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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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在古老吴王故都姑苏城里传出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上海76号的大特务头子、汪伪江苏省主席、老牌汉奸李士群被他的日本主子毒死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转瞬传遍了沦陷区的每一角落。汉奸的噩耗本来就是人民的喜讯，何况李生前作恶既多，民愤尤大，所以听到这一消息的老百姓，莫不异口同声地说：该死!死得好!但奇怪的是日本侵略者培养这样一条鹰犬，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为什么无端地要把他弄死？大家称快之余，不免又纷纷猜测起来，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酒后的议论资料。李士群最终被日本人用毒药害死了，乍看起来令人疑惑不解，细分析也不足为怪。因为李士群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甘充鹰犬，是有其个人政治野心的；而日本帝国主义之重用李士群，目的是为其侵华政策服务。在汉奸群里，为了升官发财，争权夺利，派系之间争斗激烈；在侵华日军中，各机关之间亦存在矛盾。李士群之死正反映了上述各种矛盾的激化。
李士群的死虽也掺入了汉奸内部的矛盾，但这是次要的，日本人只是利用了狗咬狗的演出，把他毒死而已，至于李的死究竟为了什么?简单一句话，就是日本侵略者已嫌他尾大不掉，杀之以除后患。
李士群以“C.C”的一个小特务，在日本侵略者的培养下，一变而为“部长”、“主席”，小人得志，遂忘乎所以，其气焰之嚣张，在汉奸群里，是无出其右的，如李任伪警政部长时，每次来往宁沪，在南京总是由伪首都警察厅派大批警察，在车站戒严，并整队掌号劈刀相迎。总之李士群的所作所为，都是使路人侧目的，因而也招致了许多政敌，这也是李致死的重要原因。
李士群为什么敢于做路人侧目的事?李当然自有所恃，这个秘密，汪精卫到无锡去“巡视清乡地区”时，李曾向汪曼云揭开过。汪精卫在严密戒备下，坐轿视察苏州等地清乡情况。那时汪精卫到了无锡，第二天还得到江阴去，所以在无锡过的夜，李士群、汪曼云同睡在一个房里，在谈完了吴世宝的问题后，汪劝李在政治上不应树敌太多，阻碍自己的发展。李看汪为他忧心忡忡，“曼才对汪说：兄，你不要怕，没有关系的。不要说我现在的政敌有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罗君强等人，就是再加上一个陈璧君，我也不怕他们的!”汪听了便打趣地问李：“为什么?难道汪先生不要陈璧君而要你吗?”李说：“那倒不是这样讲，现在以我们这里的表面现象来看，汪先生是国家元首，可是这顶帽子是日本人给他戴的，不是以他自己的力量做‘元首’的，真正的元首不是他，而是日本人；纵然是他，那日本人就是在他上面的‘太上元首’了。只要日本人替我撑腰，汪先生也奈何我不得，难道还怕一个陈璧君吗?”李又继续接下去说：“我在和默邨闹开的时候，也就是‘还都’前夕，重庆和我们的特务战，正是短兵相接，最尖锐的时刻，而丁在警政部长的问题上极力排挤我，情愿让给已忙不过来的周佛海去兼。我气极了，便向日本表示，我不愿‘还都’!日本人问我为什么?我说：‘还都’对我并没有好处，因为我的工作是恶性的，不仅是老百姓反对，重庆政府反对，即南京政府也反对的，甚至连日本的老百姓，也不会同情我的工作。因我工作本身是恶性的，在政治上必然会受到排挤，那我何必去跟在他们后面，一淘（方言，一起的意思）去‘还都’呢!日本人觉得我的话不错，又怕我变，因此日本参谋部和我订了一个君子协定，即在政治上，日本方面当尽量地支持我。我有日本方面的支持还怕什么?譬如‘清乡工作’，汪先生已当面叫君强做好准备，要君强去办了。我觉得这是国民政府‘还都’后的一件大事，我不能坐视放弃，日本方面便极力支持了我，从罗手里拿了过来，汪先生开始给罗的一张支票只好退票。罗每每逢人自我介绍的‘清乡督办’也只好从此哑了口，发不出声。这就是一个例子，也说明日本人对我的君子协定是实践了的。”汪听了便说，即使这样，在政治上也得有一两个朋友作为犄角之势，必要时也好作为一个声援。李听了微笑不答，似在笑汪你太胆小。从李自己揭开的这个秘密说明，他平时的飞扬跋扈，与为人所不敢为者，实本于此，但也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要杀李士群，虽因李利用清乡地区的物资移动（如敌伪双方约定应于某月某日起，某种物资严禁私动，李便利用这内幕消息，在事前利用特务与行政力量抑价收囤，于命令前运来运去，一转瞬赚了很多的钱），发了大财，主要的还是李与军统有关（日本宪兵曾悬赏缉军统特务余祥琴，而李包庇余，在他掩护之下，余逃往重庆，事为日本人查悉），政治上有了问题，损及了日本侵华利益。而李的特务势力，在沦陷地区已相当庞大，假使有所举动，不免投鼠忌器，所以对李士群深感尾大不掉。这时李与周佛海等正矛盾发展到了顶点。日本侵略者为了杀李并冲淡汉奸群里的兔死狐悲起见，便利用汉奸内部的矛盾，藉以减少他们的反感，好像日本人是站在他们一边帮他们的忙，其实周佛海、熊剑东，罗君强等倒是帮了日本人杀李的忙。这内幕从周佛海叫汪曼云向李士群转告的话里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一次汪要从南京到苏州去，行前去看了周佛海，周说：“你看到士群对他说，千万别再胡搞了，否则日本人就要干掉他了，我们毕竟是弟兄，不能不告诉他。”从周的话里，显然要把李弄死的，不是周佛海他们，而是日本方面。汪把周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了李，没想到李听了竟对汪说：“佛海和我们固然是调帖弟兄，而我和你却换过两次帖，我是把你当自己亲弟兄一样看待的，你怎的拿佛海的话来吓唬我?”汪说：“佛海叫我把话转告你，我不讲，万一真有了什么错儿，我如何对得住你，又如何对佛海?我算是两面有了交代，怎说我把佛海的话来吓唬你?会不会有这件事你清楚，佛海比你要清楚，我是不知道的。你这样也好，今后你们的事，我一概不管，免得把我打在隔墙里两面难做人。”汪说完转身就走。李的老婆叶吉卿一看汪拂袖而去，急忙追出来想把汪拉住，已是来不及了。从此汪就很长时期没有去过李家。就在汪李之间没有往来这一段时期内，有一天汪曼云的亲家公（汪儿子的干爹）、伪最高法院院长张韬来莫干路十一号找汪，神情惊慌对汪说：“亲家，你赶快去告诉老李（士群），日本人要动他的手了。”汪听了虽出意外，但也并不觉得过于突然，因为已有周佛海替他打了个底。为了要知道这消息来源，汪便问张：“这消息你从哪里来的?”张说：“这是四少爷（张的第四个儿子素定）来对我说的。”汪又问：“小四怎么知道的?”张说：“这是罗君强的兄弟罗光煦对我四少爷说，叫我少和李在一起，因为日本人要动手干李了，免得我也被牵入进去。四少爷特地从上海赶来告诉我的，所以我来告诉你，你暗里去通知一声老李吧。”张在抗战前在杭州做律师，是杭州律师公会的会长，与汪曼云是同道，又是同事，都是全国律师公会的常务委员。杭州沦陷后，张潦倒在上海。伪维新政府成立，他就做了伪最高法院院长，汪精卫“还都”南京，伪最高法院是个冷衙门，没人看中，使张得以蝉联下去。张与李士群并无渊源，甚至可以说并不相识。直至日军进占租界，因为夺取租界法院事才发生关系的。
李士群借“清乡”揽权，李士群排挤了罗君强，坐上了“清乡委员会”秘书长的位子，等于是全盘控制了“清乡”活动。这是李士群最为得意的时期，势力权力都达到了他一生的最高峰，也为他实现自己的野心提供了条件。李士群一边在清乡区大肆搜刮，一边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活动。他将76号和警政部的亲信悉数安插进“清乡委员会”，后来设置苏州办事处时，他又带领这一群人，浩浩荡荡开进了苏州。
这样一来，伪江苏省主席高冠吾便如芒在背了。这也正是李士群想要的，江苏是汪伪辖地中最肥的一块，李士群可是觊觎多时了。由于当时汪伪一切工作服从清乡，规定清乡地区的诸如赋税、建设、教育、卫生等一切权利，均可由清乡委员会接管。李士群便老实不客气，过问起行政来。再加上日本第十三军团也同时在苏州设立了“清乡指挥部”，汪伪军事顾问部也来设立了个出张所，而主事的就是与李士群相厚的晴气中佐与小笠原少佐。苏州的实际权利，便大都攥在李士群的手里了。
为赶走高冠吾，李士群借江苏省民政厅科长王春元敲诈伪江都县长潘宏器一案大肆宣扬，说事情起因就在于江苏省政府贪污。这样一来，高冠吾难逃其咎。李士群又通过日本人施加压力，终于如愿以偿，从江苏省政府给自己“清”到了一个省主席的肥差。
但是当他把这一套用到伪浙江省政府头上，就没那么便当了。1942年春，苏州清乡结束后，下一步便是浙江的嘉兴等地区。李士群欲设立“清乡委员会”驻嘉办事处，自己兼任处长。但是排挤高冠吾的一幕尚在眼前，浙江方面的日伪官员岂会开门迎盗，巴不得李离得远远的才好。而且，浙江省主席傅式说也很有来头，和汪伪上层以及日本驻浙头目都交往密切。他坚决反对，李士群一时也无可奈何，只好抬出“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以为缓冲，领处长职。但在傅式说的活动下，汪在嘉兴颇受冷遇。驻嘉兴办事处也根本无事可成。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汪精卫不得不出面，前往嘉兴巡视。其实是来收场的。巡视过后，汪曼云这里的太湖东南第一期“清乡”便宣告落幕。1942年10月成立驻浙办事处，傅式说兼任处长，和驻苏办事处一起处理剩下的事务。
这件谋杀李士群事件的经过，既由罗光煦通知张韬的儿子要张少与李士群接近，免得也被牵入，显见张韬苏州之行，罗君强也是知道的，不然罗光煦不会关照张素定了。所以汪听了张韬的话，便对张说：
“亲家，这是你的一番好意，可是这件事，是不能揭开来告诉士群的，因为士群是个老特务，乖于人情，你关心了他，而他为了自己的利害，就会置人家利益于不顾。他听了你的话，必然要追究来源，你说这是你素定从罗光煦那里听来的，他必然要找罗光煦，甚至会找罗君强，他们一否认，赖个精光，便会说你在造谣，在挑拨离间，就这一点我和你已吃不消了。万一日本人也轧了进来，他们恨我们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把对李士群的这口怨气转嫁在我们头上，那你我不是在自寻麻烦吗?”汪曼云这一套明哲保身的理论，说得张韬也觉得确乎不能凭朋友的一股热忱，忘记了自己的利害，于是问汪：“亲家，那怎么办呢?”汪说：“只能从侧面劝他解开这一关，既于他有利，也与我们无关。”张说：“很好，这个工作只有你去做了。”汪就接受下来。可是汪曼云自周佛海叫他向李士群转告几句话后，引起了别扭，汪拂袖而去，从此再没上过李家的门。张韬的话，既欲婉转奉劝，也无从进行，而李士群自汪一走以后，大概是经过叶吉卿的劝诫，也觉得自己对汪太过火了，因而也颇有后悔。后来听说汪回苏州来了，于是便叫唐惠民来看汪，连劝带拉地把汪拖到了李处。李向汪对往事表示歉意。汪就乘机对李说，不管这实际情况究竟怎样，我觉得你还是以退为进，到外国（指日本）去跑一趟，以缓和这里的矛盾，加强人家对你的了解。
李对汪的话，似乎也理解，但深虑自己一旦离开中国，江苏地盘就会给人抢去。汪则以为话已讲过，对朋友也算尽了责任，并因罗光煦要张韬和李士群少接近，以免牵连的话，对照自己，觉得自己因“清乡工作”的关系，与李交往较密，为避免今后的麻烦，在行迹上仍与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汪看到人与人的关系，这样可怕，因此也流露了内心的忧虑，这些当然也瞒不了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就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少佐，暗中给李士群吃毒药的前一天，李士群知道汪曼云回上海了，亲自打了一个电话给汪，约汪次日晚上到他家里去吃夜饭，并要汪的太太一起去，因为叶吉卿要请她叫西菜。汪因李亲自来电话相约，盛情不便推却，于是全部接受了。第二天的傍晚，就带着他的老婆吴之璇，到了愚园路李家。这时李没在家，叶吉卿便对汪说：“士群因为临时有个约会，去一去就来，再来陪你吃饭，请你等一等吧!”汪连说：“满好满好。”后来太太们坐拢来吃西菜，汪因为在座的都是熟人，也坐下去吃了一两道菜，幸而打了这个基础，才免得饥肠辘辘，因为这晚李将近十点钟才回来。李士群回到家里看到了汪曼云，连说对不住，对不住，要你饿肚皮了，说着便往浴间里跑。汪以为他是去解溲的，其实是去抠喉咙，想把吃下的东西呕出来。或许因为时间过久了没呕出来，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好陪同汪到下面去吃饭。李在喝酒时兴奋地告诉汪说：“曼兄，我今天非常高兴，熊剑东被我用钞票把他打倒了，做了我的俘虏了。周佛海是利用熊剑东过去为了老丁（默邨）杀曹炳生父子的误会，挑拨熊和我闹摩擦，甚至到了短兵相接地步，这件事被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冈村少佐知道了，冈村与熊是好朋友，冈村不愿看到我二人不和，所以与我们拉场解释误会，使我们由冤家变为朋友。今天冈村与熊都有空，因此临时来约我的。直到现在才回来，累你饿肚子了。”
或许因为李太兴奋了，况且桌上除夏仲明外，并无别人，因此他把这件事继续说下去。李说：“当我和仲明到百老汇大楼冈村家里的时候，熊剑东已先我而在了。本来都是熟人，也用不着主人介绍，但仍首先由冈村讲了话，他说：‘李阁下与熊先生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有为青年，大家正可以为国家与‘大东亚’做许多的事，即对自己个人来说，前途也是光明伟大的，不意两位竟为部下的事发生误会，这是很不幸的。这件事据李阁下说当然是别人的主张，据我知道也是这样，这根本是受人挑拨，更不是什么深怨宿仇，即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吗?何况两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且又同在一起，我更不能看你们两位这样下去，变了不是冤家也是冤家，这不论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损失。所以我本着和两位的友谊，非邀请两位来替你们拉场，把误会解释明白不可。两位都能接受我的邀请而惠然光临，我觉得非常高兴和荣幸，并希望两位通过今天，我们友好的会见，能尽释前嫌，成了好朋友，向大的方向进行合作，若能如此，即叫我粉身碎骨为你们帮忙，我也是非常乐愿的。’”“冈村的话，从感情表现来说，确是出于肺腑的。当时我很感动，且我对熊剑东本来没有什么，曹炳生父子的死，是老丁的主张，我又何必代人受过?因此我把当时情形，向熊做了解释，但我当时没有向丁劝阻，这是我对熊十分抱歉的。熊听了我的话后，说：‘今天的会见，我们俩应该深深地感谢冈村科长的深情厚意，没有他今天的邀请，我就不可能听到李先生的这番话，也不可能使我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之间的误会，也不可能得到消除。我是一个军人，是个粗坯，唯其是个粗坯，自诩我也是一个爽直的人。我们现在既一言释嫌，化敌为友，我也把佛海他们和我的关系，以及导致我和李先生在今天以前的这种情况来谈一谈。曹炳生父子的事，没经李先生解释，经别人的挑拨，我确误会很深的。佛海他们便利用我们之间的误会，为他们作马前卒。我明知道他们在利用我，我为了自己的前途，也乐于为他们利用，以他们作为我的政治靠山。其实，凭我这个人，也不是周佛海可以利用我的，说句实话，我只把周佛海当跳板而已。我自己有我的打算，这个打算我还没向人吐露过。’”李士群谈到这里，端起了酒杯喝了半杯白兰地，吃了一些菜，又对汪继续说：“剑东把他没有向人吐露过的打算，能够向我吐露，这是真诚释嫌的最好证明。我便对熊说，我们既做了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大计可得闻乎?熊便说，现在我们间还有什么不可相告的呢?我环顾我们的和平地区，只有浙东尚属是个软档，我的意愿，是开辟浙东，再图发展。在政治上不论是盟帮（指日本）或中国方面，都已不成问题，现在最大的困难，倒是经济，使我非常踌躇。我问熊需要多少，熊说，500万。我便接着说，好!仅这一个‘好’字，我已看到熊剑东与冈村已感到意外。没想到我在好字之后又接着说下去，我送你1000万。这句话几乎像个春雷，使他们两个人听了直跳起来，立刻紧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李先生，我一生没看到过像你这样豪爽的人，要不是冈村先生为我们安排这样一个会见，我不但把一个好朋友失之交臂，而且……唉!不说了，惭愧，惭愧!不过今后我们是好朋友了。我们两个人都是年轻有为的少壮派。冈村插嘴说：真是年轻有为，我应该为你们祝贺。于是叫人开威士忌，开汽水，大家感情很融洽。我叫熊剑东在一星期后到苏州向黄敬斋（伪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拿钱，因为这样把时间弄晚，累你久候了。”李又慨然地对汪说：“钱究竟是好东西，熊剑东想张罗200万，连财政部长周佛海都不够格呢，没想到我李士群一出手就给他1000万，也说明我诚心要交熊剑东这个朋友，但实际却被我的钞票把他俘虏过来了。周佛海钱虽多，可是用钱没有魄力，他的失败将来就在这里。”夏仲明乘机又吹拍了一通。李便说：“我们来干两杯。”
饭后李又请汪到他的书房。进屋后李推上了门，坐了下来，说：“曼兄，听说你近来很消极，为什么?”汪说：“没有什么，我的个性本来是个温吞水，对什么事都不热哀，所以也谈不上是消极。”李说：“不消极就好，我们都很年轻，前途是大有可为的，不过人老是在这个环境中，是要厌倦的，你要是不愿意在南京，想换换环境，我想请你到苏北去。张北生在那里，虽是行营参谋长，由于他在那里是土生土养的，大家知道他的道行，别说李长江不买他的账，即陈瞎子（伪和平军一个师长）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你看一个师长都如此，叫北生怎么搞得下去?我想把北生调回来，请你去一下，用什么名义，我再和汪先生商量。苏北现在虽不属我‘江苏省政府’管（日本的政策分而治之），但我自信在汪先生那里，我有充分发言权的。你在南京久了，各方对你都有好感，你去要比北生有办法得多，你不妨去试试看，你到了那里，我们虽是一江之隔，南北分治，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统一起来的，你看怎样?”
汪说：“我对做官，并不怎样热心，甚至可说是懒汉，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这也由于我有自知之明。我并不是妄自菲薄，自知我这块料，并不是独挡一面之材，辅佐别人，或许勉强还可以。你的一番好意，我非常感激，但我对这件事既乏兴趣，更无信心。有了这种思想，也决不会把事情搞好，我觉得你还是早点另行考虑考虑对象吧！至于我最近想到上海来，想恢复老本行——做律师兼做生意，就是为了不做官，这一点要你谅解了。”李约汪来吃夜饭，主要就是为了这件事，见汪拒绝，一时说不下去，只好改口说：“曼兄你再考虑考虑，我们慢慢再谈。”李次日要到苏州，汪也要到南京，于是相约在车上再见面。上海到苏州距离很近，在火车上人又多，当然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李还没有死心，在苏州下车前一刹那间，还对汪说：“曼兄，我昨天的话你再考虑考虑。”汪唯唯否否一阵，便对付过去了。
汪到南京过了一晚，为了要到浙江去视察，在第二天下午又搭车去上海，车过镇江，见伪江苏省教育厅长兼镇江地区清乡督察专员袁殊上车，汪便问袁殊到哪里去?袁说：“去苏州，去看看李先生，因为李先生病情非常重。”汪听了一愣，觉得奇怪，便说：“我昨天和他同车，他在苏州下车时还是好好的，怎么会突然生起重病来?”袁说：“我也听说他昨天回苏州的。”汪对袁说：“你到苏州看到李兄，说我要到杭州去视察，苏州我不下车了，等我视察回来，再去看他。”汪到上海过了一夜，翌晨便搭车去杭州了。
那时的伪浙江省政府主席是傅式说，当晚就在伪省府的戏台前大张筵席，欢宴汪曼云，除伪省府各厅处局的要员，与来开会（伪省府似在召集什么会议）的各县长与保安队长等外，还请了两个陪客，一是伪特工总部的杭州区长万里浪，一是汪伪第一方面军的师长程万军。
原来汪精卫到上海之前，陈璧君已由香港到了上海，这“和平运动”的策动已酝酿了好久，牵线的人，并不是褚民谊，而是一个大家料想不到的大学教授傅式说。
傅式说纯粹是一位学者，向来不谈政治，也没有做过官，私生活严谨得很。他写的学术性文章也极著名，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同班同学。中日战事愈演愈烈，没有一个收拾的方法，那时节傅式说还在上海执教鞭，近卫就要他出来设法斡旋，约定如果汪精卫发出“和平”宣言，近卫就会有同样宣言响应发表，当然还谈定了双方可以接受的“和平”条约，而且日本愿意趁机退兵，结束这场战争。这一段，是褚民谊在酒后吐露出来的，大家疑信参半，静观其变，因为近卫是一个文人，军人另有军人的一套，特别是陈璧君要求数目惊人的“和平”运动费用，日本特务完全应允，不知其数的钞票，交给陈璧君，于是陈决意听日本人摆布。所以后来伪政府成立，傅式说先做铁道部部长，所辖的铁道只有短短的从下关到城里，后来又调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傅式说入席不久，便有人来找万里浪出去。万是当地特务头子，有人来找他也是意想中的事，所以大家并不十分注意。正当要上大菜的时候，万回来对汪曼云说：“我有一个意外消息告诉你。”遂把汪引到外头。
汪怕万开玩笑，因对万说：“别开玩笑，要上大菜了，要这么多人等我太不好意思，有话就说吧!”万四顾近处没有人，才轻轻地对汪说：“我得了一个奇突的消息，说李先生死了!”汪曼云一听。思想上立刻联系到周佛海与张韬的话，以及李士群告诉他那晚与冈村、熊剑东会见的情况。在意外紧张的情绪下，因而也冲口而出，问万：“会不会中毒？”万毕竟是个老特务，很敏感，听了汪的话，便反问汪：“你怎么知道中毒？”这一下把汪曼云倒将了一军，因为不好直说，几乎解不了围。只说前天我和他同车，还是欢蹦乱跳的，骤然一病死去，所以我想会不会中毒。万说：“我也觉得奇怪，因为我至今没有收到苏州的电报。”汪问：“那你这个消息从哪里来的?”万说：“是友邦方面——梅机关。”汪说：“那你亲自去问问清楚，我等这里上了菜再来。”万说：”好，不过这个消息，你对任何人不要谈。汪说：“当然!”于是分了手。
汪回到席次，向主人道歉，主人便举杯，一声请字，汪算是应付过了一个仪程。等上第二个大菜时，汪便推说另外有事，先辞了出去，随即驱车去西湖葛岭半山的梅机关。汪正上山的时候，仰首看到万里浪已踉跄地下来，近前一看万正在泣不成声。汪说：“那是真的了?!”万只是点了点头，于是转身跟着汪重又上山。当他俩进了梅机关的客厅后，梅机关的机关长陆军大尉中岛信一，便出来接见了他们。梅机关的机关长本是少将影佐祯昭，后来影佐做了汪精卫的最高级军事顾问，就把梅机关改成军事顾问部。后来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是以一个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来做，总觉得太露骨，于是在军事顾问部之外，仍保存梅机关这样一个特务组织，另以中岛来做机关长，以示这个特务机关与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已一刀两断。中岛现在的军阶虽低，是一个大尉，但资格却是很老。他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板垣征四郎是日本陆大的同班同学，是日本少壮军人的头儿。日本首相犬养毅的被杀他是主使人，因此被递夺了军职，直到侵华战争，才重被起用．要不是犬养毅事件，他至少是个少将级了；他和汪曼云是熟人，汪一见了他，便问：中岛说:汪进一步问:
“是真的?”“不错!”“究竟中什么毒死的?”中岛说:“他是中了阿米巴菌的毒，真是惭愧!”
汪与万对阿米巴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可说莫名其妙。中岛似乎体会到这一点，不待他们询问，便进一步解释说：“这阿米巴菌是以患霍乱的老鼠拉出来的尿培养出来的细菌，只要你吃进一个，一分钟就培植一倍，在培植期间一无征象，也无丝毫异样的感觉，直到三十六小时后，培植已到了一个饱和点，便突然爆发，上吐下泻，完全是一种霍乱症状。到了这步境地，已是无法挽救。因为细菌在人体内专起破坏白血球的作用，使人体内部的水分，通过吐泻排泄殆尽，所以死后的尸体往往缩小得会像猴子那么一只。”接着又提出了他的想法：“不过我觉得很奇怪，李阁下怎会中这毒?因为这种东西，只有日本有，在日本先后发生过这案子十八起，可是没有一起救活的。”言下对李也会吞下这件宝贝，颇有莫测高深之感。大家也只好相互汪精卫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交谈欷歔而已。接着中岛似有所感的问汪：“你看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汪说：“莫如特工总部与江苏省政府商讨李死后的继承人问题，这是马上就应作出决定的。”中岛听了连连地说“所咾所”几下子，似乎汪的话，正击中了他的思想深处。因时已晚，汪与万便告辞出来。
翌晨，万里浪便急急忙忙离开杭州去苏州，汪因需参加安徽省在南京召开的关于芜湖地区的清乡会议，便匆匆回宁。到南京后胃病大发住院，所以李士群入殓，汪没有去参加。
李究竟怎样死的，以及死前死后的情况，直到汪扶病到苏州去吊孝，才知道了一些情况。据夏仲明说，李士群就是约汪到他家里吃夜饭之前，在冈村家里中的毒。李在未去之前，是看到这一点的，觉得会无好会，不可无备，曾与我（夏自称）约定到了那里，凡是他们的东西，什么都不吃，连茶水、香烟也不例外，甚至还关照跟去的保镖，要是过了两个钟点，我们还没下来（因冈村是住在苏州河口外白渡桥的百老汇大厦），他们就冲上来。我们到了那里就是这样做的。后来大家说得投机了，觉得这样坚持下去，反而引起对方的误会，与我们去的目的不相符，因此由李主动，逐渐开放，先彼此敬烟，而后开汽水喝酒。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日本女人捧出一碟牛肉饼来，冈村就自我介绍是他的老婆，擅长做牛肉饼这种小菜。这是她的拿手杰作，现在听说李部长惠然光临，真是蓬筚生辉，所以特意做了这点小菜来请李阁下尝尝，以表敬意!这个女的把饼放在李的面前，转身就进去了。李因只有一盘，倒有些怀疑了，因此不敢吃，把他推给熊剑东，说熊先生是我所钦佩的朋友，应该熊先生来。熊又把它推回来，并说李部长是今天的贵客，冈村太太是专诚为你做的，这里我是常来的，我决不敢掠美。李又把它推到冈村面前，说还是主人自己来吧!冈村说我太太为了对李部长表示敬意，特意做的，我若吃了岂不要给我太太骂死?李还想推却，正在这时冈村的老婆又在盘里托了三碟出来，在熊和冈村及我的面前各放了一碟，这时四个人都有了，李也不好意思再推却。冈村并说：我们日本人的习惯，以单数为尊敬，我们四个人，所以分成一、三，作两次拿出来，以示对特客尊敬之意。在日本送礼也以单数为敬，你送他一件，他非常高兴，你多送他一件，反而不愉快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李对日本送礼要成单数，这个风俗是知道的，于是方才的怀疑，也因冈村的解释而消失，四个人只有李的一碟吃了三分之一，我们三个人都吃个精光。这样时间已过两点钟了。李早在事前要我下去关照小龙（李的副官）他们，过时不必冲上来了，因为那时不是预期的情况了。不幸他为日本特务伎俩的伪装所迷惑，感情上一麻痹，便松懈了自己的警惕，把原定计划放弃了，遂上了日本特务的圈套，终于因之送命。所以李在死前曾要拿枪来自杀，说是：“我死倒不怕，可是我做了一生的特务，不料自己还陷落在特务的泥坑里，真是一世英名休矣!这是我自己对不住自己的。”
在苏州驻有一个日军师团部，师团长小林中将是苏州地区的“清乡”指挥官。平时李士群对他卑躬屈膝，唯命是从，所以小林对李颇有好感。当李的病情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小林因为不知道这是他们日本人自己干的，曾带了他师团部的军医官和华中铁道会社的一个铁路医官来看病。李看到了小林，以为他是来看看自己是否已死?要是还没死再来干一下的，于是一反过去胁肩谄笑的态度，变为声色俱厉，指着小林大骂“给我滚出去!”小林虽是说明来给他看病，李却坚决拒绝，不要他看，更不要吃他的药。后来小林与叶吉卿商量，给李检查检查，复经叶吉卿再三劝李，以不吃药不打针为条件，这才使双方同意。
检查结果，证实是中了阿米巴菌的毒。中岛对汪曼云讲的话，就是根据小林师团部军医检查诊断出来的。因在这个时候，三方面（冈村、中岛、小林）都没任何联系，不然李暴病死了，还不知道是怎样死的呢。现在总算解铃系铃都是日本人。
日本人是专讲联络的，为什么这样重大的秘密会事前没联络好？实际情况我们固不清楚，可能由于一经联络，个别部门（尤其是梅机关，因为他是一贯指挥76号的）会有意见，不是杀不成，就会泄露秘密，所以与其事先联络，不如事后通知来得妥当，即便有意见，人已死了，也只好同意。据传李士群死后，小林因为是个中将级的师团长，日本宪兵奈何他不得，一个军医与铁路医生，都受了处分，解回日本。
李士群经日本医官断定为中毒后，一面把上海江苏省立医院院长储麟荪找来进行急救，一面电马啸天、杨杰、晋辉等来苏。马啸天赶到苏州的时候，储麟荪正在给李打盐水针，这时李的血管已逐渐硬化，但他还认得马啸天，他懊悔地对马说：“啸天，我悔不听你的话!”因马啸天过去也曾劝过李以退为进。至杨杰去的时候，李再三地对杨说：“那家伙（指熊剑东）与大块头苏成德不要忘记，这是我的遗命，也是纪律，你必须执行!（就是干掉他们），尤其是大块头，不要忘了。”杨杰似安慰般地回答说：“你放心，我绝不忘记的”。熊剑东固是这次谋杀他的冤家，没想到苏成德投奔了林柏生，竟会使李恨得比杀他的冤家还要深，这真是谁都没想到的。
李士群一死，李的亲信和他的老婆，为了他的所谓“生荣死哀”，推马啸天到南京去，向汪精卫要求四事：一、要把李士群“国葬”；二、要汪派代表致祭；三、要汪精卫给一件纪念品殉葬；四、要汪精卫题墓碑。汪精卫对这四个要求，除国葬说是经提交伪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改为“公葬”外，其他三事，全部照办。汪派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致祭，纪念品是一方田黄图章，墓碑是“李士群先生之墓汪兆铭题”十一个字，在李士群大殓的前一天，由马啸天陪同陈春圃，带了伪中政会的决议及那方田黄图章和汪亲题墓碑字来到苏州。
李的尸体虽已缩得像猴子那么一只，可是还是用了一口顶大的楠木棺材成殓。李本人虽死，当时的伪江苏省政府还在秘书长黄敬斋的控制下，各部门掌握在他的虾兵蟹将手里，省库有的是钱，因而极尽其铺张之能事。好在用不着他们掏腰包，反正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来吊丧吃豆腐的，都是李生前的喽啰头目，和各县的大小汉奸。当地的日本侵略军，如师团长小林、江苏联络部长金子，以及苏州的宪兵队长等也都是猫哭老鼠般的来作吊客。入殓后即“移灵”上海，少不得又来一个大出丧。当出丧行列路过南京路国际饭店时，李士群的老部下，76号的行动总队长、军统特务林之江，带了十几个喽啰拦住了李的棺材，不让通过，说是他替李士群搞了许多钱，非要李的老婆，摆句闲话出来不可，后来经人说好说歹，才给放行，使这个神气活现的大出丧出足了洋相，真是大煞风景。当天就葬在虹桥路上的万国公墓。
李的棺材虽已运出苏州，可是日本宪兵谋死李的传说，仍流传很盛，大概日军生怕引起其他恶劣反应，于是，由其驻苏州的宪兵队长又表演了一套狰狞毕露的“城下之盟”。在一天晚上，苏州的日本宪兵队长派出几个宪兵，把76号在苏州的几个特务头儿，如傅也文、胡均鹤、谢文潮之流，以及伪江苏省政府的各厅、处、局长，分别召到李家，并叫他的宪兵把守了李家的大门，把这些人连同叶吉卿，聚集在大厅上，然后当众宣布说：李士群的死，我们是同深哀痛的，意外的是你们在李死后竟放出了一个恶毒的谣言，说李士群的死，是我们日本宪兵毒死的，这是绝对的造谣，我们日本宪兵是代表日本天皇执行宪兵任务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你们的造谣不仅对我们日本宪兵是最大的诬蔑，也是对我们日本天皇的大不敬，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为了要证实我们宪兵是不干这种事的，这几天我们进行了调查，已得到了两个线索，李士群的死是你（用手直指叶吉卿）和储麟荪，把他害死的。这时大家以惊奇的目光突然集中到叶吉卿的身上，而叶吉卿也像一下子触痛了她的灵魂似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委实抬不起头来，说了随你瞎讲吧，接着就拿出女人的看家本领来，流着眼泪呜呜地哭起来。日本宪兵队长更不含糊，继续讲下去：据我们调查，你和储麟荪通奸，生怕给李知道，大家没命，于是先下手为强，把李毒死，以免东窗事发。叶吉卿听到宪兵队长对她将的这一军，把她的丑事这样的当众宣布，真是又羞又恨。明明自己的丈夫是给他们毒死的，现在却给他们利用她与储麟荪的丑事，反打了一记耳光，使自己有话说不出，只好放声大哭了。那个日本宪兵队长看到叶这么大哭起来，就把对叶的话说到这里打断了。于是便提了第二个线索，他说这第二个线索，李的死也可能是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把他毒死的，因为吴的死是李主谋毒死的，佘爱珍为了替夫报仇，也把李士群给吴吃的东西，暗里给李吃，所以吴与李的病情经过与死后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李士群要是被毒死的话，佘爱珍也是一个重要的同伙与嫌疑。假使这个谣言不止，我们为了要拿事实来辟谣，我们一定要把你们三人逮捕起来，进行侦查，以期得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不过这样一来，不仅李士群与你们三人出乖露丑，声名狼藉，对南京政府来说，也不好看。且我们知道李确是因病而死的，我们不愿把这件事情来扩大。不过对我们日本宪兵的造谣诬蔑，必须立即停止并应该书面承认李确是因病死亡，并无别的缘故。我们和李士群生前也是好朋友，在他死后，为了顾全他的名誉，对他的家属的错误，也可曲予原谅。现在我们有一张书面声明，要大家签名承认，否则我们就要把叶吉卿、佘爱珍、储麟荪三人立即逮捕，何去何从，应该立即决定!于是大厅里便东一堆，西一堆地开起小组会议，窃窃私议起来。这些人平时凶神恶煞一般，可这时在日本人面前，都像老鼠见猫一样，连骨头都吓软了。于是彼此相视了一下，以目光代替了语言，都乖乖地表示接受。这时叶吉卿虽在号啕大哭，想用此来回避签字，事实却容不得她，不仅日本人气势汹汹，即一群汉奸，也生怕事情会弄到自己身上，都连劝带逼的要她屈从，于是在这张纸上签了字，立下了城下之盟。
李士群死后，熊剑东的1000万，虽落了空，却由他从周佛海那里领了三百万元钱去送给那个所谓冈村老婆的日本艺妓，算是她这次艺术表演的酬劳。这是伪财政部的总务司长，周佛海的大舅子杨惺华于事后亲口对汪曼云说的，这笔钱就是由杨经手的。
对李士群之死，大汉奸头子汪精卫，曾感慨地对汪曼云说：“日本人竟会这样不讲信义的!”汪精卫的感慨，暴露了他的真实思想：自己的命运与他手下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正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于是才有这兔死狐悲之感!
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一死，为继承人问题，76号内部争得不可开交，最后由日本人拍板，改组机构。因此，李士群之死，标志着76号的瓦解。当然，魔窟的彻底覆灭，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苏成德(1900—1947) 1921年，苏成德于济宁中西中学毕业后，只身去济南谋工，结识了中共山东省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邓恩铭，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9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前往青岛，在日本大康纱厂当了一名援纱工师。1925年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工会成立了罢工执行委员会，苏成德被推举为罢工总指挥。1926年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以旁听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1年被调往上海，先是安排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调中央政治局特科。1932年下半年，上海互济会闸北法南区总会遭到国民党情报机关的破坏。区总会的中共党员损失惨重。苏成德因不堪斗争环境的险恶，而选择只身来到南京，投靠了国民党中央党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前身)，并将所掌握的关于上海、南京等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作为见面礼全盘供出。因立功表现突出，调查科主任徐恩曾不仅特许苏成德加入中国国民党，还委任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设计委员，专门对共产党进行破坏方面的研究设计。苏成德的叛变，使上海南京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致使大量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被捕。1933年初，化名吴德的苏成德被徐恩曾提升为特工总部行动队长兼总部看守所主任、“自新人”招待所所长，全面负责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侦破工作。 从苏成德叛党投敌到升任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仅仅一年的时间里，经由他手被特工部逮捕杀害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就有数百人之多。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沦陷。1939年7月，苏成德脱离中统局改投汉奸特务组织，任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从此成了两党叛逆。1940年成为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委员。1941年8月又出任汪伪特别警察署署长兼汪伪首都警察厅厅长兼汪伪军事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授中将衔。1942年4月，任伪警察总监署总监，授上将衔，组建特务组织“东方国际通讯社”。同年6月，任伪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1943年1月，任汪伪政治工作局局长，组建代号为“成和通运公司”的特务组织，编发《新路东报》进行反共宣传。 1943年底，苏成德被调往上海，任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兼一、三局副局长和教练所所长。1944年初，见日本败局已定，欲重返中统局的苏成德在上海成立了“建国社”，打着“反共建国”的旗号，掩护国民党中统特工在上海活动。1945年1月，苏成德任上海市清乡事务局局长。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汪伪政府也随之土崩瓦解、作鸟兽散。
1946年4月9日，苏成德在上海海格路540号的家中被国民党中统局逮捕。1947年8月9日，以汉奸罪，被处决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高冠吾（1905年－1957年），江苏崇明（今上海崇明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随后历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参谋长，大本营咨议、广东省航政局监督、贵州督军公署参谋长等职。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汪氏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绥靖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 1940年3月汪氏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及南京市市长、江苏省主席、安徽省主席、江西省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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