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萧燕把一套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不敢相信，这几兄妹居然真的把父亲字迹模糊的、连妻子都不打算给看的、1500页近百万字日记，不加删节地全部敲入电脑，还出版了！……可惜没在内地出版”。陈小雅披露的这条消息，吸引大批读者关注，不少人打听如何订购
说曹操，曹操到。前天刚说起中国大陆学者陈小雅对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今天早上意外地接到老友萧燕从中国发来的邮件。他为生态新农村的项目，回北京第三次插队（第一次，是“文革”上山下乡；第二次，是来美国洋插队；前两次插队，我也有同样经历。但他这次回北京农村“第三次插队”，超过我了！）已经有段日子了。来信是告诉我，他将今年7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萧军日记》（上下册）送了一套给陈小雅，陈小雅在自己的微博上做了介绍。
不知道在中国被称为“大Ｖ”需要什么资格？似乎陈小雅还不算一个大Ｖ？但是让我吃惊的是，她发出这么一个微博，居然短短时间内就引起大量读者关注，很多人打听如何订购，让我十分吃惊！
陈小雅的文字全文如下：
当萧燕把一套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不敢相信，这几兄妹居然真的把父亲字迹模糊的、连妻子都不打算给看的、1500页近百万的日记，不加删节地全部敲入电脑，还出版了！当时只有两个遗憾，可惜高华兄没能等到这天，否则他的书名“怎样”会改成“这样”；可惜没在内地出版（截屏图如下）
要解释一下：萧燕，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萧军的幼子，一位在美国获过奖的摄影家；陈小雅所说“高华的书名”，是指中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高华，他的代表作就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陈小雅的意思是说，如果高华读到了萧军的《延安日记》，会将书名改为《红太阳是这样升起的》。
陈小雅的话，多少有点夸张。萧军1940～1945年在延安，虽然受到毛泽东的青睐，两人多次谈心，但毕竟他不是中共党员，更不是中共领导核心层成员。他的日记，尽管详细记录了与毛泽东的谈话，以及对毛泽东和江青（当然还有其他中共要员如张闻天、朱德、彭真、楊尚昆等，还有许多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凯丰等）的直接观察印象，但是，恐怕睿智如高华，也很难从中能归纳出“红太阳是这样升起的”结论。
但不管怎样，居然有这么多人对萧军的《延安日记》如此感兴趣，实在是让我有点喜出望外。
我在几年前对萧燕做过专访，曾在“老高的博客”贴出。对他父亲《延安日记》曲折问世的经历，我也有所了解。今年9月，我对萧燕再次做了详细专访，重点就在这部日记在香港出版的经过上。这篇长篇专访，发表在10月份出版的《新史記》杂志上，同时发表的，还有《萧军日记》1941年的部分段落，有近两万字，同时还有萧军1969年给北京市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关于这批日记的交代材料。在《萧军日记》书中，萧军的几个子女，将父亲的这个交代作为该书的“代序”，实在是个非常高明的主意！
我对萧燕的专访，因为尚未由明镜的有关网页上网，我这里不便先行刊出，敬请读者期待。但是对萧军的这批日记，我简单介绍如下。
萧军有写日记的好习惯。这部《延安日记》的第一篇是1940年8月15日——那是他来到延安的整整两个月的日子；最后一篇，结束在1945年11月10日，他前一天向毛泽东告别，带著全家，长途跋涉去了东北。
萧燕告诉我：父亲在陕北能坚持将日记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边区条件艰苦，他有时领不到笔记本也领不到纸，笔、灯、灯油也都告罄，要到处设法。他非常珍视自己这些记录，离开延安去东北时，他将日记、作品手稿、剪报，以及延安抗敌协会、鲁迅协会自己编过的杂志报纸，拿油纸里三层外三层地捆扎起来，随身带走。长途跋涉要求轻装，但是他说，这些都是我的生命，绝不能丢弃！“两头骡子，一头驮著三个孩子，一头驮这些资料。有一次过河，骡子失蹄翻到河里，我哥当时四五岁，头朝下掉到河里差点淹死……还好，这些资料没落水……”
日记从陕北带到东北，又从东北带到北京，到了“文革”在劫难逃，全被抄走，文化局专案组要从中细细找他的罪状。萧军在1969年3月26日的“交代”中写道：“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的妻子也在内——看，更没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公布。……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吧。”
文化局革委会有位姓葛的副主任，对萧军有好感，也能掂量出这批日记的分量。他以“罪状”为名好好保存下来，“文革”后完璧归赵。30多本日记失而复得，对萧军来说不啻救命之恩！
萧军的子女们都不知道这些日记。在他过世之后，文艺界领导人指示要出萧军的全集，便由二女儿牵头，动员家人整理所有的文稿、日记和书信，输入电脑，那时电脑还不普及，先是要抄在规格统一的大纸上，再慢慢打好字……足足花了好几年。
送有关部门审查又用了几年。因为作品大都出版过，审查的重点便落到日记上。2007年，萧军诞辰百年之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萧军纪念研讨会，全国研究萧军的学者、专家，以及萧军的家属都参加了，《萧军文集》20卷也赶在这时出版了，放在书架上是一大排。没想到，有关部门只同意前14卷公开发行，后六卷是书信和日记，都不让公开销售。为什么？萧燕说：“主要原因，不外乎一个是牵涉很多人隐私，一个是涉及敏感话题。”
文集（那几乎就是全集了）虽然出了，但萧燕不满足：“我父亲最真实的内心，还是他的日记。他认为，自己的成名作、自己的代表作《八月的乡村》，其实也是一种宣传品——要动员民众抗日嘛。”
萧燕深切感到，有必要让这些日记公开出版，国内出不了，应该在海外出——回归了的香港毕竟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要让人们都了解延安真实情况，中国后来的道路出现那么多巨大的曲折，在延安就已经埋下伏笔；让人们知道从陕北窑洞里走出的老革命，在陕北窑洞的真实言行；也让人们明白延安还有萧军这样的人，敢于坚持独立思考，勇于跟许多丑恶现象作斗争——甚至，跟人打架。
萧军夫妇生下七个子女，“文革”中夭折了一个，还有六个。萧燕是唯一定居国外的，他向在国内的姐姐、妹妹们提出这个建议，她们却看法不一，说在海外出版日记“时机不成熟”，会引起各种负面反应，甚至可能坐实多年前“萧军反党”的指控；此外还有版权继承权问题、资金问题……
家人究竟有哪些顾虑呢？萧军的长孙（也是萧燕的侄子）萧大忠在《延安日记》书后的《出版说明》中归纳为四条：
第一是篇幅的考虑，五年的日记篇幅甚大，若出版定价必然较高，是全出还是摘录？
第二是政治的考虑，1940年－1945年在中共历史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五年，而对于未来的文化方针政策来讲就更加重要，这一期间产生了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仍然是中共文艺政策的指南针和基石。“萧军作为当时与毛泽东接触密切的非共产党员作家，在日记中记录了《讲话》产生前后的真实事件和环境，这中间必定与官方的一些说法有所出入。而对于毛泽东、博古、彭真、朱德、林伯渠、江青、陈云、胡乔木、周扬等中共要人的记录，也必定是对于人的描述，而缺乏伟大、光辉、智慧的色彩”。
第三是朋友人情的考虑，日记中有大量与丁玲、艾青、张仃等延安左翼文化人士的交往过程，之间的恩恩怨怨一览无遗。他们的后人还在，很多还是朋友，如何面对？
第四是私人的考虑，日记中必然包含很多私人家庭的琐碎记录，甚至夫妻间的争吵，是否会影响萧军本人的形象？
萧军的第二代迟迟没做成的事，更有活力、更少包袱的第三代上阵，做成了。
萧燕告诉我，他哥哥的这个儿子萧大忠，成了《延安日记》的主要推手。两三年来，萧军的后人意见也逐渐统一，认为上述顾虑，都不应该成为延缓出版和删节一些文字的理由：给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萧军，给社会留下那个年代一个侧面真实的记录，是最为重要的。
这部日记，赶在2013年7月香港书展上亮相了。果然引起广泛关注。萧燕告诉我：上下卷的大部头发行后两个来月，第一次印刷的书已经卖完，正打算加印；许多学者、作家如党史专家何方、作家章诒和等人，都已经读到。
日记中收录了多封毛泽东给萧军的书札手迹。这是其中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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