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志传】第十三卷 父爱如山 长夜明灯[1]
一、无所事事 愁容满面
文化革命颠倒了黑白和是非，对龙志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他教育三个儿子的正确性和权威性。文革之前，鉴于他自己成长的历史教训，龙志对孩子们的学习成长关怀备至，抓的非常之紧。常常用自己的“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故事来教育他们牢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儒家成才思想，以及牢固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那些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教育方式正是文革针锋相对，严肃批判的所谓“只专不红”的白专道路。从1966年夏天开始，全国所有大中小学都开始陆陆续续“停课闹革命”。除了小学生之外，大部分在校的大、中学生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课堂中上课。个别幸运的中学生后来有机会成了“工农兵”学员，还有的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回到课堂。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讲，他们的那次失学造成了终生遗憾，因为那一刻就是与学校课堂教育的永别。
那时整个社会都在文革初期流行 “革命造反”和“红卫兵”，到文革中后期崇尚“解放军”和“工人阶级”，非常鄙视批判“文化知识”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甚至被冠以“臭老九”的恶名，其实，我国历史上仅仅有元朝这个外来民族在统治汉族后废除了科举制，而且依具职业的性质，把臣民划分为十个等级：
一、官（政府官员）
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
三、僧（佛教僧侣）
四、道（道教道士）
五、医（医生）
六、工（工程技术人员）
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
八、娼（妓女）
九、儒（知识分子）
十、丐（乞丐）。
为了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统治汉人，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元朝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然而，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境遇，甚至比元朝时期还低，因为在前面还有一个“臭”字。何况龙志作为留美归国的“反动学术权威”，是学校里“臭老九”的代表，更是“罪加一等，臭不可闻”了。
当龙志看到自己的三个孩子在文化革命中经年累月无心向学，荒废学业，参加运动，无所事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白白浪费“一寸光阴一寸金”求知学习的黄金岁月和大好年华。联想到自己年轻时曾经被迫失学三年，走过类似弯路，但也没有达到如此荒谬，如此规模，如此漫长。他心急如焚，痛心疾首，经常在劳改回家后劝阻孩子们，要他们学习知识本领，哪怕学些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劳动之余，疲惫不堪的龙志常常半坐在躺椅子上一言不发，愁容满面，痛苦地凝视着儿子们整天不务正业，无所事事，进进出出，意思说你们这样下去“咋个办耶？”（怎么办）。当时他的儿子们并不十分理解父亲的劝告，也不以为然。心想您老读了一辈子的书，甚至到美国留学，得到如此被批判下场，而且株连到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和您那样去读书呢?
难道希望我们将来得到和你同样的下场？所以对龙志的教诲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可怜的龙志，在外面受到批判，受尽了侮辱和歧视，在家里也不能将他的见解点破，多次欲言而止，没有话语权。
孩子们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当个工人，做一个光荣的“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一员，改变自己的家庭成份。因为那时粮食限量供应（成人一月28斤，其中只有6-7斤白面，其余都是玉米面，红面，小米等粗粮），副食品猪肉（每月半斤）、蛋（每月半斤）、油都（每月3两），白糖（每月半斤）凭票，非常紧俏，物资非常匮乏。因为所有的年轻人常常饿肚子，除了过年，甚至没有吃过一顿馒头猪肉饱饭，龙志的三儿子文灿甚至产生了找个餐馆做饭的“大师傅”的工作的强烈愿望，至少可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当然，当时整个社会并不知道吃到“脑满肠肥”是一件不好的事，反而非常羡慕当年为数不多的“胖人”和他们所从事的那个“随便吃馒头，随便吃猪头肉、过油肉”的职业。
由于父亲属于政治历史问题未定案（美国特务嫌疑），受到株连，多次招兵招工，甚至煤矿，砖厂，建筑公司都与他们无缘。在太谷上山下乡插队之前，临汾建筑公司当时在太谷县招工还有20个名额没有完成。招工代表童师傅看到文焕文灿两兄弟身强力壮，很愿意要他们，但是因为政治审查无法通过。童师傅甚至要求到农学院政工组去查看他们父亲龙志的档案，遭到拒绝。
童师傅最后对文焕讲：“你父亲若是现行反革命，昨天枪毙定了案，我今天都要你们。看农学院给你们兄弟出的政审材料：其父XXX，美国嫌疑特务；其母XXX，历史不清。你父亲的问题永远搞不清。但是如果能让我看看你父亲的档案，就可以要你俩。”
那时文焕和文灿觉得世界如此之大竟然没有他们两个20多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的立足之地，不胜沮丧。文焕与招工师傅谈完话后，回到家里对天哀叹：“老天爷，給我们一条活路吧！”
不巧被隔壁的父亲龙志听见了，龙志告诉文焕，听见他的话刺得心痛。文灿甚至想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还有科举制，普通百姓还可以通过“十年寒窗”达到自己改变地位的目的，至少还有出头的盼望和个人奋斗的途径。伟大毛主席之能够写出气势磅礴的诗篇和五卷雄文，也是和他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和湖南省立师范学校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有关。而现在做为“黑五类”子女，受到“无产阶级专政”株连，搞得走投无路，处处碰壁，在家闲置，不仅没有上学读书的权利，甚至连当个工人的权利也没有。也不知道历史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当然他也万万不敢“反抗”，只是自己剃了个光头，甚至幻想自己能够休克上几年，等那段窒息的政治压力过去后再苏醒过来，能够和其他人一样找个工人的工作，过上正常年轻人的生活。
他们兄弟和其他“牛鬼蛇神”子女一样，等到后来，只能集体上山下乡插队。太谷县于1970年9月开始动员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待业青年”到农村插队。学校一共有30多位子弟被发送到50里外的范村公社插队，范村公社在太谷县属于比较偏远落后的地区。因为农学院是“臭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时代大学不招生，教授在社会上也没有地位，他们的子女也在太谷县受到“特殊照顾”，
被分配到比较艰苦的地方劳动锻炼。
文焕和文灿插队那天，1970年10月7日，龙志在繁忙劳动改造之中还不辞劳苦，步行到5里外的太谷县灯光球场欢送会场，默默送行，儿子们竟然浑然不知，是多年后看了他的日记才知道的[2]。处于龙志当时的地位，他这样低调也可以理解。龙志知道儿子们受他的株连，但真诚希望他们改变成份，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不要世世代代株连下去。
插队后，龙志多次去信鼓励儿子们严格要求自己，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在他看来，年轻人不吃点苦，就不知道什么是甜。但是，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希望还是他们能够继续读书，走他过去走过的道路，鼓励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前途”，掌握知识本领，将来为国家所用。这个思想在当时“读书无用”，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不仅是“胆大妄为”，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虽然文化革命让他这个读书人因为自己选择的“科教救国”的道路而遭受批判，甚至饱受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和迫害，他对年轻人求知读书的教诲的初衷却还是那样地执着，一如既往，他的信心和智慧的确是高瞻远瞩，不同凡响。为当时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的儿子们指出了一条自强不息的自救道路。但是，他的儿子们并没有马上理解，立刻接受龙志的劝告。
文焕和文灿插队后基本上没有受到农民兄弟的特别歧视，反而受到同情和怜悯。因为他们积极肯干，在插队后不久，文灿便在知青点第一个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而8个月后，文灿便被推荐到了太谷油刷社当学徒工。虽然工作理想，却是一份离家近，有技术的工作。不久文焕也在离家50里的太谷范村电机厂当了翻砂学徒工，工资都是18元，同属太谷县手管局下属的单位。虽然都找到了工人的工作，但是属于地位低下的集体所有制“手工业单位”，和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单位”还有本质的区别。不仅工资低，待遇差，而且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规模、技术、设备都是二、三流的，一般人都不愿意去。但对于饥不择食的“牛鬼蛇神”的子女来说，人家不嫌弃你就不错了。当然，也确实有政治条件更差的青年未被录取。
平心而论，应该感恩那些单位不嫌弃他们的“家庭出身”，使他们能有那样的机会脱离了农村，回到了父母身边。也正是在勉强当了手工业工人后，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儿子们才对父亲龙志苦苦劝学有了更加切身感受和深入理解，才有了后来发奋自学成才的条件和机会。
二、痛定思痛 自创前途
不到20岁的文灿1971年一开始工作是在太谷县油刷社学徒工，不久被派到位于太谷县东门外的农学院工地工作。他每天穿一身浑身油漆的衣服，在自己长大的校园里，手提油漆桶，在校园里东家进，西家出，油漆粉刷，家喻户晓，以至多年之后，人们还记得“张龙志的三儿子是个油刷工”，文灿觉得抬不起头来。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此时的文灿竟然和当年在铭贤中学打工时的龙志同龄，又在同一个校园里，不过中间隔了40年时间。所不同的是龙志当年虽然打工，但工作和学习目标明确。而文灿则是一片茫然，一头雾水，还需要在工作中慢慢感悟，定位人生目标，寻找人生道路。
“磨难可励志”。作为油漆工在社会底层挣扎，又加上“狗崽子”的家庭身份，文灿慢慢开始领悟到自己不学无术，无力服务社会。因地位低下，甚至在到了谈恋爱的年龄，没有一个女孩子正眼看他一眼。才逐步理解父亲龙志苦苦劝学的一片苦心和美意。虽然父亲被批判走“白专道路”，人家好歹还是“留美教授”。四十年之前，在父亲20岁时，人家步行千里到铭贤学校，就在同一个校园里，做过扫地工，后来在发电厂加油，人家打工的目的是为了求学。自己打工的目的是什么？他想到自己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迫失学，无法立足社会，只能出卖劳力，实际上连“白专”也不是，如何才能在手工业单位熬出头呢？如果不求知上学，一辈子的最高目标就是一个普通“匠人师傅”，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左思右想，文灿借用《水浒》中梁山好汉常说的一句话，自叹道：“今生今世终不成只这般休了！”
忙于流连辗转于不同的油漆工地，每天爬上爬下的文灿才终于感悟到，如果每天不用上班，能够在学校一心一意，专心致志读书学习，那是多么一件不可奢求的幸福和愉快的机会。而自己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时，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欢呼雀跃，那是多么愚昧无知。他甚至有了辞职不干，返回去重新上高中的想法。但是那时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中。太谷县正规重点高中也缩短了学制，把过去3年的学制缩短为2年，还增加了许多学工和学农的内容。农学院子弟学校本来是间小学，那时缩短学制，文化革命中间顺便上马，就变成了个“戴帽高中”。教师，教材和设备也达不到文革以前高中水平。在当时“读书无用”的形势下，学制短，教材差，师资水平低。学生无心学习，教师无心上课，学生们都在混日子，等待毕业后找个工作或者插队。自己也没有必要丢掉工作去插班比自己小3-4岁的小孩堆里去重新学习高中数理化。其实，此时文灿面临的是求学无门的形势。
“求人不如求己”，文灿痛定思痛，耳边响起了父亲常常教导的一句话“努力学习，自己为自己创造前途！”。他突然感悟，决心自学，不顾同学的讽刺挖苦和大形势的宣传和批判，开始反叛。
说干就干，他偷偷把家里文化革命以前的初中，高中的几何，三角，函数，代数，解析几何，物理，化学，英语书籍找出来自学。反反复复一章一节地学习课文，学习例题，一道道地解作业题，一个个地背诵英语单词。温故而知新，那些书本知识让他感到仿佛回到了久违的中学课堂，回到了可爱的老师身边。感到了抓住青春时机的黄金岁月，学习知识，自身提高的充实和欣慰。
1972年，通过龙志老同事冀一伦先生太太王雅芬的关系，认识了太谷手工业局局长陈有福，他爱人罗玉珍是母亲桂琴的四川老乡，终于把老二文焕从50华里外的范村电机厂调回太谷农机厂。文焕回到太谷不久之后，文灿告诉文焕 “我们只有走父亲安排的‘穷则思变’一条路，别无选择”，文焕心领神会，也加入了自学行列。文焕脑子聪明灵活，解题方法简便，两个“打虎亲兄弟”从文革插队起就同命相连，相依为命，现在又互相鼓励自学，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其乐融融。
父亲龙志多年愁容满面的脸上开始有了点笑容，他老人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一向勤俭节约，胆小怕事的他破例为孩子们买了半导体收音机，甚至暗暗大胆鼓励他们收听《美国之音》，学习“英语900句”，那在当时属于”偷听敌台”罪。一天龙志从猪场回来时手抱三本老版《简明英汉词典》送给三个儿子，乐呵呵地说这书解禁了。龙志千方百计为孩子们创造学习条件。一再和他的老朋友陆智良、冀一伦、陈经纲、郭定成、江家成先生打招呼，帮助孩子们学习数理化和英文。几年之后，他们基本上靠自学学完了高中数理化课程，甚至学习了大学的《微积分》，英文的口语和阅读也取得了进步。
虽然表面上看，龙志的孩子们当时找到的几乎是同代人中最差的工作。但是他们却在青春金华岁月里有意外收获：
1）得到了父亲自学成才的“指点迷津”，鼓励、鞭策、监督和鼎力相助
2）得到了社会这个大课堂的无私教育，在社会最底层学习磨练，待人待物变得谦虚谨慎，毕恭毕敬
3）得到了自学成才的学习动力 ，及时利用了“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大好年华
4）得到了山西农学院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
不能不说他们当时得到了上苍“天时，地利，人和”最大的“恩赐”，实际上在同代人中属于最大的幸运。因为几年之后，形势变化，恢复高考，他们都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
所以，“磨难是恩典，是财富”，吃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事物自然有其“相反相成”和“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属性。
原铭贤学院司库，工商管理系教授刘惠之先生的夫人，太原五中名师 洛叙英在“缅怀龙志”中回忆道:“他不仅善于帮助朋友，更善于教育晚辈。当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污染着人们的灵魂的时候，他却始终坚信“知识就是力量”，坚信科学在建设祖国中的重要作用。他用了一个巧妙的教育方法激励孩子们认真读书。记得他亲口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天，他把他所有的书放在平车上对孩子们说：“这些书对我没有什么用了，我要把它们卖掉。如果你们觉得可惜，觉得还想看看，那我就留下。”孩子们领悟了他的意思，坚决要求爸爸留下这些宝贵的财富，并从此认真自学起来（那时高考未恢复）。”
三、全家出动 南柯一梦
从1973年开始，全国的大学在停止召生6年之后，开始在农村和工厂招收推荐的工农兵学员。于是想办法让文焕、文灿两个儿子推荐上大学便是改变孩子们“手工业单位”命运的手段和渠道。而龙志从孩子们很小开始，多年来最大的愿望也是让他们上大学，因为他教了一辈子大学，所以希望自己的儿子也有些机会上大学。这种想法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当时许多人认为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因为文革本身就是要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难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子女还妄想“夺回”被无产阶级占领的教育阵地？
老大文炳文革前曾经考上榆次经纬纺织技校，龙志为了让他将来能够上大学而与一个愿意上技校的农村女生交换，让他转到太谷中学读高中，文革中文炳和全家曾经懊丧不已。后来在父亲龙志的帮助下，文革中间勉勉强强上了个山西畜牧学校中专，并且留校做了教师，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因为那时知识分子地位很低，大部分人对于求知上学是比较鄙视的，甚至取笑文炳的选择。在学校里工作地位也不高，当一个“臭老九”，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工作。当然龙志的远见卓识是当时一般人难以理解的。
鉴于孩子们的就业情况，1973-1974年间，不顾当时的“大气候”，争取为文焕，文灿他们兄弟推荐上大学便成了龙志和全家全力以赴的头等大事。桂琴听说太谷县手工业局局长陈有福爱人罗玉珍希望饲养下蛋来杭母鸡，便特意在农学院买了一批种蛋，实验采用那时最新的“水缸孵小鸡”的技术，连续21天，每天几次不断给水缸添加热水换取冷水，保持温度。竟然成功孵出20多只活蹦乱跳的来杭鸡。那批小鸡终于安全出壳了，而桂琴由于日以继夜，操劳辛苦，人也瘦了许多，几乎像大病了一场。小鸡送到了陈家后没过多久，便都夭折了。也许不会精心饲养，也许来的太容易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虽然全家竭尽全力“拉关系”，毕竟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低，作为名牌大学毕业又留学美国的大学教授和科学家，一生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龙志显然一辈子不曾擅长也不齿于搞请客送礼“拉关系”那一套。所以他的几个儿子也都一直没有上成大学。
到1974年招生则完全取消了文化考试，文焕经过全家上上下下努力，总算被农机厂和太谷手工业局推荐到县招生办公室，因为与农大的另外一位县里后门较硬的子弟发生了竞争，终于由于“政治审查”被卡下来。
发榜那天，龙志正好在太原参加文革之首次“华北地区养猪会议”。桂琴听到文焕落榜消息后愤愤不平，连续派老大文炳和老三文灿到太原去找龙志报告情况，想想办法。
兄弟们先后到达太原市小店招待所找到父亲龙志。他老人家刚刚被会议军代表发现“老积极分子”，被破例特殊批准上台做了科学养猪和思想改造的报告。龙志听到情况后反应比较平静，也没有说什么，其实他也不知所措。 经过和几位“有头脑，有办法”的学生商量，决定直接找省委领导申诉。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龙志一辈子第一次为个人私事“告状”。也确实难为了他老人家，不是为了儿子，老实忠厚的他绝对不会向领导开口。第二天他们一行三人到省委大院去找和他有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他们已经近10多年没有见面，王谦在汽车里却一眼认出了劫后余生，变得非常“苍老多病”的龙志，王书记热情地将他们父子三人迎到家里，请龙志抽当时紧缺的1毛8分钱一盒的阿尔巴尼亚烟。一番寒暄了解情况之后，龙志的话不多，仅仅说：“我教了一辈子大学，也希望我的儿子能够有上大学的机会”。王谦书记打电话把他们介绍给龙志的铭贤校友，分管文教工作的王大任副书记处理。于是他们一行又走到到了住在附近的王大任家里。听完他们汇报，王大任后来亲自写信到晋中招生办公室处理。招办于是派人下来到太谷招生办公室、县手管局和农机厂开会调查。结果虽然惊动了省委合各级领导，文焕还是因为没有经过县里政审和推荐手续，不但没有上成大学，而且把县文教局也得罪了。那位竞争对手也没有上成，据说还给周总理写信告状。虽然文焕的文化水平比那位对手高出很多，但是当时“推荐”的招生制度没有客观标准，完全是靠领导“评议”。因为双方都是知识分子后代，不是当时提倡“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最终结局是两败俱伤。那是知识分子子女的时代悲剧。
据后来内部了解情况，文焕没有被推荐的问题还是出在政治审查上。虽然经过清理阶级队伍，龙志当时已经定案处理，历史上又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家庭出身也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剥削阶级），可以说本人和家庭都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问题却出在母亲桂琴的社会关系上，前已述及，她三哥曾朝彬曾经被在1951年镇反运动 中作为“恶霸”镇压。
文化革命中更是旧账重提，成为一个重要家庭“历史”问题，足以株连九族，造成家人和亲戚朋友政治审查无法过关。
这样，农学院虽然没有办法证明龙志的政治历史问题，却拿桂琴的社会关系问题大做文章。虽然龙志文革中为了在政治上翻身浴血奋战，但是令人防不胜防的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果还是在“政治审查”上出了问题，还是在政治上不能翻身。这些社会关系也和家庭出身一样，如影随形，是套在他们全家身上的精神枷锁，永远也难翻身。
那年头的招生制度说到底还是政治挂帅，政治审查和“走后门”相结合。对于龙志孩子们这样的“复杂”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背景，再加上文化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臭老九”无权无势的低下地位，龙志全家的满腔希望和努力被证明是一段永远难以实现的梦想和不能忘却的痛苦回忆。
经过那件不愉快的经历，龙志也没有说什么，他并没有灰心，而是是继续抓孩子们的学习，他的这些努力毕竟使他们打下了文化基础，受到了意志磨练。“天无绝人之路”，三年之后的1977-78年，招生制度发生天翻地覆改革，他的孩子们终于都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那是后话。
有诗为证：
《父母心》
严冬虽过春来迟，儒生地位低元时。
孩子求学屡遭挫，父母心焦有谁知？
四、积极表现 苍天有眼
三子文灿的求学之路更充满曲折。那年头，还有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学途径是通过考生文艺体育方面的特长来录取，而不完全靠“推荐”。因为那些特长有比较客观的评审标准，政治和后门不好完全代替，那时候叫“一技之长”。文灿在挖掘自己体育方面的才能没有少下功夫。生长于大学环境，加上文革中又无所事事，文灿不仅擅长体操、游泳、滑冰，还在太谷灯光球场正式拜了车氏形意拳传人张永义做师傅，练了3年多形意拳。
文灿1973高考没有得到正式推荐名额，但在招生办公室老师指点下，却以体育特长得到了文化考试资格。虽然他文化考试成绩优异，在12道数学题（选择6道题）答对了11道题。但因为是用的是不受限制的体育名额报的名，加上后来四人帮抬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不算。有几个学校如“太原工学院”和“天津南开大学”等招生老师经过面试，对文灿的文化水平印象很好。例如南开的老师问文灿一个高中物理里面“自由落体运动加速度”的速度问题，一个上抛的物体自由下落，在上升和降落的同一高度瞬间的速度如何。文灿回答“相同”，回答正确，老师满意，也比较愿意帮助他入学。但是因为经过“张铁生”事件，招生中再次强调“突出政治表现和政治审查”，学校在招生中的决定权旁落，地方招生办公室掌握实权，那是发生在不正常年代中的奇怪现象。文灿终于因为没有正式名额和政治审查而名落孙山。
为了获得梦寐以求上大学的机会，文灿必须采用迂回策略。争取被推荐，政治上首先要积极表现，靠拢共产党组织，得到领导的信任。在他当时所在的太谷县农机五金厂担任团支部书记，各个方面表现积极，如工作上不计得失，加班加点，为工厂举办墙报，为太谷广播站投稿等。由于在工厂的新产品“锥式接头”研制方面的突出贡献，以及为年轻人开办文化学习小组被选为1974年度该厂唯一太谷县“劳动模范”。
为了被推荐上大学，政治上也必须出人头地，有出色表现。所以，文灿还在争取加入共产党。这个要求对他自己来讲，难度和他父亲龙志梦想做英雄，梦想入党几乎一样大。按照家里的政治条件，一个留学美国教授的儿子，表现再积极，也一定要经过“长期考验”也未尝能够实现理想。要想“先入党，再上学”犹如白日做梦。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文革中的两派斗争余毒和宗派关系，山西省每过一段时间，领导班子就要在上级的干预下上上下下撤换“夺权”一次，当机会到来时，每派都想方设法把对方打入“十八层地狱”，俗话叫“翻烙饼”。
文灿在工作中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但是政治上不成熟，甚至为了保护工厂的利益得罪了另一派的人，无形中不幸被卷入了你死我活的派性斗争。工作上表现再好，在政治上“站错队”却是致命的伤害，弄不好反会深受其害，甚至锒铛入狱，更不用说做梦入党上大学了。
由于1974年二哥文焕争取上学不成，到了1975年，县教育局甚至没有给手工业局招生名额指标，文灿心灰意冷，也没有报名参加那年的大学招生选拔。不过，1975年，文灿倒是有幸从头至尾旁听了学校数理教授陆智良先生为农学院回炉班开设的“高等数学”课程。陆先生讲课基本不看讲稿，就拿一支粉笔，黑板上写的也不多，很简练，版术也非常考究。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层次分明，清晰的思路象徐徐流动的一汪清水。他讲课声音不大，但是逻辑思维严密，深入浅出，也没有一句废话。课堂上静悄悄的，同学们都随着他引导的思路由浅入深，如醉如痴。一些看上去非常复杂的问题被陆先生剖析得如此简单清晰，觉的顿时豁然开朗。不知不觉下课铃声敲响，同学们还觉的余意未尽，回味无穷，真是一种享受。文灿虽然不是正式学生，但也按期向陆先生交了作业，陆先生没有当面说什么，据他爱人徐琳老师悄悄告诉文灿，说完成的不比那些正规学生差。“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许命运安排龙志的孩子们也必须经历与龙志相似的磨难能获得上学的机会。龙志全家的精诚和努力终于感动了上苍。1975年底，一次彻底改变文灿一生命运的机会终于不期而至。
有诗为证：
《劝子读书》
一生追随孔圣贤，成名成家步步艰。
立业成家育三子，从小培育读书观。
悔恨迟婚得子晚，成长惜逢世道乱。
毕生求学学问罪，一世读书书招难。 游行集会日复日，罢课休学年复年。
黄金年华惜荒废，心急如焚口难言。
不信读书真无用，以愁洗面徒枉然。
所幸诸子多磨炼，饱遭歧视受株连。 不甘罢休终励志，诸子自学吾开颜。
喜见当年己身影，尊学焕文代代传。
P_13.1. 龙志、桂琴（中）、曾桂玉（右）、刘世钰（后右）文炳（后中）、文灿（后左）宋巧香，张晓慧（1975.6月，文革后期除文焕外全家唯一照片）
P_13.2.准备去雁北分院之前龙志（左二）、许振英（左五）、郑丕留（右五）、郭传甲（右一）、窦莲生（右三）、陈邦伟（左一）、谢文采（中）等在学院畜牧站参观（1975）（内容见第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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