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8日，英特尔的Jacobson在回复我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电邮中提及要出席硅谷人权会议Silicon Valley Human Rights Conference，引起我的关注。我立即联系主办单位Access (www.accessnow.org)，请求免费出席（入场券250美元），得到快诺。

10月25日一早，我驱车到旧金山出席会议，见识了与高科技相关的人权界的各路人马。国务卿克林顿夫人也通过视频讲演，除了赞扬硅谷在阿拉伯之春等运动中的不可替代角色、批判中国政府控制网络等，还恭维非政府组织NGO，说她长年在NGO侍奉，进入政府后更加明白政府的局限[1]，使我们与会者觉得她在华盛顿很为我们效劳。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部门的助理国务卿Michael Posner本人与会演讲，也介绍自己出身NGO。我后来与他交换名片，感到他为人随和。我注意到欧洲会议的“媒体与情报首脑”也没有架子，倒是巴西政府的年轻官员很象中国、印度尼西亚等后起大国的“海归”，很有自信。可惜没有遇到别的讲中文的出席者。

会议的特别来宾包括埃及的网上活动家Alaa Abd El-Fatah，他回去后立即被军方逮捕，主办单位发起签名等压力活动才使他获释。另一名来宾泰国的Chiranuch Jiew Premchaiporn女士因为在网上发布“冒犯”国王的博克受到迫害。这使会场变成人权实践的现场。在华盛顿负责游说的谷歌公共政策主管Bob Boostin也在主会场讲演，说他完全不懂科技。前年为了我的人权提案，他与我联系过几次，一开口就说尊重我的提案，很有专业素养。

我随即参加“在技术领域实施联合国关于人权和商务的指导原则”的分科会，这里的三个发言人都代表世界潮流：哈佛大学“政府与负责任”中心主任（她实际上是原联合国负责企业社会责任专员、现为哈佛大学教授Ruggie的助手）、全球网络倡议GNI的主任和微软公司环境持续性部门的主任。主持人是“社会责任的商务”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研究与创新部门主任，英特尔负责合并McAfee的律师Miller也来会场。后来英特尔和思科都告诉我，它们决定聘请BSR为公司咨询，我才意识到主持有这些重要公司参加的会议，也是拉生意的好机会，尽管BSR并不太在行人权事务的实质。我以亲身经历，赞许哈佛大学和全球网络倡议的领导性思想，但也指出在实践上政府权力和企业钱力（包括全球网络倡议的三个发起公司之一的雅虎）的阻力干扰。与任何社会变革一样，没有牺牲就没有进步。

下午的“是否要规制互联网？”主会场虽然有几个高级政府官员出席，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craigslist的创办人Craig Newmark上。矮胖憨厚的Craig堪称硅谷的“好得不可相信”的奇迹之一，他的网站为大家提供了完全没有广告的高效免费服务（如出租房子），使人们分享互联网的益处，会后还有很多人围住他交谈。而另一场有雅虎官员出席的“（人权）实践场”分科会则加重了我的忧虑，我对脸书Facebook官员、推特律师和斯坦福大学“社会数据实验室”教授的讲演内容也没有多大印象。在晚餐时，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女士听说我因为天安门事件逃到美国，与我聊了不少。原来，她是基廷Keating的女儿。基廷1989年作为澳大利亚首相，推动保护中国留学生法案。在事件早期，澳大利亚也接受了逃自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值得赞许。

我因为第二天有别的事务，无法久留。Jacobson匆匆告诉我：英特尔认为全球网络倡议以信息服务商务为主，与英特尔业务不太对口，所以不便加入。我多少也体会英特尔作为老牌领袖，不愿被动承诺别人制定的规则。但英特尔接受我们的建议，决定与其他计算、通讯领域的公司，组成类似的全球人权、社会责任协议，同时邀请我和Sklar作为人权专家加入。这使我感到一丝欣慰。

这是硅谷人权会议的第一次召开，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互联网人权的文献“硅谷标准”[2]。会议得到广泛报道[3]，类似的会议不久将在巴西举行，让我们祝愿它在世界各地开花、并早日在中国举行。 

[赵京，2012年2月13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