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弥赛亚》，说日本人的合唱
1．
亨德尔本来的名字叫格里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是与巴赫同年出生的德国人。年轻时周游意大利开始写歌剧，后来在英国落下脚来，42岁那年归化英国国籍，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叫乔治.弗雷德里克.亨德尔的英国人。德国说他是德国人，英国说他是英国人，左右逢源，好不逍遥。后来，另一个伟大的德国人爱因斯坦也离开了德国，但那是因为痛恨法西斯，他说“我的祖国不是德国！”。搞得德国人也不好意思跟他套瓷认老乡。可见，生活在法西斯时代，是多么不幸。
亨德尔没碰上法西斯，就幸运多了。
1741年冬，56岁的亨德尔即将去爱尔兰巡演，出发之前有一段空闲时间。这时，他的朋友查尔斯.詹宁斯拿着一些摘编的圣经章节找到他，说：“我摘录了一些圣经章节作为歌词，你给它谱上曲，创作一部伟大的作品”。这位詹宁斯出身富家，在很多领域颇有造诣，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圣经研究者，同时十分推崇亨德尔的音乐天才，因此找上门来请亨德尔写个作品。
亨德尔接过詹宁斯的圣经摘录，开始埋头创作，用24天就写完了整部清唱剧（oratorio），冠名《弥赛亚》。没来得及告诉詹宁斯，他就带着新作品去了爱尔兰，1742年4月，在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他把《弥赛亚》搬上舞台，立刻得到了狂热的欢呼。
没成想，回到伦敦以后，等待他和《弥赛亚》的，竟是一片倒彩。这个现象也不难理解，首先，音乐作品首演受到恶评的，比比皆是，今天我们耳能详熟的许多伟大作品，刚写出来的时候都是历经沧桑连滚带爬苟且偷生，很长时间以后才被人接受，有些甚至是作曲家死了以后，被后来的作曲家翻炒，才名满天下的。比如贝九，贝多芬的原作虽然没有人直接喝倒彩，但是也绝没有今天那样高度的评价，也很少上演，冷言冷语倒是不少。如果没有后来的瓦格纳努力不懈，改编巡演，就没有今天的贝九；而巴赫的许多作品之所以成为瑰宝，则归功于门德尔松的挖掘发现和介绍推广。另一方面，我想，英国人之所以喝倒彩，很可能也是一种“邻国相轻”效应——你一个英国人，竟然跑到爱尔兰去首演，什么情况？看不起英国么！英国待你不薄啊！岛国人的小心眼儿历来如此——你越是在爱尔兰受到好评，我们就越不鸟你，故意寒碜你。估计就是这样。
富家子弟詹宁斯听了，也浑身不舒服。尤其是当他得知亨德尔24天就写完了《弥赛亚》时，可算找到了发牢骚的借口：“不怕跟你说，我本来呢，准备让你用一年时间，踏踏实实地写一部作品，咱不差钱！没想到你只用了24天就交差，哥们，你这是明显没拿我当回事儿么！”云云。
人家24天就把这样一部大作品写出来，说明人家是天才，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这个作品受到了圣灵的启发才能这么快写出来，你一个俗人，发的哪门子牢骚。
偏见归偏见，牢骚归牢骚，《弥赛亚》一直在各地上演，并渐渐得到好评。到了1743年，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转机终于来临：英王乔治二世听了《弥赛亚》，当即赞赏不已。当他听到伟大的《哈利路亚》合唱的时候，竟然情不自禁地起立，并以站立的姿势一直听到合唱结束。因此而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听《哈利路亚》合唱的时候，听众都要起立，表示对上帝的无限赞美，同时也表达对作曲家和演唱者的最高敬意。
至此，《弥赛亚》终于修成正果，开始堂而皇之地成为伟大的赞美而被众人追捧，以其充满圣灵引导的颂赞，恢宏的气势以及完美的音乐结构，独树一帜，傲视群侪，成为宗教音乐里的一颗明珠。
2．
很多年前，我在东京的圣玛丽娅天主教大教堂听过一个业余合唱团演唱的《弥赛亚》，很受震撼，后来买了CD，听了很多次，对这部作品整体上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某些唱段的印象更加深刻。
20号晚上的这次演出，合唱及独唱，都是国立东京艺术大学声乐系的学生，伴奏是同校的交响乐团。地点是上野的东京文化会馆，这是东京众多的一流音乐厅之一，我已经多次在这里欣赏过各种音乐家的演出，对这个会馆很有感情。不过话说回来，这么多年听音乐会多数都是承蒙朋友免费邀请，这次则不同，因为是慈善性质的，大家都不赚钱，门票钱赞助社会公益事业。出钱不算什么，没想到票子是最上一层的最后一排，倒是令我大出意外。这是离舞台最远的位置，头一次坐在这么远的距离听音乐会。
说实话，东京艺大的学生乐团和合唱团的确不同凡响。我在最远的距离，他们的声音仍然能够清晰地传入耳朵。个人认为，从艺术成就来说，日本人产生了一大批一流的演奏家，但是没有一流的歌唱家。——可能跟人体构造有关系。这次，可能也有距离的原因，独唱者的音量就显得略微差一些，尤其是男高音。当然，这个作品，给男女两位中音的分量好象更大一些，男高音戏份不是很多，但不幸的是男高音一上来就要打头炮，也够他紧张的。结果一个高音冲上去，破了。这是整场音乐会里唯一的一个小遗憾。
你还别说，日本虽然没有一流的歌唱家，但是他们有一流的合唱团。这充分体现着日本民族的团结合作，协调作战的精髓。每一个人或许不是最好，但组织起来就是最好的团队。这次的合唱团约摸160人，训练有素，气势磅礴，声音优美，层次分明，我坐在最后一排，仍然能感觉到合唱的气势扑面而来，令人激动难禁。指挥则潇洒自如，干净利落，姿势准确而优美，令人心服口服。乐团是一个单管乐团，虽稍显单薄，但配合完美，整体效果超一流。
日本人对于合唱，有着特殊的偏爱，各种合唱团比比皆是，大都有一定的水准，演唱的曲目也以欧洲的宗教音乐和古典合唱曲为主，偶尔也会唱日本作曲家的艺术作品，绝无类似歌唱祖国的红歌。在日本，想听合唱，那是太方便了。你在网上检索合唱团，保证让你眼花缭乱。这也是日本民族性的一种体现：强调的是个体优良的基础上，用更加完美的分工合作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更高的境界。这是合唱本身的艺术要求，也是合唱反过来带给人类社会的功用。日本人有着良好的合作精神，因此有一流的合唱团；因为他们的合唱唱得好，所以他们的合作精神得到更好的锤炼。
准确地说，遍布日本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合唱团，基本上都自称为“业余合唱团”。大概只有艺大的合唱团才敢称为专业合唱团。不听不知道，人家的《弥赛亚》，谁不服都不行。
说到合唱，最有名的当然是贝九。每到年底就是贝九的月份，日本都会有一流的欧洲乐团造访。说起贝九第一次传入日本，还有个故事。
3．
一战期间，胶州半岛是德国的殖民地，日英联军攻打驻扎在青岛的德军，两国联军25,000人（其中日本陆军23,000人），德军只有区区5,000人。结果联军付出了双倍的代价，换来了德军的投降，4,700多德国兵成了日本的俘虏。这些俘虏被带到日本以后分散羁押，最大的集中营，是设在四国德岛的板东收容所，德国俘虏在这里从1917年关押到1919年。日本人严格遵守海牙公约“将校以下的俘虏，可以使其参加劳动，但劳动强度不可过大”的人道原则，对待这些德国俘虏还是相当宽容仁慈的。在收容所里，德国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小作坊，书店，理发馆，照相馆，冰淇淋店，还有德国人施展才能的音乐教室，乐器修理店，甚至还有五金店和下水道公司。后来又特批了27，000平方米的土地，战俘们在那里建了足球场和网球场。相比之下，被俄国人俘虏的德国人则生不如死。甚至有德国兵写信感叹道：被日本人抓去当俘虏，那真是捡回一条命啊！
三年间，德国俘虏在德岛与日本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军民共建美好生活。德国大兵教当地人酿洋酒，制作动植物标本，气象观测，建筑设计，制作肥皂，染色技术，然后跟当地人学习养蚕，种水稻，以及烧陶技术，其乐融融，乐不思蜀。德国大兵修的小石拱桥，就叫“德意志桥”，至今犹在。
话说鞍山郊外有一座日本人在满洲国时期修的大桥，70多年过去安然无恙，一日，鞍山的领导们说要发展GDP,一声令下，把日本鬼子70多年前修的旧大桥炸了，盖上了属于咱自己的知识产权的，令咱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新大桥！让日本鬼子见他娘的鬼去吧。
三年就塌了。
有些国家的人民，就是不长进，花很多钱修建的都是临时建筑，也实在是个人类社会里的有趣现象。
到1919年，乐不思蜀的德国大兵们突然想到，咱们也该弄点高级精神生活啊。于是召集各路人马，在集中营里上演了贝九。这是贝九第一次在日本土地上公演。为了纪念此事，当地还有一个小车站叫做“第九的故乡”，这里的第九，就是贝九的意思。
不过，那次的公演，毕竟受条件限制，人手不齐，据说只是演奏了第四乐章，就是合唱和乐团最高潮的华彩的那一章。
4．
5年以后的1924年，这次东京艺大登台了。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是“东京美术学校”和“东京音乐学校”，两所学校都是1887年由更早的前身演变而来，两所学校在1949年合并，成为国立东京艺术大学，是与东京大学齐名的日本的艺术类顶级学府。1924年的艺大音乐教师兼指挥是德国人古斯塔夫科隆。经过半年的排练，11月份把全本的贝九正式搬上了舞台，非常轰动，场场爆满。当时日本人对欧洲的崇拜已经成了社会文化的主流，那时候流行的是，威尔第的歌剧头天晚上上演，第二天大街小巷就开始响起la donna e mobile的歌声。
贝九，在日本上演了多少次，或许已经无法统计。有一件事，或许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近百年来日本人对贝九是何等熟悉和热爱。
近年来，日本颇流行万人大合唱，尤其是2011年的大震灾以后，为了赈灾和鼓舞士气，日本乐坛上的主力指挥家，佐渡裕，分别在东京和大阪（还有其他城市）指挥了多场万人大合唱。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油管子上找来看看。我偶尔喝几杯酒以后就上油管子看合唱，这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看到这个万人大合唱，每每被那种气势震撼，手舞之足蹈之，不能自已。首先，不同的城市都能组织到这么多人参加合唱，说明会唱贝九的人数是何等惊人；其次，那些合唱的参加者，上至7旬老者，下至可爱的孩童，每个人都气宇轩昂，训练有素，而且都不看乐谱，都用德语原文演唱……这个民族已经被欧洲文化渗透的多么深刻，令人感慨不已。万人大合唱，一般都在体育馆里举办，合唱队就在观众席上排列，交响乐团当然是最大的配置，佐渡裕1米85，是日本人里少有的人高马大，也能镇得住场面。
2013/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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