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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没有终极真理？应该说有，这个终极真理就是：世界上永远不会有终极真理。这有十足的自毁悖论的味道了。数学问题放到日后讨论，先看老子怎么说。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中国社会曾经盛传过＂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流传这些盛誉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饱受极左教条荼毒之后。可能是历史的惯性，舆论和教育决策者怕一个急弯把大家都甩下去，所以才有经济开放后三十多年的滞后政治教育。然而，专注于稳定而贻误了教育，可能并不怎么划得来，一切还有待探讨。时代变迁了，教训吃够了，这个所谓真理应该不会再困扰中国，而另外一个真理可能正在困扰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部分国家，这就是，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个＂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桂冠放在民主自由和人权平等的头上呢？

显然，中国的言论不自由，民主更大意义上流于口头，人权有很多应该改善之处。所以，这些理念在某些中国人眼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世界，西方社会成了正义理性高尚光明与先进的政治制度的标准，西方诸多志士仁人也都真心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给人类带来广泛的幸福。然而西方政治制度在向欠发达国家推介过程中的狼藉不堪，与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而现代危机的突显更将这些理念泡沫彻底吹爆。症结所在就是当代人类社会误以为导致西方社会发达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自由思想是永恒的真理。当代人类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是破除这种民主迷信以及对逻辑推演过度信任的科学迷信，更进一步追溯这些理念之上的精神。

作为这个世界上的最强大的生灵，人应该如何走出下一步？答案十分简单：如诸次历史变革一样，缺什么就补什么。这句话更象是营养学的结论，而对人类整体同样适用。上古时期，人类所缺乏的是生存工具，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寻求各种生存工具，房屋的使用，火的发现，轮子的发明，陶器的发明，等等，典型如中国的有巢氏和燧人氏。两千多年前，铁器在人类社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充足的发展，各国各族的杀伐征战能力爆增，导致人私欲膨胀，贪婪无度，掠夺成性。中国有诸侯争霸以致强秦出现，地中海区域有各民族国家的互相杀戮掠夺以致罗马帝国崛起。人类社会面临的是互相殄灭的结局。于是有孔子，佛陀和耶稣的诞生，教导人们只有仁爱是人类社会和个人精神生命的出路。中国在孔子三百年后，罗马在耶稣三百年后各自回归仁爱正途。此为宗法时代近两千年。

宗法社会长足发展后，圣人传承的灵命为僵化粗鄙的教条所桎梏，人们拘泥于教条，自缚手脚，精神与灵魂被囚禁，尤以教廷压抑下的欧洲为甚。当年耶稣付出生命所叱责的虚伪狡诈，在欧洲却标榜上耶稣的大名而大行其道，荼毒生灵。历难弥深，则绝灭此害之心弥坚，近五百年尤其是近三百年来，理性与自由在欧洲的回归，成就了近代的理性和现代的繁华。

当代世界，自由被过度宠溺，欲望被过度骄纵，理性泛滥成文字与概念的游戏，国家与社会在理念所推演出的窄仄虚幻空间中走向荒悖。更严重的是，自由与欲望的联姻，正在将世界引向毁灭。理性不是概念间的游戏，而是生命在文字工具下的一个不完备投影。当人类发现自己的理性正在走向荒谬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追溯到生命去寻找答案。这就是中国圣人老子的追本溯源，和古希腊圣人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当代世界免于毁灭，最核心的答案就在这两位圣人所叙述的神的旨意中。

我们借用＂名可名，非常名＂来解析当代对概念的错误执着。当代社会，道德沦丧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自由堕落成放纵，理性庸俗化为概念游戏，这些僵死的文字将鲜活的生命引入荒谬。概念本是辅助人理解生活和规划生活的，如今概念却变成了生命的主宰。人类定义的概念，不是神在生命中定义的概念，只是现阶段的一个代用品而已。苏格拉底认为，现实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理念世界的一个不确切的近似。在当代世界，用苏格拉底的格式来表述老子的话，也许更具现实意义：理论中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是神赋予在世界和生命中某个侧面的一个不确切近似。

在自由导致了诸多人伦混乱之后，更严重的是人权平等理念被过度拔高而导致的人类平等纵欲，直接触发了现代危机。面对毁灭世界的危险，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很多人出于对道德沦丧的忧虑，重新回到圣人的教诲面前，更多的人直接回到与自由理念对立的古代宗法的教条中去了。这形成了当代人类社会的两难悖论，崇尚自由则陷入纵欲的毁灭，回归道德则僵化在宗法教条中。窃以为纵欲错误，而机械地回归同样不可取。回归圣人可以，但不能回归教条，而应当反思教条，让圣人的真实理念在新的人文环境中催生出新的宗教与信仰生命。当代出路在于追本溯源，寻求自由人权等现代概念的神性归属，分析宗教规则等宗法教条的理性根本。当代的自由理性与传统宗教信仰的对立是很严重的问题，人类的确应该请回上帝，人类的确应该回归信仰。由教条出发而机械地推演出否定逻辑理性的结论，与由理性出发而简单地否定信仰，都是错误的。人类的发展是逻辑理性的推动和信仰灵性的牵引，二者缺一不可。

道德经最大的缺陷是太简约，而且其中道出的真理往往在信仰科学以及道德风俗等无数个层次中都适用，而不同层次的解析也不同。这样会造成一些问题，人们往往在某个层次上理解了道德经的确切涵义，从而忽略了在其他层次上的意义。老子开篇的这句话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当代欧美的平等自由社会最需要的就是这句话在信仰层次的内涵。五百年前，罗马教廷控制下的禁锢人性的欧洲一统濒临分崩离析的时刻，诸多圣贤提出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无疑是历史上最重大的精神进步之一。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自由平等理念的大背景是宗法社会的黑暗，这些理念绝对不是终极真理，更不可替代上帝与天道的位置。在需要的时刻，人类精神必须追溯到决定和派生这些理念的更根本精神。从根本上说，西方近代先贤并没有停留在这些理念上，而是穷其所能，做了更高层的追溯。遗憾的是，当代的诸多自由派学者专家大佬们的心智可以理解的只到这些理念的层次，先贤们所做的追溯因为难以理解而被忽略了。也许因为时代与精神背景的差异，当年的大哲所做的追溯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他们对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的定位是恰当的，他们做这种高层追溯的态度是正确的。笛卡尔基本是近代哲学的鼻祖了，他的著作中关于上帝的哲学思考占了极大的比重；斯宾诺莎奠基了泛神论，而他的伦理学前部是庄重地思辩神何以是唯一的客观实在；霍布斯的利维坦几乎是现代政治的蓝图，而他同样有巨大的篇幅讨论上帝与人类政治的关系；务实的英国人同样如此，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没有任何一句话将自由看得如何至高无上，而是处处都在讨论自由在充分理性推演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实际益处。

所有这些圣贤的信仰理念都印证了老子开篇那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界信仰的最顶层精神，是不可能用的一个或几个理念来明确表达，这个最顶层精神是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清楚描述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制等概念尤其如此，围绕这些概念建立的政治文明都有着其所要达成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十分具体，易于理解，毫无抽象。当代的某些学术专家们将这些民主自由理念当做最高的奋斗目标，连民生等更本源的概念都看不到，遑论精神与上帝了。导致当代学术领域这种尴尬现状的正是当代学术界，而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大师鼻祖们没有关系。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是什么，政治强迫问题，还是学术水平问题，抑或是独立精神问题？学术界的各代表人物有责任反思。

时代不同，人文环境不同，人类所渴求的精神也各异。民主自由如此，爱情也是一样。歌德写＜少年维特的烦恼＞，那是欧洲历史的突破，是人类精神的新生，而如今的人们再追求同样的故事同样的精神，那只能算矫情放荡了。爱情是永恒的，爱情的精神也是永恒的，但每个时代所呼唤的爱情精神却各不相同。爱情的自然发生永远可贵，思无邪。

在中国某些学术领域是如此，而在美国更是发展出耸人听闻的事情。显然是被美国两百年经济奇迹冲昏了头脑，以为自由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最典型的就是性自由，认为自己有选择同性与异性的性取向自由，认为自己有选择性伙伴的自由，甚至认为自己有选择男厕所和女厕所的自由。当然了，美国法律规定保护人的隐私权，美国公共厕所完全没有泄漏任何人真实性别之隐私的危险，木兰从军放在美国法制下就轻松许多了。性的本质是生命延续的根基，而不是获取快乐的工具。所以性在人的本性中跟自己对伴侣和后代的感情彻底的伴生在一处。与性相关的一切强烈的感情和欲望都为着唯一的目标服务，那就是生命。人类的社会化导致了性道德的复杂化，衍生出诸多的繁文缛节。无论是古代的繁文缛节，还是当代的崇尚自由，走向极端后都是对生命的伤害，都是舍本逐末之为。

此文为＜圣道三百言＞之一章，全书在以下网址陆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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