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是过客《五十五》心灵的轮椅
2010年的圣诞和接着的新年夜过得有点不寻常。先是圣诞夜，我的美国友人娇妮和她的亲家母送给我两条围巾作为圣诞礼物，亲家母的围巾是用毛线编织的，美式规格，长长的，要是挂在脖子上两头都快接地了。娇妮的那条是中国产的黑丝巾，也是长长的，开始我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娇妮观察我的表情，做了个示范，打了个美式结挂在我的脖子上，我立刻有了不安全的感觉。接着在新年夜互联网传来当代最著名的顶尖作家史铁生患脑溢血去世的消息，从那一刻起，我眼中的泪水就没有止住过，泪水一直伴随着我迎来2011年，这一年美国人称为“爱的年”。
我从来没有戴围巾的记忆，也许小时候北京冬天时戴过，那时的围巾也非常短，后来一直过着军旅生活，还没有见过士兵冬天戴围巾的。圣诞节后的两个休息日我一直戴着娇妮的那条黑色的围巾出门，过去脖子暴露在新英格兰的冬天里常觉得冷飕飕的，现在有了围巾立马感觉好多了，真想每天戴着。我按照《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标准戴法，将围巾先在脖子上围一个圈，一头落在前，另一头甩到背后，又发现两头甩得太长，干脆在脖子上围两个圈，把两头都甩到后面。那种不安全的感觉就是这时产生的，试想，如果一个人偷偷地包抄到我的身后，突然死死地拽住围巾的两个头，我极有可能被活活勒死，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此时此刻我又灵机一动，那么娇妮演示的美式戴法是怎么回事呢？娇妮先将长围巾对折，套住脖子，然后同时将围巾的两头从对折处穿出吊在脖子前面，这时后面不再有机会，如果前面有人拽住围巾也有充分的时间还手。美式戴法有独特的优点，可我还是有后怕，走在路上不再敢戴，在店里也不敢戴，长期放在家里太浪费还是卖掉吧。结果相当不错，都是先说送后说卖，一条从乔治那里收了十元，另一条从一位墨西哥熟客收了五元。
不知有人仔细想过没有，生命随机来到世间，最后必定会有一个结果，早晚都会到来谁也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的结果，那么中间这个过程可长可短时长时短，这时最要紧的是安全平安，那个结果一定会来的晚一点。不知有人又仔细想过没有，当一个生命幼小的时候，安全平安的责任主要在父母，生命成年后主要责任是自己。小酒庄里很多时候我在自己思考自己，我这一生是怎么平平安安过来的，也时常与同龄人做一些比较，比较机会，比较智慧，比较子女教育，比较身体。这几天在我感觉史铁生的时候，疑问最多的是他的两条腿是怎么变成残疾的，尤其是在二十岁走向成年的时候。
一个健康成长的孩子完全来自父母的精心照料，好像贫穷还是富有占有的比重不大。文革时空军大院的气象部部长是十级大校初光，他的大儿子初伯令正好与史铁生同岁，都是一九五一年出生的。星火从小与我玩得很好，喜欢暴露他家的生活秘密，他在我面前总爱自豪地说，他家每人生活费是每月四十元，我一算我家够不上还差十几元，那个岁月三元钱就可在东来顺享受一顿最美的羊肉火锅。我知道，史铁生父母的工资加起来是“百好几十”，孩子只有两个，换算比较，史铁生童年生活相当空军大院十级大校的家庭生活，是相当优越的童年。当年父母照料子女，一怕麻痹大意，二怕大惊小怪，后者发生在条件优越的家庭很多。我的知心网友蔡小心的父亲是五五将军，他的哥哥姐姐都在幼年时死于医疗事故，对于这样一个级别的子女，当地医生是不敢治的，要治打最好的针吃最好的药，蔡小心自己命大还活着，只是被治成聋人，后来妹妹十五岁时又死于车祸。
在中国战火纷飞时候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我的父母常年累月从事侦听工作，他们特别重视坐的位置，那个时代一坐就是几天几十天。我懂事长大以后，父母一再告诫我水泥地上不能坐，潮湿的草地也不能坐，我母亲手缝过许多个棉坐垫，那是供我和妹妹在外面玩看露天电影用的，生怕幼小的我们在外面乱坐，受寒潮侵蚀，落下腰腿神经痛病根。我见过一些岁数大些在艰苦环境中生活过的老人，走不快蹲不下，一问都是那个岁月留下的毛病。后来我养成习惯了，不论是在农场劳动还是在机场荒郊野外，从不乱坐，我至今没有任何腰腿毛病反而变得特别敏感。我看过一张史铁生在地坛看小孩子玩耍的照片，那群孩子和大人是在水泥台阶上乱坐的。我个人推测，史铁生的腰腿神经炎不是先天带来的，而是婴幼时期落下的根儿，这种想怨又怨不出口的母子关系后来刀绞般地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史铁生写过母亲，但没有一篇是专门写的，因为他不愿意面对；许多作品里史铁生提到母亲，因为母亲形象难以让他忘却。
史铁生一九六九年一月到延川县插队的时候，我已经在不远的黄河滩农场劳动一个多月了。也就是在那前后几天，空司管理局来了一位看着我长大的老管理员，说要把我们中的杨广学送到延川县插队，几小时后，杨广学跟着那位管理员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原来延安延川不是一个地方。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外地长期生活，那个时代真是激情岁月，收音机隔三差五传来“英雄”消息，刺激着年轻人为了上报纸受表扬，手榴弹敢扑掩护战友，洪水来了敢往里跳，再做一次王杰金训华。母亲再三来信，水火面前不当“二杆子”，不争英雄好汉。一九七七年我在西安空工，看到院外一座民房着火，几百个学员往上冲，我被一个北京老三届学员班长叫住，小潘，咱们慢慢跑，装着往前冲。这个老三届是我见过的唯一在陆海空三军都当过兵的人，后来他早早地进到总参机关。我的安大同学赵速梅的哥哥那时是昆明空军飞行学员，一次救火中摔成了植物人。我反复感觉，史铁生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在洪水冰雹苦难面前毫不畏惧，有史实为证，插队八个月后史铁生腿老不好回京治病，母亲开出了“病退留城”的证明，史铁生脾气大发，当着母亲的面把那张证明撕得粉碎。
我年轻时生长的环境除了个别人家外几乎都是推门就见大自然，陕北山区的夏天如果遇到湿冷的袭击寒气会顺着人体往骨缝里钻，我见过山里放羊的老汉夏天都穿着皮裤袄，当时还觉得很新鲜。最近，朋友们聊起了脸和屁股的哲学，说我们人体上那对光滑的屁股不用美容永远没有皱纹斑点，可能不会有人想过，我们人类那对光滑的屁股没有机会见阳光见世面，也许一点点光一点点寒气就能把它穿透进入人体的核心，很多人坐骨神经痛伴随一生，是不是忘了常给自己的屁股做些美容按摩。初到陕北的那几个月，让史铁生伤到了骨，他在延川县医院里对医生大发雷霆，好好给他治，治不好小心菜刀砍过去。我估计很多医生后来都为史铁生治过腿，针灸按摩烟熏热敷消炎止痛，可能没有人想到过用吃辣椒提高内热的方法把寒气炎症给顶出来。陕北人吃辣椒是有名的，那个岁月作为防身保身，每天食量应该是毛泽东的食量，如果治病应该是他的三到五倍。有人会说很多人吃辣椒没有保身反而“坏身”，什么病都来了，我分析是吃了油泼辣子，身体并没有吸收多少，辣椒借着油劲儿很快又排出体外，形成“两头辣”的感觉。
我心里再明晰不过了，史铁生在活着的时候同我这号人不会有一句共同语言，因为两类人成长生活环境差别实在太大。文革时，他胡同，我大院，什刹海冰场交锋过；后来，他插队 ，我先农场后当兵，又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再后来，他坐上了轮椅在地坛看人家长跑；我是板凳队员 参加蚌埠足球赛。史铁生同母亲激烈争吵过，实在想在陕北干一番事业，他母亲怕他，以后尽量躲着他；我同母亲也争吵过，实在想买当时最贵的手表劳力士九百零八，我母亲怕我，后来取钱给我买了一块四百六十六的欧美加，那块表走得准极了，戴着它我同潘斯哲走进了上海红房子，安大同学姚庆昌见过那块表，问我晚上睡觉放在哪里，说可要放好，合肥夏天小偷多喜欢从窗外用竹竿勾衣裳，一天夜里我听到动静，发现放手表的裤子已经挂在窗户上，再晚一点儿就没了。 几乎在同一时段，史铁生进了街道小厂画彩蛋业余自学英语，我穿着军衣带着工资进了安大专业学习；八十年代他的小说获文学奖，人们开始不读小说了都忙着挣钱，八八年我发明的计算机英语教学系统获北京国际发明银奖，从此风光好几年，同王永民杨振华坐在一起。史铁生说他一天也没有骄傲过，这话千真万确，我不这样写，再过几十年就没有人能读懂史铁生，生前有那么多文学大奖，死后会有数不清的文学光环，怎么一说起话来还是苦哈哈的，这么多光环抵不上一辆轮椅吗，当年那么多热血青年失去生命也就是为了一句领导表扬，上一次电台报纸。
史铁生是我过去听说现在感受过苦难最多的同时代人，不经过文革岁月的大觉大悟是无法体会的。史铁生最苦难的时候走不出地坛，当时的北京女青年看到轮椅远远地摇过来会早早地躲闪开，胡同口的顽皮孩子看到轮椅过来会躲在后面扔石头，史铁生无处撒气，只能把气撒在母亲身上。我怕史铁生，是怕沾上他的苦难，怕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笑出声，再也不敢侃大山，再也不敢骄傲地活着。我又是多么的幸运啊，有史铁生“垫背”，让我再也感受不到苦难，人生有点风吹草动颠簸甚至振荡，那又算得了什么。正因为有了史铁生，我们中间不知有多少人不再感觉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春天忙着播种，秋天一定等待收割。
大约十五年前，我逃难般地到了美国纽黑文后来开了小酒庄，当时的形象不知比轮椅上的史铁生好看多少倍，还不是像史铁生出不了地坛一样走不出小酒庄。有一个美国人，他仅仅是耶鲁大学一个普通职工，有一座房子，不知有多少次，他开车经过我的小酒庄一定要摇下车窗吐口痰，我路过他的房子他一定要跺脚大叫一声。这几年他老了，头发开始掉光了，一天被我堵在一家食品店里，大吼一声，欠的钱该还了，那一叫真管用，好几个月没同他碰面了。
史铁生太苦了，一生都没有摆脱过苦难，最后苦难中生出的那一点点希望又留在了人世间。他走了，让我们好好地活着，活着，就要充满盼望，一直面对希望。史铁生去世后的第三天，2011年一月二日是我的生命旅程中最伟大值得纪念的日子，困扰我十二年的肠胃病老根突然神奇般地被拔掉了。也许这几天我研究了史铁生的腿，也许我思考了陕北人吃辣椒的方法，改良了一种不含油腥辣椒麻味酸汤，喝下后产生了奇效，这一切都在验证思考回味之中。
01/10/2011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