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综合地概括了俺对柴玲,六四运动和学运领袖们的某些看法。同时也对老几最近的 <柴玲:一个被《天安门》见证了的堕落灵魂> 一文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反驳。)
随着柴玲最近输掉一场官司。万维有关对柴玲的各种指责的文章又多了起来。说到柴玲,又难免避开六四和其他学运领袖。
有关六四和柴玲方面的文章,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别有用心的人,典型的比如花密蜂,PIA, 老几,浮游等人。他们明明骨子里偏袒中共,但又不敢明着说,于是借着骂柴玲,忆六四的机会,拐弯抹角地否定六四,为中共抬轿子。俺最鄙视的,就是这类拐弯抹角的猥琐之徒。在直率方面,他们远远不如华山和装睿。
除了上面所说的那类猥琐之徒,另外一类文章是在肯定六四的正义性的前提下,对学运领袖的作为有不同看法。俺的观点是,凡是黑白分明的东西,就要像小葱拌豆腐那样,一清二楚。六四运动的正义性,是个黑白分明的原则问题。您可以反对六四,但基本上在六四和中共之间,没有太多站脚的中间地带。凡是在六四和中共之间拐弯抹角地搅酱缸者,基本上都是曲线拥共的伪君子。一旦涉及到人,就应当尊重人的本性的灰色,多重性和矛盾性。俺觉得,不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这两个方面搞颠倒了。对于人性,不少人仍然喜欢非黑即白式的文革式思维。比如凡是地富反坏右,也必然是一无是处。凡是革命派,必然也是什么都正确。在评价柴玲和其他学运领袖时,同样也不易采用黑即白式的做法。除非您是站在中共一边,否则所有当年参与六四的人们,包括学生,工人, 知识分子,学运领袖,包括柴玲,当年对六四运动的积极贡献和历史功绩,都是不容否定的。
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智慧极高的伟人,还是生死不怕的孤单英雄,都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包括学运领袖们而言,基本上都只具备了有限的勇气,有限的良心,有限的智慧,有限的能力,当然也包括有限的私心和有限的机会主义思想。俺相信,所有的学运领袖们都是这类普通人。另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中国人(铁杆拥共派除外)都有同等的道义义务,谁也不欠谁。至于学生领袖里面没有出现一两个高智慧的伟人,或不怕死的孤胆英雄,或两者兼备的人,那也只能怪中国人民的命不好,丁点办法没有。
六四清场一旦发生,对于学运领袖们来说,客观上已经不存在以自己的一条生命来换取几十个或者上百个学生生命的条件了。所以如果他们因为没有做英雄的勇气而选择了各自逃命,也是正常普通人的人性使然。至少说,在道义责任上,学运领袖并不比其他任何中国人欠的更多。中国人,尤其像老几这号没有参加过六四的人,根本就没有太多的资格掰着不疼的牙大骂学运领袖。老几文章的特点,是先拐弯抹角地绕来绕去,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有最后一句话才是整个文章的真实用意所在:【今天很多所谓的精英,都是柴玲这种德行。这类人存在的意义是提醒人们,有些试图推翻共产党的人,比共产党也强不了多少。华人世界成熟的标志,就是让共产党以及柴玲之类,没有任何市场。】。因为怕露馅,所以又不得不捎带着轻轻柔柔地骂上中共一两句。这就是老几这个人的无耻之处。干嘛不敢像华山和装睿那样,把自己的想法痛痛快快地说出来?
在万维的有关反思六四的文章里,有几篇洋洋洒洒地讲自己当年参与六四时是如何如何激动,如何如何不成熟,现在又如何如何后悔等。说实话,俺鄙视这类人。这是因为,六四运动的正义性,即不会随时间而改变,也不会因成功或失败的结局不同而有所改变。假定六四成功了,您还会写这类的文章吗? 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说明你的后悔与否,取决于六四的成败,而不是取决于六四运动的正义或非正义的性质。这样的机会主义态度,又能比当年逃命的民运领袖们高尚多少? 难道当初您参与六四,是被学运领袖们抓壮丁抓过去的吗?难道年轻人就不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难道学运领袖们当年不年轻吗?一群神码东西 !
当柴玲以基督徒的口吻宽恕中共时,俺也曾经对她的说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是俺认为,对柴玲的任何指责,只应当限于柴玲个人。六四运动的性质,不会因为柴玲的人品优劣而有所改变。最后,关于柴玲的这场官司,俺认为她是咎由自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