。同時，中國也必須面臨如何繼續保持國家統一的大問題。

　　長遠來看，中國民主自由的產生和發展，取決於內生的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實踐。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實踐，也有可能受西方的影響，但其主體必須是中國的，是植根於中國文化的。這種自由文化的產生，又取決於長期可持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社會進入全面中產階級階段，自由主義文化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民主化就會變得不可避免。那個時候的民主化才會變得比較有意義，同時也可以避免國家的分裂。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