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到本地一位省议员的办公室参加圣诞聚会，遇见一位年近70岁的退休教师，当他得知我来自中国，十分关心地和我讨论了两个问题：雾霾和计划生育。

老爷爷十分坦诚地谈了他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点：第一，北京和上海的空气如此糟糕，大概是因为建了太多的高楼和拥有太多的汽车，居民为什么不向政府提意见，控制建设高楼和控制城市汽车的数量？第二，尽管计划生育使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印度，但他还是不赞成实行计划生育。

老爷爷的态度很认真，表情很真挚，口气中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深同情。

要知道老爷爷和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空气质量联合国排名在全世界列前十名之内，一个立方空气中的尘埃颗粒是以个位数来计算的！在阳光的直射下，肉眼在空气中几乎找不到一粒尘埃！这和我在中国亲眼看到的空气完全是二个不同的概念！这里的空气确实是看不见的。

也许我们这里的空气质量好得确实有些夸张，但是北京，上海的空气质量是不是也糟糕得太离谱了？！

无论是这位老爷爷还是我本人，从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良心出发，将心比心，为北京和上海的居民健康感到担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想到一个25年前到过中国旅游观光的中学教师，一个对中国怀有朴素情感的西方老人，居然还惦记着上海的南京路。他给我讲了当年在南京路上，上海人用英语和他们交流时的有趣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可如今电视新闻中朦朦胧胧的南京路上，那些戴着口罩的人流却让他感到十分的茫然。 

雾霾既然来了，总要想办法治理。

治理雾霾既不能依赖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技术，因为科学发展观和科学技术恰恰是产生雾霾的罪魁祸首之一。（关于这个话题请容我以后再展开分析，这里暂且不表。）

也不能再仰仗一贯犯错误的党的英明领导。以为只要把治理污染作为政绩考核指标下放到省市党官们的身上就能治理雾霾和改善环境，这无疑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和愚蠢的措施，其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中国的公民也像这位西方老爷爷一样关心社会，主动参政，雾霾怎么可能产生？

在我们这里，任何一项可能导致污染环境的投资或举措，都会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政治家们想要为社会主动做一点“好事”是何等困难！想做坏事更是门都没有！

这也就是议员和市长们要经常好吃好喝招待选民，听取选民意见的原因。

至于说到改善民生和破坏环境之间的矛盾，我想这个问题应该留给民主的社会，让人民自己去选择，而不是由党来代表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