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76年秋 “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是如何由官方传到民间的，《北京日报》曾有过长篇报道，在谈到如何传到农村时，引用了“在北京延庆县插队落户的季思聪的回忆：“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在他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以后，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以下是我那篇文章的全文：

难忘1976（二）

　　原来属于河北省的延庆县，因为有八达岭和长城，在我下乡时已经被划归北京市。我们生产队离北京城只有三小时长途汽车的路程，每天有两、三班车可以回城，票价一块七毛，车站就在从我们宿舍步行五分钟的街口上。生产队对知青挺不错，不少老乡对我们的生活起居也是多 方照应，北方的农活对于年轻人来说一般吃得消，知青又有自己的伙房，不用象当地农民那样，收了工还要辛辛苦苦自己烧火作饭、喂猪垫圈的。所以，这样的插队生活，和当年去东北、内蒙、延安、云南的知青相比，实在已经谈不上任何艰苦。

　　很多老乡也是知书达理、见过世面的，与知青们很谈得来。队里的两个老党员，是朝鲜战争的复员军人，那时四、五十岁，但看上去要苍老许多。他们的生活也和其他人一样，拖儿带女，辛苦劳作；但他们毕竟是有过些经历，精神境界终究是有些不同的。当年盛行“传达文件”，往往先党员后群众，每当大喇叭里一叫“今天晚上，党员到队部开会”，就显出他们的不同来了——别人收了工赶快回家做饭吃饭，喂猪喂兔，忙活自留地，他们却集中到队办公室去开会。

　　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一一被揪出是一回事。自从林彪被“揪出来”以后，已经好多年没有再揪出什么人来了，我当时想不出还有什么人可以被“揪出来”。不料，老宋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

　　其实我一贯并没有太多的“反骨”。文革之初我刚上小学，到这会高中毕业，所受的全是文革的教育，什么大批判、游行、办学习班、“拉练”、插队，没有一件事是自己想干的，可只能乖乖地去干 ，这种满拧已成天经地义。对报纸上说的一切当然全不相信，但对于一切必须那么说却是习惯成自然。虽然反四人帮在当时早已是暗潮汹涌，可我本人的“觉悟”并不特别高——“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乡下了，没有亲历，从在城里的同学们嘴里能听到的，不过是一些侧面情况，小道消息，顶多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并没有很清醒地认为应该、也可能推翻个什么。现在，“江青被揪出来了”这句话，让我突然之间一切蒙昧都开了窍——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我们几个女生马上追问：“还有谁？”他说“还有姚文元”。我竟接口说“是不是还有张春桥？”一分钟前我都不可能有这个灵感。答案是“对！”我激动得头直晕，“这回真的要变天了！”虽然老宋想不起来第四个人了，但不要紧，只要这三个被“揪出来”，再揪谁再不揪谁都差不多。

　　从“揪出”林彪的时候已不兴上街敲锣打鼓欢庆胜利了，可这一次又是从城到乡大街小巷游行的一片海洋，我们大队也组织去游行。不知别人怎样，反正我这是第一次真心高兴地又游又嚷。看见横幅标语上的口号“打倒四人帮”时，我想的是“四人帮这个词今后该成为常用词了”，果然直到现在还用呢。

　　秋收后回到北京探亲。北京市民为这件大事的终于发生而欢天喜地一片欢腾，人人的高兴、痛快、解恨之情千姿百态溢于言表。西单菜市场在卖活螃蟹，有人称“给我三只公的一只母的”，引得不少人喝彩和效法，一时传为笑谈，听说售货员就乾脆把三公一母挂在一起，人手一份。

　　四人帮倒了，一群受他们宠的人也跟着倒。北京人天生嘴巴尖刻，这时候继承了四五天安门诗抄的传统，大兴特兴写旧体诗来抒发自己的开心和解气。一大堆不知名的作者写了一大堆满江红西江月十六字令水调歌头什么的，讽刺嘲弄“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台上台下。那些诗写得又贴切又压韵，妙语连珠，好多都比郭沫若那首被谱成豫剧、让常香玉唱得痛快淋漓的“大快人心事”要精彩得多，我看得乐不可支。当时尚不知有复印机，想自己留一份的话全靠手抄，我又是个急脾气，往往新诗一到手，就等不得过夜地立即赶抄，通宵的时候都有。抄完也拿给别的同学看，很出了点小风头。

　　很快，一些老演员、歌唱家纷纷登台，把他们当年风靡全国的拿手戏重新唱起。虽然他们人老了，丑了，可是那些久违了的曲调和他们当年的风采都让人目不暇接，激动得透不过气 来。“久旱的禾苗逢甘霖”，那些歌曲于是结结实实地渗透进我的每一个细胞，直至今天还是我情感中的最终极偏爱。

　　第二年夏季左右，在国家教委工作的父母告诉我，从今年起要恢复高考了，各种全国统一高考的准备工作正在紧急筹备，因秋季入学来不及，将在冬季考试，推迟半年到下年春季入学。我马上把消息告诉所有知青，引得群情振奋，我于是又出了点小风头，成了个咨询站。大家随即投入了复习备考，不少人（也有我）后来成为专有名词“七七级”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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