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幼河-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中央情报局人员约翰·T·唐尼（John T. Downey）和理查德·G·费克图（Richard G. Fecteau）在中国的故事是一段在今天已鲜为人知的传奇。费克图于1971年被释放，唐尼则在1973年被释放。他们返回故乡时，美国已经和他们离开时完全不同。不过他们俩人都调整得非常好，至今仍过着充实的生活。

当年约翰·唐尼和理查德·费克图是中情局内年轻的准军事人员。唐尼出生在康涅狄格州，1951年6月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情报局。费克图比唐尼晚了几个月，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在马萨诸塞州加入中情局。这两人在大学里都是橄榄球运动员，性格外向，幽默感极强。令人难堪的是他们在海外执行第一项任务时就被击落，然后被俘入狱。

唐尼和费克图

美国战俘在中共拘留所里

唐尼获释时的情景

费克图在被狱中检查身体

到1952年年底，朝鲜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他们那次的飞行任务是利用经其训练过的中国特工，与大陆上某些心怀不满的将军们联手，在中国发展起“第三势力”。这第三势力虽然反共，但与国民党无关，因为在大陆国民党很大程度上已被认为是名声扫地。

在新中国入朝参战后，这个所谓的“第三势力”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中情局旨在通过煽动中国国内的反政府游击战，分散大陆对朝鲜战争所投入的资源。其手段一般是借助中国籍特工组成的小分队，通过空投进入中国，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收集情报，还可能会搞些破坏和心理战。不过在唐尼和费克图参与“第三势力”的活动的时候，几乎没有成果可言。

有一支“第三势力”小分队由五名中国人组成，于1952年七月中旬被空投进东北的吉林地区。由于唐尼亲自训练了这些特工，因此他们对他很熟悉。这支小分队很快与位于中国境外唐尼所在的中情局单位建立起无线电联系，并且在8月和10月接受了空投的补给。第六名队员在9月被空投进中国，作为小分队和中情局上级指挥单位之间的通信员。11月初小分队报告说，他们与当地持不同政见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并表示已得到了所需的行动文件，比如官方的证件等。他们要求将通信员用飞机接运出境。他接受过被飞机接走的训练，但中央情报局尚未在实际行动中使用过这种方法。

当时，空中接人的做法是飞机做低空飞行，然后用钩子勾住横挂在两根柱子之间的一条线。那条线连到固定住特工的安全带上。一旦他被带到空中，飞机上的绞盘就会把他收进机舱。无论是飞机的飞行员（由中央情报局下属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CAT）提供），还是两名操纵绞盘的人，都需要针对这种技术进行专门的培训。飞行员诺曼·施瓦茨（Norman Schwartz）和罗伯特·斯诺迪（Robert Snoddy）曾在1952年秋天接受过空中接人技术培训，并愿意执行这项任务。11月20日，唐尼所在的中情局单位通过无线电回复小分队：将于11月29日“约24时进行空中接人”。唐尼和费克图经过训练后在任务中负责操纵间谍飞机上的绞盘。

11月29日晚，唐尼和费克图登上了由施瓦茨和斯诺迪驾驶的褐绿色C47飞机，从朝鲜半岛的某个机场起飞，前往约400英里外位于中共东北境内的接头地点。这段不到三个小时的航程一路平安无事。天上挂着将近满月的月亮，能见度良好。飞行中费克图打开了一个救生包，发现其中的.32口径手枪没有任何子弹。于是一路上他们就一直在拿这事开着玩笑。

任务出现意外

这架C47飞机，连同来自CAT的飞行员和来自中情局的机组人员，其实正在飞进一个陷阱。他们并不知道，那支小分队全部被中共的安全部队抓获，并已被策反。要求空中接人只不过是一个诡计，所谓的文件和与当地反对派领导人的联络都是诱饵。小分队的队员们几乎肯定已向中国当局做了坦白，交代出他们所知道的关于这次行动及中情局有关人员和设施的一切内容。

飞机在午夜前后到达指定区域，看到地面上出现了正确的识别信号。唐尼和费克图推出了给小分队的给养和物资，包括食品和空中接人所需的设备。然后，施瓦茨和斯诺迪驾驶飞机离开那里，让小分队有时间架设起接人用的柱子和绳索。约45分钟后，飞机折返回来，看到了一切就绪的信号。C47先在接人地点预演了一次，这既有助于飞行员进行定位，同时也提醒那名被接的人员，下一次就轮到他了。在月光映照下，可以看到地面上有四，五个人。有一名男子身上系好了安全带，面对着飞机飞来的方向。

当C47以接近失速的大约60节的速度做超低空飞行来接人时，雪原上覆盖住两门高射炮的白色伪装布突然被掀了起来。就在飞机本应该接到人的那一刻，高射炮开火了。这两门炮横在飞行线路上，组成了凶猛的交叉火力。此时，从树林里冲出一群人来。不知是条件反射还是有意如此，飞行员拉起了飞机的机头，避免了当场坠毁。但是，发动机已经失灵，飞机滑行了一段距离，坠毁到树丛中。机身断为两截，机头朝天。

在此之前，为了防止操纵绞盘时摔出飞机，唐尼和费克图已系好安全带固定在飞机上了。飞机坠落时，他俩沿着机舱地板滚了起来，身上厚重的冬衣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费克图的安全带断了，使他撞到了驾驶舱和机舱之间的隔板上。他后来说，这一下给他头上撞起一个大包，大到“你都可以把大衣挂到它上面”。

除了受到些擦伤和震荡，唐尼和费克图非常幸运地没受其它伤。中国人显然是瞄准驾驶舱开的火，炮火穿透了飞机前部的地板，但没有打到唐尼和费克图所在的位置。只有一颗子弹擦着唐尼的脸颊飞过。与此同时，曳光弹把燃料点着了。这两人都试图去查看驾驶舱里的飞行员。他们没有回答唐尼的呼叫。他们所在的那部份飞机烧起了大火。这两人不得不撤开。两名飞行员已当场死亡。费克图后来回忆起与唐尼一起站在飞机旁边的情形：当时两人都非常震惊，但神智很清醒。他们互相告诉对方：这回他们“麻烦大了”。中国的安全部队“连呼带叫”地冲了过来，他们俩人放弃了抵抗，束手就擒。

中共军人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这样的一张中英文对照的会话表，上有“我是朋友；请你帮我；我渴／饿／冷／病了／受伤，带我去中国医院；中国兵顶好：你有暖和衣服吗”等简单句子。

评估外勤部门的责任

多年以来，中情局内部出现了各种说法，解释唐尼和费克图为何会参予这项夭折的行动。一名外勤部门的前高级官员曾宣称，该部门除了在安排唐尼和费克图参加这次致命任务的方面有所失误之外，还有可能事先忽视了小分队已经被共产党策反的征兆。在1952年，此人（当时还是年轻人）曾和唐尼与费克图在同一个单位供职。据他表示，在11月那次飞行之前的夏季，通过分析小分队传回的两条消息，他认为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该小分队已经变节。他向单位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担心，但领导反驳说他缺乏进一步的证据。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结果被调到了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个部门。在唐尼和费克图的飞机没能返回之后，那名单位领导把这位军官召回，并告诉他不要谈论此事。他遵令而行，但后来十分后悔。

没有记录显示，中情局曾对派遣唐尼和费克图上飞机这个决定进行过调查。很显然，也没有人因此得到过纪律处分。这可能是因为它仅仅是战争时期在外勤地的一个决定而已。此外，8月和10月对小分队的成功补给，也可以说明他们并未被策反。多少年以后，唐尼向听取他汇报的人员表示，他对派遣他参加此项任务的人并没有心存怨怼：“我能理解他。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变成了一件非常倒霉的事情。”

没有前途的人

中国的安全部队很粗暴地将唐尼和费克图绑了起来。他们被带到附近一个村庄的建筑物里，可能是靠近接头地点的警察局。在那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小分队已经变节了：唐尼看到那名他们本该接走的通信员，在房间的另一侧看着他，并对一名穿着皮夹克、挎着手枪的中国军官点着头。那人用英语对唐尼说：“你是杰克。”（作者按：不知道这位解放军官员会不会是时任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代表团外文秘书的朱光亚）该军官用英语对唐尼说：“你是傻瓜！”费克图则记得有人对他说：“你的前途一片漆黑。”那人记下他们的名字。费克图给出了自己的全名：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一旦中国人以他和唐尼的名义发出虚假的信息，这可以给潜在的救援人员发出警告。随后，这两名中情局人员被十几名武装警卫坐卡车和火车押送到奉天（沈阳）监狱。沈阳是将近300英里以外的东北最大城市。在那里，他们被戴上沉重的脚镣，分别被关在单独的牢房里。

总部的反应

在预定接人时间过去了几个小时之后，中情局的外勤部门收到了小分队发回的消息，报告说接人行动已取得成功。然而，由于C47飞机没有能按时在1952年11月30日上午返回，中情局与CAT合作编造了一段谎言，称：一架CAT的飞机在12月3日执行从韩国到日本的商业航班时失踪，并已被认定于12月4日在日本海失事。唐尼和费克图被说成是陆军部的文职雇员。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在海上和陆路进行了密集搜索，结果一无所获。中央情报局局长（DCI）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签署了慰问信发给这两位的家人，信中说：“我获悉（您的儿子/丈夫）乘坐了一架在韩国和日本之间进行商业飞行的飞机。现在该架飞机逾期未归，极恐可能已经失事。”

到12月中旬，中情局正式确定这两人属于失踪人员。但是，中情局远东司更倾向于认定唐尼、费克图以及飞行员们，都在接人地点当场死亡。他们认为，如果这两名中情局人员哪怕有一位还活着，中共肯定会已经拿出来宣传。仅仅基于这样的信念，中情局于1953年12月4日宣布唐尼和费克图“推定死亡”。宣布这一结论的信函经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签字后，寄给了这两人的家人。

审讯

唐尼和费克图在沈阳被分开单独关押了，他俩两年之后才再次见到对方。审讯开始了。通常每次会持续4个小时，但有时甚至长达连续24个小时。剥夺睡眠的事情司空见惯：白天他们不容许睡觉，而晚上刚刚睡半个小时之后，中国人总是会把他们拉起来，半夜进行审讯。中国人审讯技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告诉唐尼和费克图，没有人知道他们还活着；而且在中国决定宣布这个事实之前（宣布与否并不确定），永远也不会有人会知道。同时他们被告知，美国政府十分邪恶，不关心他们。唐尼后来说，“我当时非常害怕……我们被孤立起来，不清楚自己将会如何，也不清楚外部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

在被俘后的最初两年里，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别人知道他俩的命运。这两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被逼坦白他们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并且对他们的“罪行”表示悔过，还要交代他们知道的，有关中央情报局人员、运作和地点的一切信息。中国当局胸有成竹，因为他们已经从小分队和其它俘虏那里知道了“第三势力”的情况。唐尼和费克图受到过的培训，学习了“抗拒”和“警察手段”等科目，但远不够应付这样的难题。实际上，费克图曾经哀叹过缺乏相关的培训：“我们一点（培训）都没有，这真的让我很苦恼。我只能根据情况随机应变。但我一直不知道我做的是对还是错。”他甚至记得，当初在训练时曾被告知：“如果你被共产党人捕获，你不妨告诉他们自己所知道一切，因为他们早晚都会从你身上榨出来。”同样，唐尼的教官也曾告诉他：“如果你被捉住就招供。”这两人知道如此多的内情，显然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唐尼有着过去一年的经验，深知“第三势力”的活动情况; 费克图虽然加入进来只有3个星期，但他按照上司的命令，曾每天阅读两三个小时的业务文件来熟悉这个项目的情况。

两人起初试图坚持自己事先编好的故事。不幸的是，他俩在飞行前都被告知，说他们要自称是CAT的雇员。而这与官方声称的他们是进行商业飞行的美国陆军文职人员的说法不符。中国的审讯员揭穿了他们的瞎话，随后的审讯变得更猛烈和更具对抗性。

这两人从来没有受到过肉体折磨。而且，除了他们最初被捕获时以外，也从未被殴打过。费克图报告说前10个月里，他经常戴着脚镣。他被强制站在那里接受审讯，尤其是被识破了在撒谎或虚张声势之后，更是如此。有时他会站到因精疲力尽而摔倒。唐尼也记得脚镣，还有审讯所带来的强烈心理压力，以及在编造的故事被揭穿后，炮制新故事所导致的精神紧张。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说假话需要超强的记忆力。

由于两人无法彼此联系，从心理上被反复摧残，并受到酷刑和处决的威胁，最后他们都做了交代，但两人交代的程度有所不同。唐尼面对经他所训练的小分队的证词，到第16天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属于中央情报局人员。他后来回忆说，坦白交代之后他有种解脱的感觉：“我不再有负担，他们也该让我清静一下了，这消除了因抗拒而带来的心理压力……（他们）在精神上不能再对我施加压力，因为我知道的都说了。”

由于被中国所抓住的那个小分队队员不认识费克图，因此他的日子相对好过一些。以下是他后来的自述：

我决定编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故事，然后一口咬定不再更改。这就是说，只告诉他们我参与这项任务所需要知道的最少事实。除此之外，我决定绝不多说一个字。我决定把自己加入中情局的日期从1951年11月改为1952年6月，使我在中情局的服务期缩短为5个月，这样一来向审讯员解释起来更省事。因此，我略去了我所接受的很多训练，也减少了他们盘问我所接触的中情局人员姓名的数量等等。我的原则是，我只知道为执行任务所必须需要知道的内容。

他们不停地让我交代名字，名字，名字。我决定，除了训练班里同学的名字之外，对于其他中情局人员，我只告诉中国人他们的名而不提他们的姓。我自始至终一直坚持这种方式，无论是培训的教官，还是华盛顿的人，我都只说名不说姓。对于在外勤地的那些人，我告诉中国人，我刚到那里三个星期，只知道那些人的名，不知道姓……至于同学的姓名，我知道他们会不只盘问姓名，也会让我描述那些人的性格和相貌。于是我决定用我在波士顿大学橄榄球队队友的姓名来代替，这样我能够很好地描述他们的性格。

费克图在被捕13天之后，交代了他前一天晚上构思出来的“坦白”。费克图的这种策略，唐尼几乎肯定无法效仿，因为那会与中国已经知道的内容有所冲突。费克图依靠它，在服刑期间保守住了信息的安全。他还发现，这样做可以极大地鼓舞士气：“支撑我熬过这19年的最重要信念就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一切。每当我感到沮丧时，这个信念都会帮我很多忙。”即便如此，这两个人都为自己所做的交代产生了负罪感。唐尼尤其如此。

他们前五个月被关在沈阳，然后被转移到位于北京的监狱里。他们仍然分开被关押，并且还戴着脚链，仍在被不断审问。每间小小的牢房里都只有一个照明用的灯泡，还有一张稻草床垫。费克图记得自己被吩咐坐在地板上，凝视着墙上的黑点，并思考他的罪行。从他搬到北京后，足足有五个月，他没能洗上一次澡。他的体重下降了70磅；唐尼则减了30磅。

死而复生

被捕两年之后，他俩才再一次见面。当时他们被同时送上一个秘密的军事审判庭，显然当局对从审讯中得到的信息已经感到满意。费克图记得走进法庭后，被告知站在唐尼身边。后者穿着一套新的囚服，看上去有些沮丧。为了让唐尼高兴起来，费克图站在他身旁时低声说：“谁给你裁的衣服啊？”唐尼微微笑了起来。在面对逆境时，这种幽默是必要的。军事法庭最终裁定唐尼为从事间谍活动的“首犯”，而费克图为“从犯”。唐尼被判无期徒刑；费克图被判20年徒刑。唐尼的最初反应是解脱，因为他曾以为自己会被处决。费克图觉得即使10年的监禁都已经长得无法想象，但他更为唐尼感到难过。费克图说了句：“我老婆看起来要到死也再没有小孩了。”唐尼忍不住笑出了声，惹恼了警卫。

这一天是1954年11月23日，离中情局宣布唐尼和费克图“推定死亡”已经过去了几乎整整一年。当天，北京方面宣布他俩还活着，被关押在狱中，作为中情局间谍在服刑。中情局最初是通过一条中新社的广播知道此事的。与此同时，中国也宣布了对美国空军一架B29飞机上的机组人员的判决。他们是在唐尼和费克图的C47之后几个星期在中国被击落的，同样被定为间谍罪。

努力营救

中情局迅速成立了一个由小理查德·M·比塞尔（Richard M. Bissell Jr.）牵头的特别委员会。比塞尔当时是中情局局长的特别助理。这个委员会认为中国宣布的消息是真实的，因此把这两个人的状态从“推定死亡”改变为“失踪”。此外，委员会还决定继续坚持当初编造出来的故事，即唐尼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文职人员，作为乘客乘坐包机往返于韩国和日本之间。这要求与五角大楼进行必要的协调，并与政府以外知道这两个人属于中情局的二十多个人打好招呼。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家庭成员，三家保险公司和两家银行里的人员，几名律师以及遗瞩执行人。尽管冒着被泄漏的危险，当局对两人的真正身份保密多年，在20年里一直没有改口。

在公开的历史中，有人说中情局在这两人被囚禁期间“抛弃”了他们。但恰恰相反，中情局一直力主美国官方不断努力，促使中国释放他俩，并关注着国务院和其他机构在这方面的努力。1954年底，一旦得知这两人还活着之后，比塞尔随即建议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秘密施压，力争北京放人。比塞尔被授权召集起一个工作小组来研究这个问题，但他的建议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其他美国政府机构都反对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其中一种反对的观点认为，按国际法，北京有权对唐尼和费克图进行审判。

在美国政府中，只有中情局在不断努力推动这个事情。中国在1955年释放了美军战俘，但继续声称唐尼和费克图所执行的任务与朝鲜战争无关。而且，尽管中情局有所抗议，华盛顿官方继续说着瞎话，称他们两人是军队文职人员，误入中国领空飞行。在接下来的15年里，美国外交官在日内瓦和华沙同中国同行进行会晤时，常常提到此事，但美国所采取的“不讨价还价，不妥协，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府”的政策，使得此事一直没有进展。

漫长的等待

我们之间可能有些人可以想像被囚禁20天会是什么样，也许很少一部分人可以想像一整年被剥夺自由，没有机会接触别人的滋味。但谁能想象20年如此是什么感受？唐尼和费克图一直试图淡化其监禁过程；他俩谁也没有将这部分经历写成书出版——如今，可以说有太多的前中情局官员热衷于出书，虽然他们写书的理由远不如这两个人的充分。唐尼说，如果他写书，那么这本书里将包含“500页空白”。而费克图说，整个经历其实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无所事事”。

毫无疑问，无聊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之一。但显然这两个人也是在尽量淡化他们经历过的重大考验。据我们所知，在最初几年里，他们的生活条件恶劣。到审判之后，条件有所改善，但仍非常简陋。他们狭小的牢房里没有什么家具，凉风阵阵，通常总是很冷，很少能接触到外部刺激——窗户被刷上了白灰，牢房里总点着一只暗淡的灯泡。食物很简单，几乎完全是米饭、蔬菜和馒头，节假日里也许会有些肉。这两人都被单独囚禁了多年——有一回单独囚禁时间长达6年。虽然最激烈的审问在1954年底他们被审判和判刑后就结束了，但这两人自始至终受到言辞辱骂和精神虐待。费克图把中方的一种典型手段称为“拉锯式”：监禁他们的人先改善条件——提供更好的食品，提供书籍和杂志，或肥皂之类的奢侈品——然后又取消这一切。

最糟糕的是暗示他们能够被提前释放。例如1955年，唐尼和费克图被安置进一个大的牢房里，与被击落的B29飞机上的空军军官和机组人员关押在一起。这群美国人在一起生活了3个星期，几乎没受什么监视，享有的权力也增加了一些。中方让中情局的这两人相信，他们将和空军那批人一起被释放。唐尼回忆说，随后“斧头砍了下来”，他和费克图突然又被押走，改成单独监禁。

这两人都发现，抱怨通常是适得其反。有一次，费克图说，食物里的西红柿让他得了消化不良。随后三个星期里，他顿顿都只能吃未熟的青西红柿。此后，每当有人问他：“食物怎么样？”费克图总是回答说：“还行。”如果他抱怨说，在每周一次的洗澡时没有足够的水，那么下一次水会更少。同样的，这两人也学会了除非病情严重到明显需要治疗，否则不要去要求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