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我努學社社長 康狄譯
中國、日本、美國以及西方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學者和普通民眾，對於日本的戰爭罪行，諸如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的細菌戰，對慰安婦的性奴役，虐待戰俘已經較為熟悉，但是很少有人了解日本帝國軍隊對中國書籍和文化瑰寶的劫掠情況。事實上，對圖書和文化遺產的系統性劫掠，是日本在文化上統治被征服國家的擴張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1936年由中國圖書館協會匯編的資料，在日本侵略前夕，全中國有4747所圖書館，包括獨立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研究機構的圖書館和省市圖書館，但是到了1943年，在日本入侵和占領之後，中國圖書館的數量下降到940所，五分之四的圖書館不是被毀壞了，就是被搶空了，戰前在各類圖書館的藏數量大約有兩千五百萬冊，但是在戰後這個數目下降到一千五百萬冊。在日本入侵期間，中國損失了一千萬冊圖書，損失了圖書館藏書量的百分之四十。本文討論在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2月中間，南京大屠殺期間發生的日本對中國圖書的劫掠情況。
中國歷史悠久和文化輝煌，公共圖書館出現在近代。雖然，中國有着悠久的收集古物和古籍的珍稀版本的傳統，但是這些東西只能在私人收藏室和政府主辦的機構中才能看到；現代觀念中的圖書館還是不存在的，直到1905年，中國才開始建立現代圖書館體系。到1930年之前，中國所有的主要省市都建立了公共圖書館，如上所述，1936年中國已經建立了4747所圖書館。
日本南京有系統地劫掠圖書
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南京這個中心城市的情況。在六朝時期（公元5、6世紀）南京已經成為中國名聞遐邇的文化和商業中心。，1926年到1928年的北伐戰爭成功地掃除了北洋軍閥以後，國民政府把首都從北京遷到南京。1927年，南京成為中華民國首都，原先的首都北京改名為北平。從1933年開始，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了國家中央圖書館（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另外南京還有金陵大學圖書館（以收藏地方志著稱）、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和各種各樣的屬於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專門圖書館。根據日本和中國的文件記載，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帝國的軍隊對南京各類圖書館進行了系統地劫掠，掠奪圖書總數達897178冊。1其中646900冊是從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的各類圖書館中搶掠的，剩下的53118冊圖書是從學者和教授的私人收藏中掠奪的，掠奪的所有圖書數量大大超過日本帝國圖書館的藏書數量，日本帝國圖書館當時只有850000冊圖書。
日軍在進攻南京之前，已經建立了一個名為“中支（華中）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受委員會”的特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負責整理、運輸劫掠圖書、編纂劫掠圖書的目錄。在1937年12月13日日本占領南京以後，日本成立了一個十五人委員會向所有的入城部隊首腦發布了一個訓令，要求與特別委員會進行合作。從1938年1月22日開始，在洗劫了圖書館之後，特別委員會開始審查從國民政府所屬的大約七十個結構中劫掠的圖書。日軍把從南京以外的地區劫掠的圖書運送到一個主要場所集中，並成立了“圖書整理委員會”負責整理圖書。“圖書整理委員會”使用了367個日本士兵，強行徵用了2830個中國勞工和310輛卡車來承擔這項工作。2這個機構從1938年3月6日工作到8月31日，被掠圖書被整理編成11個大類目錄。
經過再次整理之後，以下三個類目的成果被出版：（1）《（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刊行物目錄》；（2）《支那經濟財政金融關係資料目錄》；（3）《中支建設資料設備事務部南京圖書部·華文雜誌公布目錄·附報刊目錄》。後者包括了2324種雜誌和期刊的名字，實際上涵蓋了當時中國實際出版的所有期刊。3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日本對圖書的劫掠與隨意地破壞財產和戕害生命完全不同，在搶到了這些寶貴的書籍後，日本建立了很多專門的研究機構利用這些書籍進行研究，比如東亞研究所、東亞風土病研究所、東亞經濟研究所、東洋文化研究所、民族研究所。日本屠殺和劫掠的即時目標是摧毀中國的國家機構和文化傳統，最終目標是在亞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日本將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領袖和首要獲益者，不難看出，日本把劫掠圖書看成它全部軍事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戰時文化劫掠的歷史和目的
從十六世紀的豐臣秀吉時代開始，對圖書和文物的劫掠已經成為了日本軍事入侵的固有內容。豐臣秀吉在1592年發動了野心勃勃的征服中國和朝鮮的計劃，豐臣秀吉帶了博學的隨軍僧侶和學者，讓他們鑑定劫掠到的文物和典籍的價值。在他發動的長達七年的戰爭中，豐臣秀吉從朝鮮劫掠了很多書籍送回日本，日本因此建立了幾個“文化寶庫”。雖然豐臣秀吉沒有成功地實現征服中國和朝鮮的狂妄野心，但他從朝鮮劫掠了很多有價值的文獻，這些儒家經典和中醫藥的文獻仍然保存在日本。
在近代，日本把圖書劫掠作為戰爭計劃的一部分。它將在征服的土地上劫掠圖書合法化，例如在1882年、1894年和1914年，多次頒布相關法規和法令，提供了控制劫掠物資的具體性指導綱領。在1914年1月，日本出兵占領中國的旅順和大連，日軍從膠州圖書館和德華大學圖書館劫掠了25000冊圖書，這些圖書後來被編入《虜獲文件和圖書目錄》。在1937年7月，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帝國軍隊建立了特種任務執行機構“中支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這個機構後來改稱為“興亞院華中聯絡部·中支那重建物資籌備委員會”。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戰爭，對於亞洲其它地區的圖書和文物的劫掠，比如在香港和新加坡，變得越來越廣泛，無數收藏家的私人圖書館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正如一個日本學者指出的那樣：“儘管日本軍隊劫掠圖書，也許看起來並不如在占領區掠奪財產、接管市場、屠殺人民的命令那麼重要，可是事實上對圖書的劫掠是領土占領和財產掠奪的延伸物，是日本吞併他國和征服其人民的政策的重要部分。”4
有些學者已經指出，圖書劫掠的目的是為了摧毀中國文化，實為滿足日本長期征服亞洲大陸的目標服務的。因此，對圖書的劫掠作為它全部軍事戰略的一部分，與屠殺人民的政策同步進行，一些日本人堅持認為“日本進行戰爭是為了文化的進步。”並且，把圖書劫掠讚賞為世界史上作為戰略武器使用的特例。
劫掠圖書的歸國
1945年10月上旬，在日本投降兩個月後，39位中國學者包括許廣平（魯迅的妻子）、周建人、鄭振鐸，和其他學者，在《周報》（The weekly News）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要求日本返還從中國劫掠的圖書，但是由於中國隨即到來的內戰和動亂，這個呼籲得實現受到阻礙。1972年中國和日本的雙邊關係恢復正常之後，要求返還圖書的呼聲再度響起。同年十月，12位日本學者集會討論了向中國歸還圖書問題。作為會議結果，140位日本學者聯合署名向日本最高學術機關（日本學術會議）提出要求，要求歸還從中國劫掠的圖書，但是由於多種原因，包括日本右翼的阻撓，這些努力沒有取得成效。一些學者個人也參與了這個運動，包括中國研究所理事光岡宏、橫濱市立大學教授小島晉治（現在是神奈川大學教授），東京大學副教授加藤佑三（現在是橫濱市立大學校長）的和一橋大學名譽教授藤原彰先生。
儘管在盟軍占領時期，日本向中國歸還了158873冊圖書，但只占全部2742108冊圖書的百分之六。大部分圖書還沒有被歸還，1946年3月20日，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給日本政府中央聯絡辦公室發出了一份備忘錄（《關於公共搜集物及藏書疏散的現在位置和狀態的文件》），列舉了中國圖書的目錄和存放的地點。以下是備忘錄中提到的一些存放地：（1）宮城、（2）宮內省（含宮內省所管的帝室博物館）、（3）靖國神社、（4）東京科學博物館、（5）東方美術學校、（6）坪內紀念演劇博物館、（7）錢貨博物館、（8）書道博物館、（9）帝國圖書館、（10）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11）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12）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13）早稻田大學圖書館、（14）日比谷圖書館、（15）東洋文庫、（16）東方文化大學、（17）大橋圖書館。最大和最豐富的收藏地是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這個文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承認。
日本收藏從中國和其它國家劫掠圖書的圖書館，現在都成為了世界上研究亞洲文化和歷史的最好的圖書館，人們在這些圖書館中可以發現其它地方找不到的圖書，特別是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它收藏着無價的中國最古老的典籍和最大量的經典圖書，以及世界上最古老和最浩瀚的印刷典籍。在這些資料中只有一小部分不能為日本國內外的歷史學者們所利用。”5這些書籍為日本學者提供了研究中國的最有價值的資料，這使日本成為中國學研究的重鎮，甚至中國學者也必須去日本查閱這些寶貴的典籍。
歸還這些圖書與1972年中日簽訂的和約並不矛盾，從字面上講，歸還圖書與“中國放棄戰爭賠償”並不矛盾。因為歸還這些圖書不是賠償，而是作為日本真誠地承擔戰爭罪責的標誌。對中國來說，這些典籍的歸還意味着恢復它在文化瑰寶方面的合法主權，這不同於賠償，也不應該與賠償混為一談。因此，無論從何種角度，歸還圖書的舉動有助於消除彼此的敵對感。
關於歸還中國圖書的具體細節可以從二十一世紀中日關係的整體出發進行規劃，可以建立一個半官方的或者是非政府的機構來執行這個計劃。在歸還日期到來之日，應該舉辦特別慶典來紀念這個意義重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為了不妨礙日本學者繼續對這些典籍進行研究，可以把原件歸還中國之前複製膠片。這樣可以證明那些參與圖書劫掠的人的確為妥善保存這些珍貴的典籍盡了力，也便於對未來的幾代人進行戰爭悲劇教育。
注釋：
1. Matsumoto,Tsuyoshi,Ryakudatsu shita bunka - senso to tosho[Cultural Looting-War and books](Tokyo: Iwanami shoten ,PP.75-80.
2. Ohsa,Myogo,“Senryo chiku ni okeru tosho bunken no sesshu to sono seiri sagyo ni tsuite [The work of receiving and organizing books and documents from occupied areas]”,the Monthly Bulletin of the Japanese Library Association,32.12.,p.338.
3. See fn in Zhao Jianming ,“Lu lun ‘Nanjing datusha’ zhong de tushu jielue [Brief Account of the Looting of Books during the Nanjing Massare ],”Contemporary China ,no.122.p.47.
4. Matsumoto,Cultural Looting ,p.50.
5. Adachi Masataka,“Daichi, niji taisenchu ni okeru nihongun sesshu tosho[Books taken by the Japanese Army dur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The Library World ,32.2(July 1981),p.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