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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发动军事政变的燕王朱棣进入南京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自焚而死，有的说出宫逃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利益攸关方的朱棣，公开宣称，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否则的话，他的取而代之就缺乏合法性。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怀疑他出宫逃亡，暗中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为幌子，四出侦查建文帝踪迹，前后达四十年之久。张岱《石匮书·胡濙列传》写道：“时传建文崩，或云逊去，诸旧臣多从建文去者。文皇（即明成祖朱棣）益疑，遣胡濙巡天下，名访张邋遢，又名搜书，遍行郡县察人心。又传建文在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久。（永乐）二十一年还朝。会文皇驻宣府，濙驰夜上谒。文皇已就寝，闻濙至，披衣急起召入，劳濙赐坐与语，濙言不足虑也。先，濙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文皇分遣内臣郑和辈浮海下西洋。至是，文皇疑始释。”朱棣如果真的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建文逊国考》说：“果如横云所言，成祖命中使（宦官）出其尸于火，验明的系建文，始以礼葬，则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濙、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二十余年之久？”逻辑严谨的反问直刺朱棣内心深处，公开宣称建文帝自焚而死是为了夺取帝位，暗中侦查他的下落是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

即使建文帝的子孙后代也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向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了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帝当时逃逸，果否？”张居正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段文字见于作为国史的《明神宗实录》。明神宗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驿站墙壁上的题诗抄写出来，全文如下：“沦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建文帝逃亡之事，朝廷始终避讳，《明成祖实录》故意抹去了这段历史，所以张居正说“国史不载此事”，那么“先朝故老相传”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来自民间野史，首当其冲的就是《致身录》与《从亡随笔》。建文帝的几首题壁诗都出于《从亡随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明末清初文坛盟主钱谦益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斩钉截铁地断定，《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他在《致身录考》中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称建文元年，彬（指史仲彬、史彬）以明经征入翰林为侍书。壬午（建文四年）之事，从亡者三十二人（引者案：应为二十二人），而彬与焉。彬后数访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间行数至彬家。诸从亡者氏名踪迹皆可考证。”随后他举出十条理由，“断其必无”，结论是：《致身录》是一部伪书。他的意见获得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潘柽章《国史考异》说：“（建文）逊国诸书真赝杂出，盖作俑者王诏之《奇秘录》，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录》也。二书皆浅陋不经，而《致身录》以缘饰从亡事，尤为流俗所歆艳。”

但是明末清初不少著名学者并不认为《致身录》是“伪书”，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等都为它写序，便是明证。陈继儒的《致身录序》说：“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今得先朝史彬《致身录》，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际了然矣。”胡汝亨《致身录序》说：“是编也，请太史氏亟收之，以徵文献焉。百世而下，为之涕泆而不能已也。”文震孟的《致身录序》说：“是录复出，得照耀人间，使懦夫立志。”难道只有钱谦益火眼金睛，一眼看穿是“伪书”，而陈、胡、文诸公有眼无珠，真假莫辨？看来“伪书”说值得怀疑。

清初的张岱就认为它是信史，他在《石匮书》中写到建文本纪时，明确地说：“建文帝出奔事，见史仲彬《致身录》及程济《从亡随笔》。”又说：“建文革除事，传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兹《致身录》出自从亡手，含荼茹苦，自尔真功，其文质而信，怨而不伤，独史氏书也哉，足以传矣。”提到建文帝出宫逃亡之事，大量引用《致身录》的文字，写道：“《致身录》曰：大内火起，帝从鬼门关遁去，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亡去。’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灌铁（引者案：据《从亡随笔》：‘闭以二锁，锁以铸铁灌’）。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大内。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鞋帽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备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疑，有等著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儿在任心必牵挂，宜各从便。’”此后大部分篇幅是关于建文帝流亡生涯的记叙。

崇祯六年至九年担任内阁大学士的钱士升，对此书是深信不疑的，崇祯四年写了《史翰林致身录叙》，表达了“且惊且喜”的读后感，并于崇祯十七年编辑《逊国逸书四种》，收录了《致身录》，题签是：“东吴史仲彬自叙”。据曹参芳《逊国正气纪》卷二记载，宣德九年，建文帝在程济等陪同下，来到吴江县的史府，其时史仲彬已死，“临终书有《致身录》，嘱其子晟曰：‘存之以俟百世知我君臣艰苦也。’”建文帝“阅《致身录》泣曰：‘彬不愧斯语矣。’”可见建文帝看见过《致身录》的手稿。该书篇末有史仲彬之子史晟的跋文：“正统戊午（三年）五月望，不肖男晟谨识。”由此可以推断，《致身录》在正统三年已经刊刻成书。

由于史仲彬宣德三年去世，建文帝此后的流亡生涯的见证人程济所写的《从亡随笔》，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钱谦益认为《从亡随笔》（他称为《从亡日记》）也是“伪书”，专门写了《书致身录考后》，说：“余作《致身录考》，客又持程济《从亡日记》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录》之伪而为之者也。”还说：“（程）济之从亡，仅见于野史，其曾有私记，出何典故？”“《日记》出而《致身录》之伪愈不可掩矣甚矣作伪者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杂出，莫可辨证。”仅仅以“仅见于野史”、“无《实录》可考”，就断定为“伪书”，似乎过于武断。如前所说，明神宗询问张居正建文帝“逃逸”之事，张居正也说“国史（即《实录》）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云云，说的就是野史，他是相信的。钱士升写的《从亡随笔叙》也是相信的：“从亡二十二人，惟程编修与能贤朝夕随侍，始终周旋，所记岁月往返，历历在目，与《致身》、《附膝》二录间有矛盾，而要之不离随笔者近是，故纪中多取准焉。”

《从亡随笔》收入钱士升编辑的《逊国逸书四种》，题签是：“朝邑程济著，魏塘钱士升订《从亡随笔》（壬午迄庚申共三十九年）”。壬午即建文四年（1402年），庚申即正统五年（1440年），连头带尾恰好三十九年。前面提到建文帝的那首题壁诗，《从亡随笔》这样写道：“庚申夏四月，师（指建文帝）题寺壁诗，有‘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之句。”就在这一年，建文帝把逃亡事情告诉了一名御史，御史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来验明真假，程济记录了当时目睹的情况：“（吴）亮至不能辨，师语畴昔宫中事数条，亮乃大恸，伏地不能仰视。密以闻，遂命迎入，称老佛，养大内中。”程济完成了随侍护驾的任务，回到云南，焚毁先前居住的茅屋，写完了这本《从亡随笔》。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

钱谦益所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云云，似乎以为这是万历中叶冒出来的野史传闻。但是，祝允明写于正德年间的《野记》也有类似内容，又作何解？祝允明写道：“建庶人（指建文帝）国破时，削发披缁骑而逸，其后在湖湘间某寺中……至正统时，八十余岁。一日，闻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陈牒，门者不知谁何，亦不敢阻。既入，从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问：‘汝何人，讼何事？’不对，命与纸笔，即书云：‘告状人某姓，太祖高皇帝长孙，懿文太子长子’以对。左右持上，御史谓曰：‘老和尚事真伪不可知，即真也，吾与汝无君臣分，不得行此礼。虽然，汝老为此，欲复出何为乎？’曰：‘吾老也，无能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付之何地耶？不过欲归体父母侧尔，幸为达之。’御史许诺，命有司守护，飞章以闻，上令送京师。”祝允明也记录了建文帝的诗句“长乐宫中云气收，朝元阁上雨声愁”。这些信息从何而来？

郑晓写于嘉靖年间的《吾学编》，其中的《建文逊国记》也有类似《致身录》与《从亡随笔》的记载：“帝发火宫中，即削发为僧人入蜀。或曰，去蜀未几，入滇南，常往来广西、贵州诸寺中……帝尝赋诗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士庶至今犹能道之。”这些信息又从何而来？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他写道：“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指建文帝）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涂以安之也。”既然如此，断言记载他流亡生涯的《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显然是苍白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