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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思想的局限性”及其他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二千四百零四
　
　
　　本文标题中的“思想的局限性”的准确表达，应该是“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因为，我实在不喜欢太长的文章标题，所以精炼成如题的模样。可是，我又不能不先说一下，如若不说、就文不对题了，是不？
　
　　发《闲话“认识”与“态度”》后，在我博客上蹲点的五毛王中秋、终于抓住了把柄，他以《闲话“中国的曼德拉”》、笑话我对曹长青“缺乏思想深度”的批评。虽然王中秋是蹲点的五毛，但他对我的讥讽基本没错，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其实思想和认识都是有局限性与阶段性的。
　
　　那么，什么是“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呢？比如，我身在大陆，在对曼德拉的信息与资料的掌握的面与深度上、都不如身在美国的曹长青的多和准确（当然，这里面还有个不同的学者的方法、也不同的问题。本文后面再展开），因此，我对曼德拉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尽管我敢于对这尊“神”不恭，但我还是把他当“神”了），这就是我对曼德拉的认识上的局限性。
　
　　同样，在读曹长青的《曼德拉绝不是英雄》和《曼德拉凭什么登上神坛？》后，我通过思考、实际上提出了“如何正确看待曼德拉”的问题，并明确提出应从“认识”与“态度”上去分析“曼德拉现象”；这样，就不仅提出、且解决了“为什么会形成‘曼德拉现象’”的问题，把曹长青的“曼德拉凭什么登上神坛？”（实际上是在说：曼德拉是怎样登上神坛的）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挖掘（在我挖掘后，也就很自然地提出了曹长青“缺乏思想深度”的批评）。同样，看了我的文后、再去看曹的文，就是他的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了。
　
　　那么，什么是“思想和认识的阶段性”呢？比如，我在“批邓理论”和“九月随想”中，就已经开始大谈特谈“公正”了。但回过头来看，这个阶段谈的“公正”、实际上还处于一般的谈。到了《现在时的公正与良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再谈“公正”时，就已经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大家知道：再后来，我就定义了“公众认为正、方为正”。这，就是“阶段性”；这三个阶段，对“公正”的不同的认识与对“公正”的不同的阐述，就是“思想和认识的阶段性”。
　
　　思想和认识，原本就存在着局限性与阶段性（这是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问题）。在阐述清楚了这么个问题之后，我顾晓军、在此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承认并充分认识“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利用“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
　
　　首先，如果我们都已承认并充分认识到了“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的话，那么，我在《闲话“中国的曼德拉”》和《闲话“认识”与“态度”》之间的、对曼德拉的认识的“脱节”就不需解释，而五毛王中秋的抓把柄的嘲笑则属于无聊。依此类推，在任何论战中，任何一方抓住另一方的、已经被更新了的、属于“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的内容进行抨击或发挥，都属无聊。这属于论战秩序，应当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可使人类摆脱玄学、不使有限的精力浪费在无聊之中。
　
　　其次，如果我们都能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利用“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的话，那么，积极参与利用“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的群体、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举例：于“质疑陈光诚”，其实一开始我和顾粉团只有两三个人参与；而结果，却是剥下了两个大国的高层参与制作的陈光诚的“假盲人、假律师、假逃脱”的“三假”的画皮（尽管他们还在装蒜，但已很少有人再相信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回应，只能用封杀的手段对付我们）。这一战役，我们就是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如果是单兵作战，无论是谁、都很难达到今天的效果；当时，我们正因考虑到“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互为人梯、梯次进攻，拓宽“质疑陈光诚”的作业面，且不断掘进、才有了相当的深度（以至曹长青、何清涟等都曾出面撰文掩护陈光诚，见《曹长青是给陈光诚“圆谎”吗》、《何清涟于陈光诚的新文很新鲜》），最终剥下了陈光诚的画皮，使人类的政治文明又少了些许弄虚作假与肮脏和龌龊。
　
　　就眼下的“曼德拉现象”而言，我想如果能利用“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曹长青参与进来互为人梯、梯次进攻、不断掘进的话，是可以开掘的更宽、也更深的。而如果没有人互为人梯、梯次进攻、不断掘进的话，也就差不多了。
　
　　“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最近我给台湾一出版社投的书稿又被退了。朋友知道后，道“我想，这还是因为先生身份敏感吧”。其实，我不完全这样认为。我以为至少还有两点：一是我的文章“攻击”面很宽，人家未必愿意陪我受累。二是我的文章的写法不似曹长青那样正规、具有学者风范（展开上面留下的承诺）。但是，这其实也是个“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的问题。当然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对方（出版社）的、社会的。
　
　　简单说，“新文化运动”不就是腻透了口语和书面语言的隔阂与壁垒吗？为什么今人却又非要拘泥于“学者风范”呢？我把论文写成随笔有什么不可以？别忘了余秋雨的成功，就在于他的变化－－把论文写成了散文。
　
　　还有我文章的“攻击”面很宽，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是我缺少事实依据呢、还是我缺少论证过程呢、或是我的论证程序不规范……都不是吧？既然都不是，我为什么就不能碰一碰、这些碰不的人呢？这不是社会自己在固步自封吗、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安置思想的羁绊吗、这不是自己把自己关进精神的牢笼吗？
　
　　很多人以为自己身在自由世界、自己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其实若做人做事的条条框框太多的话，不就是“思想和认识的局限性与阶段性”吗？且，他们自己还永不求解。哎，我的国人、我的同胞呵！
　
　

　　　　　　　　　　　　　　顾晓军 2013-12-20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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