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的变迁

    儿时的回忆每每定格在生活了十六年的大院里，尤其是我们家所在的那个四合院。众所周知，北京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十几年就使一个还有着古色古香色彩的都城，脱胎换骨地成为现代化世界大都市，且人口和规模都翻番。然而，我们家在北京最早住的那所老宅却依然存在着。这是市政府决定留下北京胡同的一部分。旧时的胡同将作为老北京的招牌，彰显以往历史上京城的印记。

    其实我们在北京最初的那个家的大院和周围的胡同有区别。据讲最早这里是清朝某个皇亲国戚的别墅。那是最典型的，且层层套接的大四合院；在这些大宅院的一侧是个巨大的花园，有着带小亭子的假山和荷花池。这个荷花池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还在，上面有座小小的，汉白玉的石桥。

那个著名的中国通，美国传教士兼学者，后来是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司徒雷登先生，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买下了这所别墅作为住宅。我家的厨房曾是司徒雷登的。那里面有个巨大的壁橱，房顶上还有个像小房子一样的天窗。据我估计，厨房里那个很大的硬木长方形的，古色古香的木桌是大师傅做饭用的。司徒雷登校长在餐厅吃饭。这餐厅在我记事起是我们家的“外屋”。那厨房往外递饭菜的窗口被改成了一个门，厨房自然成为我们家的一部分。这厨房还有个门通向过去佣人们住的小院。上小学的我和老姑姑在院中挖出两块园子种各种蔬菜。每年这园子里都长着丝瓜、扁豆和各种小花，南瓜藤爬上了房。秋天的时候黄澄澄的大南瓜在房顶上映着蓝天。

我们家的“外屋”和“里屋”是这个巨大四合院前院的西房中的两间。西房还包括另外两家屋子和司徒雷登家人的卫生间。这卫生间分成两小间，前边是有抽水马桶和洗手池，后面是带有锅炉房的洗澡间。那个巨大的澡盆我印象很深。我估计这套家庭设备是这位洋校长后来翻建的。

    司徒雷登满怀惆怅地离开中国后，这个大宅院便成了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宿舍”。我父母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直接住进了这座深宅大院。那时还没有我。后来，那巨大的花园拆了大半，建起了三套苏式的别墅，分别住进去一位副院长和两位所长。巨大四合院的前院和后院住进了竺可桢副院长和副秘书长郁文。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整个大院里只有十八户人家，除了科学院的干部外，还有几户司机和“工友”（有点类似于过去的男佣，主要工作是大院里的园林管理）。

    我这样一描绘，你会猜测到这个大宅院环境的优雅。确实如此。很小的时候，我和妹妹一直送全托幼儿园（一个星期接回家一次），到了上小学我才真正在家住下来。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和妹妹总是在四合院里戏耍。院子里有对称的两棵高大的白皮松。供人进出的旁门边有棵很大的丁香树。春天一到，工友在竺可桢老先生门前种上很多芍药花。还有一很大的葡萄架，葡萄藤在秋天从架子上弄下来盘好埋在土堆里，春天也挖出来上架。南墙下有玉簪花，院子的东西两侧是菊花。院子正中的大花池里有一株白玉兰。另外还有许多花花草草种植在各个角落。就在这样的四合院里我居然能骑自行车，且从来不会轧到花草。

    中科院副秘书长郁文住的院子里也都是花花草草。那个院子里有棵茂盛的桑树。我养蚕需要的桑叶很多都在那棵树上采摘。大院里每个院子里都有我的“向往”。咱个淘气包不会去欣赏花去的，只知道夏秋时节哪个院子里有接满大黄杏的杏树；哪个院子里有三棵满是脆枣的枣树，并且是三种不同的枣；哪个院子里有苹果树和梨树。几乎所有的院子里都有满是葡萄的葡萄架。那个座假山上也有很多好玩儿的，“水妞”（一种小小的蜗牛）多得很。

    或许是许多老学究住这里的原因吧，大院里孩子们并不多；然而我的淘气很让工友们头疼。想想我那些“向往”吧。不过我很少跑到大院外边去玩儿，总是和妹妹和大院其他几个孩子在车库前面的大空场上嬉闹。大院里的孩子们习惯上管外边胡同里的孩子们称为“野孩子”。大院的门房也不许外边的孩子到大院里来。生人进院都要登记的。呵呵，这个大院里的人们还真有些“贵族”的劲头。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大院里还修了暖气。假山挖平盖了个很大的锅炉房；边上圆圆的烟囱是红砖加水泥砌的，高达35米。这个直径好几米的大圆烟囱成了我的“珠穆朗玛峰”。好几次我顺着烟囱外边的铁梯子爬到了顶，去摸上面的避雷针。在上面看下面的人小得可怜。大人们看到都吓死了。我现在一想到自己曾爬的“珠穆朗玛峰”也腿软。上了岁数，知道害怕了。

    其实这个大院修暖气系统是非常花钱的，不知道要修多少管道。我印象里工人们足足干了半年才修好。您想呀，在各个四合院和三套苏式别墅修建个暖气系统得多费事。这大院是中科院“第一宿舍”嘛。冬天烧暖气的时候，我在清晨总能听到那锅炉房鼓风机的声音。那个大锅炉房是个半地下式建筑，里面有两个巨大的长形锅炉。我总悄悄地溜进去看工人往锅炉里添煤。用脚踩一个开关，锅炉添煤的口就打开，里面烈焰熊熊；一大平铲煤块“嗖”地投了进去。哈，带劲。

    那是北京有蓝天和灿烂阳光的日子。不过上小学起，我内心就有着些阴影，因为我知道父亲是个“摘帽子右派”。奇怪的是1957年当年我们居然没有搬出这“第一宿舍”。“文革”期间的1969年初春我们被“扫地出门”－－搬出“第一宿舍”；那时我父亲头上又新加个“头衔”，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后来我被告知，是中科院一个“造反派”小头头看中了我们家住的房子。那时我不到十六岁。其实那时这“第一宿舍”已经搬进来更多的人家。“文革”中大院里有的干部成了“走资派”。他们被“扫地出门”后其房间空了出来。大院里的老学究们也得“革命化”，腾出了一多半的房间。更多的中科院普通职工搬了进来后，大院里一下子有了好几十户人家。看来这“第一宿舍”已有名无实。不过在我们家搬走的时候，大院的环境仍是非常好的。

    其后我很快成为“知青”去了“北大荒”。等我再返回北京之后已经是1979年。记得我曾回到十年前搬离的大院看看故居。那时这个大院已不是“第一宿舍”。副院长和所长们都已故去。他们专车的车库也改建成宿舍。院子里还有我认识的一些人家。各个院子已经开始残破；唐山大地震后，人们都在院子里私自扩建自己的住宅。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原来印象中的大院竟然如此之小暗自吃惊。难道真是因为我去过了广阔天地吗？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想起儿时的大院的日子，心底总有着温馨的回忆。十年不见竟然“退色”。

    当时我也未曾多想自己感觉上的变化。二十六岁的我得为自己的重新开始奋斗。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工作并成家立业，1990年又来到了美国。等我再次回故居探望时已是1995年。十六年一晃而过。此时的大院感觉上“更小”了。是啊，我走出了国门，到了太平洋的彼岸，领略了更宽广的世界。大院前面的街面是新修的平安大道；马路一拓宽，大院原来的改建成宿舍的车库和很像样的大门口都被“消灭”，无影无踪。记得我在各个院子里还转了转，没有遇见一个人，更不要提熟人。各个院落的残破是最深的印象。这真让我无语。

    我以为那是最后一次看到故居了，告别的伤感让我的内心隐隐作痛；可没想到2005年，2009年和2013年我回北京时都去光顾过儿时的大院。感觉上那里已是“废墟”。现在的那所大院的锅炉房早已不存在了。原来锅炉房的地方改建成市政府的一个小小的部门，已经不属于大院的范围。大院里那些破破烂烂的平房冬天取暖似乎是用电取暖设备。可是，为什么我没有遇到一个人？或许这些房屋的主人都把这些破旧的平房出租出去了？不得而知。其实儿时的大院已经不存在了，只能留在记忆里了。谁又能挡得住时代的变迁呢？可是我内心的惆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