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亞空難，又激起人們對於航空安全的關注。其實從統計意義上講，航空旅行還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在現代生活中已不可或缺。如今在任何一個時刻，全球都可能有成百上千的航班在天空中飛翔。記得9.11事件發生之際，美國空管部門緊急關閉領空時，美國的空域內竟有兩千多架飛機正在飛行中，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一片亮點，給人印象深刻。如今人們乘飛機旅行，說到航空安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機場安檢。金屬探測器，人體掃描儀，小到100ml 以上的水瓶不能隨身，窘到安檢員對旅客上下其手pat down, 大家慢慢也都習慣並接受了。平安最重要，畢竟這是後9.11時代。
偶然看到一本新書，Brendan Koerner 的《海闊天空：劫機黃金年代中的愛恨情仇》（The
Skies Belong to Us: Love and Terror in the Golden Age of Hijacking），讀來引人入勝。作者給我們講述了一個距今並不甚久遠，神奇得有些荒唐的年代。那時正是美國民用航空業起飛之際，航空公司對旅客各種討好，航班上好吃好喝，登機如履平地，機場根本沒什麼安檢一說。如此一來，自有不法者乘虛而入，一批劫機者順勢而生。其中既有司空見慣的惡棍，也有反戰的老兵，失意的學者，單戀的少年，或者精神兮兮的騙子。只要夠膽大，在飛機上聲稱帶有武器或者炸彈，航空公司為保護乘客安全，一般都會滿足其要求，要啥給啥，想去哪兒去哪兒。劫機如探囊取物一般，難怪1961至1972短短十年間，美國竟然發生了159起劫機事件，最頻繁的時候幾乎每周一起。那時的旅客，甚至可以花$75買一種保險，如果遇到劫機，每被扣押一天能得到$500的賠償。要是真碰上劫機的，估計不會像現在這樣生死攸關般的緊張，因為帶有恐怖襲擊色彩，以殺傷無辜為手段/目的的劫機，那時還相當少見，更多的是圖名的，要錢的，想投奔古巴政治避難的。據說有段時間，因為要去古巴的多了， FAA甚至打算在佛羅里達建造一個假的哈瓦那機場來矇騙劫機者，嗬嗬！
劫機發生得如此頻繁，航空公司們卻一直頂着拒絕在機場設立安檢。他們不願斥巨資安裝金屬探測器和僱傭安檢人員，更擔心由於安檢帶來的不方便，會把乘客們嚇跑，毀了稚嫩的民用航空業。相比那時，現在的航空公司可是面厚心黑多了，知道只要航線方便價格湊合，乘客可以忍受幾個小時沒吃沒喝蜷着腿的旅行，排長隊的安檢又算什麼？！當然這是後話了，當時航空業依靠強大的院外遊說，成功地阻止了國會通過有關強制安檢法案。直到1972年11月發生的一起劫機案，案犯威脅要引爆核反應堆，終於成為壓垮業界和政府的最後一個稻草。1973年起，金屬探測器等各種安檢手段在美國的機場中被廣泛採用，9.11後更日漸升級。正所謂魔高一丈，道高一尺。
神奇的年代，自然少不了傳奇人物。這撥劫機者中，有一位被稱作 “史上最牛劫機犯”的 D.B. Cooper 先生（見下圖）。1971年感恩節前的那個下午，他從波特蘭登上了N467US航班，要了杯波本威士忌，又點上雪茄，然後把一張紙條輕輕塞進空姐的衣袋裡。Bomb, he wrote。只讓空姐瞻仰了一下幾個纏滿電線的罐子，沒遇上什麼麻煩，他便在西雅圖順利拿到了索要的20萬美元和4個降落傘，然後釋放了機上的乘客，只帶着3名機組成員又起飛了。當晚8點，在萬尺高空之上，他打開後艙門，背着他的美元和降落傘縱身一躍，奔向大地的懷抱，從此再沒有人見到他的蹤跡。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江湖中沒有耳語只有傳說，人們甚至都不知道這個“D.B. Cooper”究竟是誰。值得一提的是，這是美國航空史上唯一未被破獲的劫機案，直到今天FBI還在調查中，不曾“結辦此案”。
相比起這位style十足，又神秘不知所終的Cooper 先生，下面這一對劫匪的故事更是色彩斑斕。男的叫Roger
Holder, 是一個越戰逃兵，飽受創傷後壓力綜合症（PTSD）的折磨，諸般不順；女的是Cathy Kerkow, 一個有販毒劣跡的20歲party
girl。兩個都是社會的邊緣人，一拍即合，決心要用劫機為自己代言。Holder 最初的計劃是要求當局釋放當時在獄中的著名社會活動家，UCLA教授Angela
Davis, 先把她帶到北越去宣傳反戰，自己和Kerkow 再去澳洲找個牧場聊度殘生。Kerkow 管不了那許多，她最關心的是“劫機那天我穿什麼衣服呢？”
1972年6月2日，他們用炸彈相威脅，劫持了從西雅圖起飛的一架飛機，並拿到了航空公司支付的50萬美元贖金（順便提一句，Cathy 那天穿的是粉色褂子，包臀的棕色裙子）。不過Angela
Davis 教授卻拒絕跟他們牽扯在一起，這下倆人的計劃泡湯了。經過一番名符其實“on the fly”的籌劃，占星算卦都用上了，他們最終把飛機劫持到了阿爾及利亞，成為美國劫機史上航程最遠的一次。能想象嗎？從美國劫機到北非啊！他們在那裡獲准政治避難，後來又到了法國，憑藉反越戰的形象受到歡迎，結交到薩特等社會名流，頻繁出入於巴黎流光溢彩的社交場。在燈紅酒綠的巴黎，Kerkow 自然如魚得水，Holder 卻由於PTSD，偏執妄想越來越嚴重，兩人最終分道揚鑣。Kerkow後來不知所往， Holder 因為思念家鄉，於1986年回到美國。他靠微薄的殘障救濟金度日，在精神疾病的折磨中，咀嚼着自己“失敗的人生”，直到2012年孤獨地死去。
感謝作者Brendan
Koerner，憑藉一個媒體人的敏銳，挖掘出大量塵封的史料，再通過獨特的視角，把“劫機黃金時代”這段被人們忘記的歷史和人物，鮮明生動地展現給我們。讀畢掩卷，我不禁想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對峙的台海兩岸也有過類似的時期。台灣的黃植誠，李大為駕機“起義”，不僅得到大陸的巨資獎勵，還上了當年的CCTV春晚；而劫持大陸民航客機到韓國，再轉去台灣的卓長仁等六人，則被台灣封為“反共義士”，千兩黃金重獎。隨着兩岸三通，和平交往，那個時代也一去難返了。黃植誠娶妻生子，官至少將，光榮退休，算是修得平安正果；卓長仁和姜姓同夥卻因綁票殺人，在台灣被槍決，18年從天上墜入地獄。
時間就像一個透鏡，透過它回顧過去的事，朦朧中卻見焦點。任何一個時代，都由政治角力和經濟利益追逐所定義，而一個個或正或邪的人物應運而生，裹挾在其中起舞，既是一時之景，也存長久之效。我們的世界就這樣變得越來越逼仄無趣。正是：
草莽混世界，時勢造英雄。
弄潮裸泳，總歸利慾情仇。
上天入地，難覓海闊天空。
魔升道長，幾多無奈，都付笑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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