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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个群体往往奉西方概念和理论为神明，相信只有西方自由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中国，自由派又可以分为经济自由派和政治自由派，这两派之间有很大的重合，但也有分野。经济自由派思想的核心是基于私有产权（或者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由。

　　政治自由派也比较一致，强调政治民主，而民主就是他们在西方所看到的一些制度形式，主要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如果说左派的旗帜上写着的是公平、正义，那么自由派旗帜上写着的则是民主、自由。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公平正义，还是民主自由，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大趋势，谁也不会否认要追求这些人类所具有的普世价值。

　　左派需要回答两个重要问题：什么样的公平正义？以什么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同样，自由派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以什么方式来实现民主自由？

　　自由派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中国需要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也需要用西方的方式来实现民主自由。例如，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私有产权，因此他们提倡中国应当通过私有化来实现经济自由。私有化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和实践，自上世纪美国里根总统、英国撒切尔首相搞私有化运动以来，一直是西方的主流。中国的自由派没有在任何程度上有所创新，只是简单地搬用西方理论罢了。在今天的中国，私有产权理论更是种种制度主义的内核，人们想用产权制度来解释一切。

　　但是，自由派忘记了，经济自由主义只是西方特有经济实践的产物。再者，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选择性解释，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事物。很显然，私有产权理论很难解释非西方的实践。中国古代很多时候都存在私有制，但并没有得到发展。今天实现私有制的很多国家也不见得有发展，或者发展得比中国快。印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印度，私有制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无怪乎，相信印度私有产权体制的优越性，大多是印度之外的信仰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包括在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从实践上看，私有化如果处理不当，更是具有严重的恶果。例如，俄罗斯式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了寡头经济，绝少数人垄断国家的经济利益。

　　政治民主派侧重的则是政治要素，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这里同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和选择性解释问题。多党制和三权分立首先是西方特有的政治实践，然后被上升为似乎是“普世”的理论。但实际上则不然。从理论上说，民主的本质是什么？政党的数量和三权分立是西方民主的表达方式，并非民主的本质。自由派往往把现象当做本质。

    在实践层面，在北美和欧洲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其他地方就不见得能够运作。例如，从形式上看，亚、非、拉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能看到的一切要素，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等，但所有这些制度要素，并没有为这些社会带来民主，更不用说是社会经济的进步了。当中国的西方自由派论述民主的时候，他们仅仅看到了在西方那些运作良好的民主，而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

　　也不难发现，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在了解西方的时候，也是具有选择性的，就是只取自己所需部分。在西方，有大量的作品解释西方制度环境内，民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在民主理论（尤其是教科书中的民主理论）和民主的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例如，卢梭发展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但意大利思想家则证明了，在经验层面，所有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在本质上，所有政体，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是精英统治，而人民的统治只是一个理想。德国社会学家更证明，即使在一个追求民主的政党内部，政党权力必然趋向于集权，甚至造成政治权力被垄断在党的领袖手中的局面。

　　在追求政治民主自由和社会公平正义方面，谁也比不了毛泽东那一代人，他们以“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要紧”的精神，来追求这些价值的实现。不过，经验表明，这并不能避免他们所确立的政权演变成为个人专制。这当然并不仅仅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或者其他领导人的个人错误。民主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开放、包容、理性等等。

　　在中国，自由派不如左派那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且不说社会经济基础的不足，即使在那些高调倡导民主自由的人士身上，人们看不到一丁点民主自由精神。相反地，人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另一类专制精神。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妥协、包容和理性，但中国的所谓的自由派则是一种道德主义者，只以为自己是高尚的，人家都是卑鄙的；只容许自己高调说话，不容许人家发声；只容许自己道德说教，不容许不同意他们的人的意见，等等。这种情形如何可以让更多的人信服他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呢？

　　不过，如果中国引入那些信仰西方西方自由主义的人的东西，至少在现阶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可以从那些已经走过了，或者正在走这条道路的一些国家，学到很多经验教训。不用去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就关注亚洲一些国家就足够了。斯里兰卡和缅甸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最看好的国家，菲律宾和泰国在六十年代也被西方所看好，因为这些国家当时都开始了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国家仍然陷于双重陷阱，即经济上中等收入陷阱和政治上的低度民主陷阱，并且这两个陷阱互相强化。

　　在亚洲，只有那些当时被认为拒绝走西方道路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四小龙”），才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在进入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高收入）社会之后，开始了和平的民主化进程。中国要选择哪一条道路？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实际上，中国如果走西方道路，情况比亚洲这些小国家更为糟糕。中国很可能是一个名义上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右派专制社会。同时，中国也必须面临如何继续保持国家统一的大问题。

　　长远来看，中国民主自由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内生的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也有可能受西方的影响，但其主体必须是中国的，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这种自由文化的产生，又取决于长期可持续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进入全面中产阶级阶段，自由主义文化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主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那个时候的民主化才会变得比较有意义，同时也可以避免国家的分裂。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