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至今，民主与专制这两种社会制度之争是国际政治中的“永恒的话题”。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的经济和军事最强国，一直担任着民主制度的“样板”和旗手，把“美国梦”作为“普世价值”推向世界。另一方面，专制制度下的苏联也是旗鼓相当的对手，而且在很多国际冲突和潜在冲突中取攻势，也让人不能轻易看轻了它的社会制度。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中国在经济上快速崛起引起全球瞩目，也是对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强力挑战。所以，这两种制度的优劣之争至少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明确的结论。

要从各国的发展体验中比较制度的优劣是很困难的，因为各个国家情况各不相同，除了社会制度外还有很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其中可以带来无休无止的争论。另一种角度是价值和理念。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提出“不证自明”的“公理”：人人生而平等，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国家就是实现这个权利的工具。从这个“公理”出发，民主制度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古代专制制度来自“君权神授”的信念。马列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那自然就是“专政”而不是民主了。当今的中国则声称目前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基于价值观的论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的遗作《权力与繁荣》（Power and Prosperity by Mancur Olson, 2000）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比较民主与专制：政府的理性选择。奥尔森以他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而闻名。1965年，他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人们在理性上不会自愿为公共利益付出代价，尽管他们会从中得益。对个人更有利的选择是“搭车”。所以需要一个机制（例如政府）来强迫征收个人资源来支持公共事业。这个“搭车”理论现在已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了。在１９８２年出版的《国家之兴衰》一书中，奥尔森指出在民主制度下，处于少数地位的利益集团如何能通过损害大多数人而获利。在《权力与繁荣》这本书里，奥尔森进一步试图建立一个涵盖民主和专制政府的“大统一”理论。

奥尔森认为，民主和专制政府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就是凭借权力来得到最大的税收收入。从这点上说，政府与强盗无异，都是倚仗暴力掠夺人民财富。但不同的是，政府的掠夺对象是固定的。如果人民自己得到的劳动所得太少，他们就丧失了努力工作的动力，从而引起了财富创造的减少。而如果人民不能滋生财富，政府也就无所掠夺了。所以作为一个固定的“强盗”，政府的理性行为是控制掠夺的程度而使得经济不要太受损害。同理，政府也有理性的动力来提供有利于财富创造的公共服务，如公共设施的投资，对经济活动的法律保护，以及国防等。所以两种政府都会做“好事”，也都有坏的“本质”。但对于人民来说，“强盗”政府还是比真的强盗好，因为毕竟他们还有扶持经济发展的动力：经济发展程度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经济发展有着“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

但是这两种制度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而最根本的两个区别都是来自于“共容利益”的不同。专制政府代表的是极少数的人。他们面对这样的权衡：如果税率太高的话，经济产出会减少（因为人民工作的积极性降低），而造成税收的减少。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最佳税率”，使自己得到最大的总税收量。民主政府代表的是占多数地位的群体。他们也可以通过税收等政策去掠夺占少数的群体的利益。但他们面临的权衡有些不同。如果税率太高造成经济产出降低的话，多数群体面临的不仅是税收减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经济产出中的那一份也会减少。所以，民主政府的“最佳税率”比专制政府的低，而经济产出则更大。另一个区别是，专制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如政局不稳）会采取短视的态度，即采取过高的税率而不管未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这种情况在民主社会（至少在理性情况下）不会发生，因为多数群体的共容利益总是长期的。

另一方面，这两种制度都面临 “异化”危险。笼统地说，就是制度中会产生除了正式统治者以外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也是靠掠夺大众而自肥。他们的掠夺行为也会影响经济产出。但由于每一个利益集团造成的经济影响都很小，他们的理性选择是像真强盗一样尽量掠夺更多而不像正式统治者那样自我节制。但这样的集团多了，累积起来就会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害甚至导致社会崩溃。这是奥尔森在《国家之兴衰》一书中阐述的理论，而在本书中也作了进一步发挥。

在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是最高权威，但是他们不可能掌控所有生产活动的细节，而必须依靠各级领导和经理的合作和忠诚。这些人虽然在最高统治者的管制之下，但他们有可能结成联盟，勾结起来欺上瞒下谋求自己利益，而形成上面所说的利益集团。这也是我们通常说的“腐败集团”。这种腐败现象通常是自上而下产生的，因为高层领导人数少，更容易结成联盟。而一旦高层的利益集团形成了，他们对于低层腐败的理性选择就不是防治而是利用了。

在民主制度下，也会有利益集团产生。它们不一定是暗中非法行动，而是“劫持”政府，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法律决策，“合法”地掠夺大众。而受害的多数选民虽然有投票阻止的权力，却没有如此行动的能力。这是因为“多数决定权”对于每个选民来说都是“公共利益”，他们的理性选择都是“搭车“，而没有动力去花时间精力了解政府运作的猫腻，遏制利益集团。这就是所谓的“理性的无知”。没有有效组织的多数选民在人数极少的利益集团面前不堪一击。

在这两种制度下，利益集团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和成长。所以一个制度建立之初往往是有效，充满生机的。而如果这个制度保持了长久的稳定，就会滋生利益集团，而危及整个经济的效率，从而最终到了动乱，重新洗牌的时候。这也是国家兴衰的一个“宿命”解释。奥尔森认为，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之所以在转型后举步维艰，经济表现还不如专制时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洗牌”不彻底，原先的利益集团还有能量阻挠和干扰市场化进程。相比之下，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实现民主化市场化就顺当多了。

奥尔森还把他的“理性政府”理论延伸到解释共产党国家的“计划经济”上。按照他的说法，斯大林时代采取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并非出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统治者获取最大利润的手段。前面说过，专制者虽然凭借暴力可以为所欲为，但在“税率”上还是有限制的。因为过高的税率会减少工人每小时工作的回报，而使得他们更重视闲暇的乐趣而不愿多花时间在工作上。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另一种促使工人多工作的途径。通过掌控所有生产资料，国家得以设定工资和决定各类商品的生产量。所以国家可以把税收隐藏在低工资里，降低工人的反感心理。另一方面，国家有意限制消费品的产量，降低工人休闲生活的乐趣，以鼓励他们更多地工作。另外，斯大林体制还给工人在完成基本工作量以外的额外成绩提供较高额的奖金，为他们超额工作提供更多的动力。由于这些措施，“计划经济”得以抽取比寻常独裁者更好的税率和总税收。

然而，计划经济也带来不可避免的问题。当然最基本的和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离开了健全的市场，要想最佳地调配经济资源和维持供需平衡是不可能的。除此以外，奥尔森还指出，由于计划经济通过“国家意志”扭曲了市场的价格设定，就必然造就了非法的“黑市”。而这种黑市对交易双方都有好处，就没有人会主动配合警方去取缔。久而久之，这种“非法却合理”的经济活动会侵蚀整个法律体系而造成国家统治力的衰减。

这个“理性计划经济”的理论可能并非奥尔森的首创。但却很符合他全书“用理性解释一切”的风格，所以值得在这里一提。奥尔森在书中的另一个并非首创的论点，就是指出专制，民主两个体系对市场运作的影响。

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交易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论何种政治体系，都会有市场存在。市场能使交易双方都从中得益，因而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独立存在的市场只能完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交易（当然钱币的存在本身也需要市场以外的机制）。现代经济中的市场远远超过这种形式，还有资本，期货，保险等各种非物质商品在流动。这些商品的特征是：它是一种长期的承诺或责任。那么买家怎样才能相信这种承诺呢？这就需要法律的保障。再者，当一个企业家或因为努力或因为运气而发了财，也需要法律才能保有自己的财产。离开了这种对于合同义务和私人财产的保护，纵然有了市场，人们也不敢投资于长期业务或从事冒险的商业活动。这样整个社会的创新与资本积累仍然缺乏动力。所以，政府是否尊重个人权利，是否对市场活动提供法制和规范的保护，是决定一个市场是否能成为经济发展“发动机”的根本因素。

奥尔森认为，由于立法和政治决策的途径不同，民主政体在这方面给人民更多的信心，从而那里的市场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即使在民主国家中，市场的支持机构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还是有很大差别。所以，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市场。但真正成功的“市场经济”，却只局限于少数国家。

说到这里，我还想补充一点。不仅市场不能单独存在，民主政体也不能单独存在。要使得投票和选举真正有效，一个社会需要有言论自由和权力制衡来保证当选后的政客不能为所欲为，也需要有良心，有智慧的知识分子帮助民众了解监督国家的运作，更需要全社会在一些基本观念上的共识，而在重大问题上有讨论的基础而不至因为个人自由而分裂。也许这也是世界上“民主”或自称民主的国家众多，但真正成功的民主政治并不多的原因之一吧。

奥尔森的书被很多人赞为逻辑清晰，说理有力。然而，他在最后完成这本书之前就去世了。也许是缺乏最后编辑的原因吧，我觉得《权力与繁荣》这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很精彩，但阐述了几个互有关联但逻辑上并不连贯的问题。结论部分也写得不明确。它更像是一部关于市场与政府的散文集。本文只是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书中还有一些其他讨论，也值得一读。

政治问题通常是复杂的，不可能完全用理性来解释。我对专制制度了解极少，但也知道专制有很多种类，专制者所关心的也远远不仅是税收。例如，有的国家对于国家安全甚至对外扩张有着狂热的追求，也有的国家对于保持政权的合法性非常重视。至于民主制度，除了奥尔森指出的“共容利益”外还有其它的机制来防止“多数暴政”。而且政府并非如奥尔森所说，代表着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多数群体”。在很多时候，政府不仅受着利益集团的影响以至控制，它自己就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利益集团。不论当选的是谁，政府作为一个机构都有扩张财源和权力的内在动力，即使这个扩张与“多数群体”的利益相悖。但不管怎样，奥尔森把政府看成“理性的强盗”，是观察政治体制之争的一个有趣角度。

【附记】关于民主体制，这里有一篇长文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也颇有意思：“放诸古今皆准的权力规则”http://www.geekonomics10000.com/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