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江晓原访谈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杨天
转基因作物：可以研究，但现在不应该推广应用
《瞭望东方周刊》：围绕转基因的争论近几年一直没有停歇。2010年初，您曾参与发布了《关于暂缓推广转基因主粮的呼吁书》，而您新近主编的ISIS文库中也有一本《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讲述的正是转基因的历史和争论，以及这种生物技术给全球各地带来的伤害。那么对于转基因技术，您的态度是怎样的？
江晓原：我认为转基因技术现在研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至少目前绝对不应该推广转基因主粮。
一个理由是，这个技术现在有争议，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切判断它对人和环境是否有害，并且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必要急着要推广它。急着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人，说服我们的理由之一就是说它是无害的。但是即使无害也不一定要急着推广啊！我们也没看见它有什么好处啊！（转基因技术）产量上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大的提高，而在防治病虫害这一点上争议也很大，因为可能会带来其他方面的问题。
作为一个不研究转基因技术的人，对于这些细节都是不清楚的。我们能确定的一点，就是对于这项技术有争议。有争议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急着推广它呢？为什么不可以缓一缓，先进一步研究呢？
在方舟子和崔永元对这一问题的争议中，方舟子说崔永元不是专家，不懂这个技术，所以没资格说话。这个逻辑就是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说话。但只有专家才愿意推广转基因啊，这就变成了只有愿意推广转基因的人才有资格说话，别人都没资格说。这是什么逻辑呢？转基因主粮是一件涉及公众和整个国家利益的事情，所以每个人对这件事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即使不懂转基因技术，也有资格发表意见。
西方国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是，科学家觉得做某件事情好，就应该去说服公众究竟好在哪，一直到取得公众的认同才可以做。如果公众不同意，那么就坚决不能做。比如美国当年的超级超导对撞机项目，都已经花了20多亿美元了，但因为公众意见很大，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他们也不能说服民意代表，最后这个项目只好下马。科学家对此很愤怒，抱怨公众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可是这个项目所需的资金是来自纳税人，那就得说服纳税人同意。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现在西方国家说服公众推广转基因技术了吗？
江晓原：当然没有。我国农业部2009年就给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颁发了安全证书，这被认为是在国际上的创新之举。转基因作物在别的国家普遍受到质疑，而他们的政府则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新书《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一书中说得就很清楚：孟山都公司控制着世界上90%的转基因种子的基因，所以，不管转基因作物到底有没有害，孟山都公司肯定是获利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人要急着替孟山都公司在中国获利呢？很多人觉得这么做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这个判断没道理，推广转基因作物的人应该正面回应嘛。他们应该正面回应自己同孟山都等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正面回应这个技术中自主研发的比例到底占多少。为什么面对公众和媒体时，对于经济利益的问题总是讳莫如深呢？
事实上，在转基因作物这个事情上，经济利益是很敏感的，但是他们讳莫如深。他们竭力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一个科学问题——吃转基因食品对人有害没害。你如果同意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是一个科学问题，话语权就到他那里去了。因为你又不懂，只有他懂啊！他告诉你没有害啊！作为不了解这个技术的公众，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转基因作物对人和环境到底是否有害”还存在争议，我们并不能完全相信这个技术是无害的。
还有一个理由是对安全问题的看法。这个也是容易让人有误解的。很多人以为安全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专家能告诉我们安全与否，我们因为不懂，只能选择相信。其实安全不是客观的，你自己觉得不安全，这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因素之一。所以不可能由别人来宣布你安全与否，就像不能由别人来宣布你幸福与否一样。杯弓蛇影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你以为自己吃进一条蛇的时候，你的身心健康就受到伤害了，你就不安全了。所以北大刘华杰教授就说，人民群众觉得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
基于这些理由，在转基因作物的问题上，我的主张是：当然可以研究，但是现在不应该推广。
科学早已不纯真了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论可以放在科学和商业资本结合的大背景下考察。那么，对于科学和商业资本的结合，您又是怎么看的？
江晓原：现在科学和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呢？
江晓原：因为这种结合完全终结了科学的纯真年代。当科学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重新回忆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句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个话到了今天你又觉得有道理了。
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其实也是我们自己要这样做的。我们向科学技术里要生产力，要经济效益，但是当它给了你经济效益的时候，它就不纯真了。现在有些人还在利用公众认识的错位，把已经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打扮成以前纯真的样子，并且要求人们还像以前那样热爱科学。但实际上，科学早已不纯真了，已经变得很积极地谋求自己的利益了。
我们现在知道了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就应该对科学技术抱有戒心。这样的戒心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幸福。这个戒心就包括，每当科学争议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它的利益维度。比如围绕转基因作物推广出现争议时，我们为什么要听任某些人把事情简化为科学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问一问这个背后的利益是怎么样的呢？比如核电的推广，我们为什么不问一问这个背后的利益又是怎么样的呢？你可以看到，凡是极力推广这些东西的人，都拒绝讲利益的事情，因为利益就在他们自己那里。但是公众有权知道这背后的利益格局嘛！
一列欲望号特快列车
《瞭望东方周刊》：您把今天的科学形容为一列欲望号特快列车，这是为什么？
江晓原：我们以前对科学技术发展快是讴歌的，那时候我们自己科学技术落后，就老觉得最好要快。实际上，真的那么快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太快是有问题的。何况现在快了也没办法慢下来，谁也不能下车，车也不能减速，越开越快，也不知道会开向何处，这不是很危险的吗？
《瞭望东方周刊》：这和戈尔在《未来》一书中说的“过度发展”是一个意思吗？
江晓原：完全是一样的，这个概念整个是配套的。戈尔批评的“过度发展”，就是煽起人的无穷无尽的欲望，然后把这种欲望当成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这种动力推动下的发展肯定是很快就进入过度发展的阶段了。现在早就是过度发展了。
《瞭望东方周刊》：您提出了科学发展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具体指什么？
江晓原：这个临界点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一种解释是这样的：最初科学技术是按照我们的意愿为我们服务的，我们要它解决什么问题，它就照做。但是随后，它开始不听你的话了，你没叫它发展，它自己也要发展，你没有某方面的需求，它也要设法从你身上引诱、煽动出这个需求来。
《瞭望东方周刊》：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案例？
江晓原：最典型的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一日千里的发展到底是谁在推动的？其实就是资本。资本自身要增值，是互联网巨头们的自身利益决定了他们要发展这个东西。互联网上新的诱惑层出不穷，这些诱惑很多本来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临界点，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解读？
江晓原：从科学和资本结合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临界点。在科学的纯真年代，科学是不和资本结合的。科学不会从它的知识中获利。比如牛顿没有从万有引力理论中获利，爱因斯坦也没有从相对论中获利。但是今天，每一个科学技术的成绩都迫切想要和专利挂钩。所以今天突飞猛进发展的技术都是能挣钱的技术，不挣钱的技术就没有人做。所以这又是一种理解临界点的路径——现在科学技术是爱钱的，以前是不爱钱的。
《瞭望东方周刊》：越过了临界点的科学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江晓原：那是不可知的，非常危险。
《瞭望东方周刊》：危险在哪里？
江晓原：会失控。这就是我用欲望号快车来比喻现今科学技术的原因。它不停地加速，没办法减速，也没办法下车，开往何处是不知道的。我们以前只觉得科学是个好东西，要快点发展，不问它会发展到哪，会把我们带到哪。我们就相信它肯定会把我们带去天堂。但现在我们知道，它不一定能把我们带去天堂，万一是地狱呢？
《瞭望东方周刊》：就是已经超出了人类能控制的范围了。
江晓原：我们现在说要对科学有戒心，已经是一个很无力的表达了。实际上，很可能已经控制不住了。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戒心总比没戒心好吧。有戒心的人可能会少受点害吧！比如我现在就还用着老式的手机，不用智能手机，也远离移动互联网，这就是戒心的一种表现。起码可以少浪费我的时间，也不容易被误导。
科学政治学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与商业结合之外，与政治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您曾经说过，全球变暖、台湾的“核四”争议等都是科学政治学的典型个案。那么能否请您解释一下科学政治学的含义？
江晓原：科学政治学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科学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二是科学在运作过程中自身显示出来的政治。这两个“政治”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我们说办公室政治，说的就是办公室这样一个环境在运作中显示出来的政治色彩。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最后的根都可以追溯到经济上去，很多情况下，经济是目的，政治只是手段。
《瞭望东方周刊》：那您怎么看待科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呢？
江晓原：科学和政治的结合也和科学失去它的纯真年代相关，科学和政治或者和资本的结合都会导致不好的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您觉得科学和政治以及和商业资本之间的结合会越来越紧密吗？
江晓原：现在的确是有这样的趋势。这也正是我们所应该担忧的。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反科学主义的思潮越来越深入人心？那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早看到这一点。科学技术发达到一定程度，它才会和商业资本结合。在很落后的地方，很落后的科学是不能和商业资本结合的，商业资本看不上它。所以，发达国家的公众比我们更早地看到了这一天，他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比我们提前一些。
《瞭望东方周刊》：他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行动？
江晓原：比如各种各样的环保行动，对各种项目上马的限制，甚至是让某种项目下马。这些都是具体的行动。环保运动最初正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现在我们的科学也逐渐发展起来，西方看到的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经历过的我们也正在经历着。
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
《瞭望东方周刊》：您刚才提到了反科学主义。事实上，关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论争从十多年前一直延续至今，能否谈谈您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江晓原：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科学主义，知道了什么是科学主义，就知道了反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就是反对这种“科学主义”，而不是反科学的主义。
科学主义有三个基本认知：一是认为科学等于正确；二是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三是认为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这三点是互相依赖的。如果一个人同意这三条，那么他就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反科学主义反对的正是这三条。
《瞭望东方周刊》：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现状如何？
江晓原：多年来，我们一直不自觉地宣传着科学主义，或者叫唯科学主义。因为一开始我们老觉得自己科技落后，要追赶上去，所以，我们给科学的地位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给科学的地位。比如我们有科普机构，有《科普法》，这在发达国家是没有的。我们从上而下设置了很多科普机构，别的学问为什么就没有这些普及的机构呢？这是因为我们给了科学一个过高的地位。这样的地位肯定会滋生科学主义的思想。你给了它这样超乎一般的地位本身就意味着它高于别的知识体系。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院部主席团联名发表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要明确指出，避免把科学技术凌驾于其他知识体系之上。
《瞭望东方周刊》：那您觉得我们现在对待科学的态度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江晓原：只要正确认识到科学已经告别了它的纯真年代，我们就很容易获得对科学的正确态度——科学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而且这个工具也是能伤人的，所以要对它有戒心。就像一把切菜刀，好人拿它做菜，坏人拿它杀人。但是你得防范它可以用来杀人。
科学只是一个工具，我们现在不能不用，但它不应该我们崇拜热爱的偶像。我们今天不应该再谈什么热爱科学了，就像我们不必热爱切菜刀一样。对一个你需要对它有戒心的东西，怎么能再热爱呢？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您提倡的反科学主义，是说要在认识到科学正面作用的同时，也要反思它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一些不利影响？
江晓原：对。我们要认识到它对人类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和已经带来的危害。许多中国公众现在对于科学还停留在一个模糊的、过时的认识中，我们需要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科学共同体希望人们仍然把它当成纯真年代的它，其实它已经不是了。就像孩子已经学坏了，可是还在试图让他的父母相信他是个好孩子。
《瞭望东方周刊》：反科学主义思潮现在在中国的发展如何？
江晓原：基本还停留在学院里。比如北大有给研究生讲授的SSK（科学知识社会学）课程，但几乎所有的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典著作都已经在国内翻译出版了。虽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它还停留在学院层面，但是由于一些学者不断在公众媒体上发表有关论述，实际上公众也并非对这种思潮毫无了解。另外，很多公众从常识出发，同样可以达到合理的认知。我接触过的很多朋友，他们并不了解SSK是什么，但是他们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理解也是合情合理的，他们通过别的渠道让自己离开了科学主义所希望他们停留的那个立场。比如很多反对推广转基因作物的人士，并没有思考过什么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他们是从常识和良知出发这样做的。
核电的前景已经黯淡下来
《瞭望东方周刊》：福岛的核危机其实也给了人们某些警醒。核电以前一直被宣传为是安全、清洁、高效的能源，但是从切尔诺贝利到福岛，一系列重大核事故的发生，是否颠覆了人们原有的这种认知？
江晓原：正如戈尔在《未来》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核电的前景已经黯淡下来了。
核电的成本是无法估算的。戈尔在《未来》中说，在美国和欧洲都找不到一家公司愿意替你估算核电厂的成本，这就说明它根本不是经济的——因为它的成本包含了一些高风险因素。一旦核电厂出了问题，都是社会来买单的。比如福岛一号机组的灾难发生后，日本社会为它支付了巨额的善后费用，甚至到现在还在为它埋单。这些都要算在核电的成本里面。这就和车险是一个道理。保险公司收多少车险，与行车记录有关，记录越不好，车险越贵。核电出过那么几次大的灾难，这个险得多高啊！
还有清洁，这对公众是个很大的误导。煤燃烧时会冒烟，你肉眼可以看见它污染环境，可是核反应所产生的核辐射、核废料的放射性，普通人是无法察觉的。核废料的问题，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核电厂有办法解决。从美国开始，大家都对这个问题因循苟且。这也是为什么德国等国要大力提倡废止核电的重要理由之一。
所以，对核电这个问题，我的态度也和对转基因作物问题类似，我觉得现在重要的不是推广，而是继续研究，如果科学家能研究出更安全的核电，特别是能研究出解决核废料的方法，那时再谈推广也不迟。
前段时间台湾的“核四”争议也说明，现在电不是不够用，（大力发展核电）这里面也有利益因素。
《瞭望东方周刊》：您觉得目前全球的能源危机靠科学能解决吗？
江晓原：我觉得仅仅靠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是肯定不能解决的。当然人们都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知的，比如受控核聚变等技术成功了，能源问题当然也可能一朝解决。但这些目前看来都是狂想类型的，还远远不能变为现实。很多人担心的是，在传统能源耗尽后，新的替代能源还没有找到，这不就完了吗？
其实我们对待能源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人类的欲望可以无限膨胀，只要不断用科学技术来开发新的能源来满足这种欲望。这条路上，会越走越快，一个欲望被满足之后，会催生下一个欲望。另一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就是控制我们的欲望。如果我们能控制住，那么我们地球上的传统资源也许能支持更长的时间，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更长时间来研究未来的能源。也许有一天传统能源还未枯竭的时候，新能源已经出现了，人类也有救了。如果现在不节制，仍然继续拼命用，只是幻想着也许有一天能解决，或者干脆饮鸩止渴，即使核电不安全也先上马，最后要么核电导致不可收拾的结局，要么就是资源用光，地球走向灭亡。这两种前景，在西方的科幻小说和电影里已经无数次想象过了。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正确对待能源危机的方案应该是既开源又节流？
江晓原：开源当然是指继续抓紧研究新能源，节流则不是简单地推广节电技术，重点是要约束我们的物欲。现在提倡的绿色环保，讲的就是这个。
人文当然高于科学
《瞭望东方周刊》：您很早就使用了“科学文化”这样的表述，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表述？
江晓原：我们有一群朋友学术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是科学史、有的是科学哲学。我们从十多年前开始使用“科学文化”这样的词汇。因为这个词汇的包容性比较大，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都能包容进去，甚至科普、科学传播也可以包容进去。
我和刘兵一直在主编一种名叫《我们的科学文化》的丛刊，一年出两本。最初取的就是“科学文化”这个词汇的包容性。这个词在我们用了十年后，一些官方语境中也出现了。比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找专家评审有关的图书项目，他们的分类里就会有科学文化这样一类。
《瞭望东方周刊》：能否谈谈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关系？您的态度是怎样的？
江晓原：在我现在的观念里，人文当然是高于科学的。科学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工具。它当然要依靠人文来规范。一个人的人文素养是最重要的。有人采访我，问我推荐学龄前儿童看什么科学书籍，我说他们此时不需要看科学书籍，这个时候应该看的是能提升人文素养的东西。学习科学有什么可急的？从小学开始不就有科学教育吗？人文肯定应该高于科学，工具怎么能比人重要？你自己的修养最重要么！科学只是用来做事的，人文是用来做人的，做人比做事重要。路甬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时，就曾在很多次演讲中提到，要用法律、伦理规范科学。
《瞭望东方周刊》：您觉得科学和人文之间现在产生了矛盾，根源究竟是什么？
江晓原：如果我们认识到科学只是工具，本来是不会产生什么矛盾的。冲突的产生是由于科学企图凌驾于人文之上。科学被赋予了不恰当的地位，这就使得某些人觉得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正是这样的科学主义导致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冲突。
《瞭望东方周刊》：要调和这种矛盾有什么可能的路径吗？
江晓原：可能的路径就是重新给科学定位——科学就是一个有危险性的工具，有了这个定位，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公众理解科学”的提法，这和传统的科普有什么区别？
江晓原：“公众理解科学”是西方流行的提法。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不是公众单向被灌输科学知识，这和传统的科普是不同的。现今公众在学校教育阶段早就完成了基本的科学教育，他们也不需要全面了解各种科学，比如你就不需要了解你的手机是怎么造出来的。所以科学和公众之间已经隔得很远了，因此单向向公众灌输科学知识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公众理解科学”则包含了公众关注科学和自己的生活之间的现实联系。比如要上马化工项目，会影响人们居住的环境，人们就会去抗议。这就是公众理解科学中的一部分。当然，这里面也仍然包含了传统科普，只是它已经退化为“公众理解科学”的一部分了。 “公众理解科学”中包含了传统科普的内容，也包含了以前所没有的内容。比如现在我们会谈核电的危害性，这就是以前科普里没有的。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公众理解科学”和您之前说的对科学的重新定位是有联系的，并且它有有助于解决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矛盾？
江晓原：对。是有帮助的。
科学与宗教
《瞭望东方周刊》：还想请您谈谈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您在《科学十五讲》中说到：科学和宗教信仰的关系，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的关系。您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您的这种观点？
江晓原：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科学和宗教的关系一直是并行不悖的。在有些情况下，宗教甚至帮助了科学。在中世纪，是谁保存了知识的种子？正是教会的修道院。科学和宗教之间其实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以前自己建构出来的，好像科学一直在受迫害，科学和宗教是不相容的。中科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说到的“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于其他知识体系之上”，这个“其他知识体系”也未尝不可以包括宗教。
有个典型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中国教课书中，都说布鲁诺因宣传“日心说”被烧死，而西方学者几十年前早已研究证明，布鲁诺被烧死主要是因为他鼓吹宗教改革。但是我们一直把这个故事作为“宗教是科学的敌人”的典型案例。
《瞭望东方周刊》：那科学和宗教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有没有具体的例证？
江晓原：比如中世纪的那些神学的论争，无论是对于思维的训练，还是直接的思想方法上，对科学都有借鉴和帮助作用。往往论证一个事物时所遵循的程序，当被用来讨论科学问题时也一样适用。
随着科学的发展，其实宗教也一直在修改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比如《天体运行论》曾经出现在他们的《禁书目录》上，不久不是也拿掉了吗？
《瞭望东方周刊》：您觉得科学最终会取代宗教吗？
江晓原：不可能。这两者的功能不同，是难以相互替代的。科学是人们处理物质世界时的工具，宗教用来安慰人的心灵。不过，什么都是可以发展的，这两者中的某一个如果发展到连另一方的功能也具备的时候，取代也未尝不可。但现在我们至少还看不到这样的趋势。人们的心理出了问题，一般不会在科学那里找答案吧？在西方，即使是一些科学主义者，也有很多人还是信宗教的。
科学与伪科学
《瞭望东方周刊》：从古至今，公众对于神秘事物与现象的兴趣一直不减。公众，甚至一些科技工作者都对风水、算命、气功、星座占卜、人体特异功能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伪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此，您怎么看？科学、伪科学之间的界限何在？
江晓原：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区分，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这正是科学哲学上说的划界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所以不可能为科学和伪科学的划分设立一套普适的判断依据。但是具体到某件事情上，哪个是科学，哪个是伪科学，有些是可以判断的。因为通常我们认为那些按照现有的科学理论和规范来操作的东西就是科学，反之则不是。但不是也并不一定就是伪科学，当它没想把自己打扮成科学的时候，它仍然不是伪科学。只有当那些东西照现在科学的规范来判断不是科学，但又要宣称自己是科学的时候，才能被称为“伪科学”。
《瞭望东方周刊》：能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江晓原：比如中医。为什么有人要把中医称为伪科学呢？是因为有些中医觉得自己被说成不是科学很难受，而非为自己正名是“科学”。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就被人说成是“伪科学”了。如果中医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不是科学，谁会说你是伪的呢？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是科学的东西存在么。艺术、宗教等等也都不是科学，为什么我们不称它们是伪科学呢？
另外，我们对伪科学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主张对伪科学宽容。我认为伪科学只要不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不危害他人的利益，就让它存在着好了，不必去打压它。有人要把伪科学想象成科学的敌人，对伪科学斩尽杀绝，这是不对的，对科学的发展也没好处。伪科学可以成为科学的温床。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比我们先进，同时他们对伪科学也比我们更宽容。如果利用伪科学犯了罪，也不用罪及伪科学本身；就像利用科学犯了罪，我们通常也不罪及科学本身。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伪科学的发展是否会对科学的发展有某些促进作用？
江晓原：这种促进作用在历史上是有过的。比如炼金术催生了化学，星占学对数理天文学的发展也有过促进作用。从这些例子里我们都能看到，伪科学和科学并不是处于敌对阵营的。
《瞭望东方周刊》：您刚才讲到了中医，您曾提出“对待中医要有新思路”，能否具体谈谈您的看法？
江晓原：我不是中医，也不懂中医，所以我对中医的看法纯粹是我从科学哲学和常识出发思考的结果。我觉得今天中医一个重要的宣传策略，应该是不要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因为这样容易被别人说成是伪科学。其实中医自有一套看待世界的图像，与科学是不同的。中医的图像里有阴阳五行、经络穴位，这在科学那里没有。中医用一根针扎进某穴位就能对肉体产生影响，这在西医的理论中是很难解释的，但在中医确是行之有效的。
另外，我们在思考中医未来地位时，应该注意到，在西医进入中国之前，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健康一直是由中医呵护的，这个呵护是很成功的，所以你得承认中医的有效性。另外，今天在医德日渐败坏的情况下，让西医有一个竞争对手，这不是符合反垄断的基本思想吗？让公众有另外一个选项，有什么不好呢？
事实上，西医在西方人那里也不是科学，只是在进入中国时被我们说成是科学。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科学、数学、医学三者经常是并列的，这就说明医学并未被看成科学的一部分。而且西医的历史更不堪问——和中医相比，西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那样的低级、野蛮，只是最近一两百年才被弄成很“科学”的样子，动辄弄个很大的仪器检查人体，即使这样，西方人也没承认它是精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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