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思想中有“王道霸道”之分。 君主真深悟“王道”之真諦者寥寥無幾，能掌握“王道”者都是明君。對“霸道”無師自通者甚多，但“暴君”不少。毛澤東的思想也源於霸道，源於法家，源於假定人性惡的一套。

法家的出發點是人性惡，但要在人性惡的世界裡面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就又必須假定有一個超越”善惡“理性的或代表善的君主。這樣，法家理論自己就陷入悖論。

商鞅自己的悲劇就在於此，當他得寵的時候，他是立法執法者，代表超越善惡的君權。但當新君上台，他就變成法律的對象，代表只能用獎罰刺激的臣下。他之死，遠不是他變法得罪保守派這末簡單的事情，而是法家體系內在矛盾必然的結果。

法家體系，君主靠威逼利誘來驅使臣下，而利誘總有盡頭，當賞無可賞，臣下就只有死。 不管多有能力的臣下，君主總能找到足夠欲求不滿野心勃勃的代替者。又便宜又好用。所以，劉邦朱元璋大殺功臣，所以歷來權臣幾乎都沒有好下場。

秦後“無數”朝代實踐的結果發現社會必須以“儒家治國”，至少要“儒表法里”，因為不這樣社會就太不穩定，朝代就只能是個短命朝代。

毛澤東的局限之一就是他過於沉浸“霸道”，過於熱衷“權術”，而無法領悟中華文化中的“王道”。當他嘲笑孔夫子頌揚秦始皇，他其實嘲笑的是他自己。始皇建立的秦朝持續不過十五年，曹操之子建立的曹魏不過46年，毛澤東自己的”時代“也不過27年。正如我上篇所說，毛澤東始終是個”造反者“，熱衷破壞，而拙於建設。在把中國舊社會打個稀爛後，他熱衷的是世界”革命“事業，或者世界“破壞”事業。 只是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他最後幾乎毀掉了共產黨同僚力圖建立的黨國。文革十年，不見曙光，毛自己不得不啟用老幹部，把他破壞的制度再勉勉強強恢復起來。把毛看成神的，也許不願意正視毛自己的悲劇。但用毛自己的標準，這也是悲劇。

洪秀全死前，癔語連篇。最後自殺去見“上帝”。希特勒死前認為德國人配不上自己的“偉大”，毛晚年對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的狂熱，都是失敗的”先知“型領袖最後階段的特徵。

但從本質講，毛的成功是”霸道“的成功，毛的失敗也是”霸道“的失敗。

具體分析，如果毛更現實更理性一點，毛本來不比那麼悲劇的。毛個人的悲劇，源於他的幻想和狂熱，一旦領導人的決策成為笑劇，而旁邊又有無數”虎視眈眈“的助手，往往要做出很戲劇性的行為來彌補，經常創造出更大的悲劇。

我覺得，如果沒有大躍進，毛的威信就不至於受到如此之大的損害，也就不必在廬山批判彭德懷和右傾機會主義，也就沒有七千人大會，也就沒有退居二線，也就不必“創造性“的發展”階級鬥爭理論“。而”階級鬥爭“理論明顯無法說服高層領袖，所以又不得不發動文化革命。

有人為毛辯護，支持劉鄧也是大躍進積極鼓吹者。問題是，不管毛嘴上說了什麼，毛對鄧子恢潘復生周恩來陳雲等的一系列精心策劃的打擊給全黨發了清楚的信號，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毛真心承認錯誤，五十年代末就應該平反對上述被批判者的處分，但是毛沒有做任何事情來糾正。 對所謂”右傾“極狠對”左傾“極段寬容的幹部路線，決定了中國的命運，這就是“霸道”的矛盾。

但為什麼毛如此不現實，不理性呢？ 這就又涉及毛的教養，毛的眼界，毛的反智傾向。 在共產黨領袖裡，作為”文人“，毛算博學多才的，但毛的整個知識體系，過於實用，過於”反智“，過於傾向傳統底層知識分子。我不太能想象，任何一個庶吉士出身的會相信漢書中張魯實行了社會主義？

就舊學講，延安四老中董必武謝覺哉是秀才，董必武后來還得到清朝學部授予拔貢（新式拔貢）。 也許，董必武后來力主建立法制而遭受批判也和真正讀進書有關。洪秀全毛澤東等”自學成才“的“梟雄”的知識結構常有相當大的缺陷。

1958年彭真羅瑞卿等不指名批判董必武，同年毛澤東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麼法律？”等等，都反映中國共產黨內部草莽精神（甚至到不了法家層次）占了上風，毛澤東是始作俑者。劉少奇似乎很快就意識到批判董必武太出格了，而文革劉彭羅又嘗到自己釀成的惡果，算是報應，但毛至死不悔。

這是歷史局限嗎？ 恐怕不是。 就“王道”"霸道“的認識，毛不僅比不上朱元璋的馬皇后，而且比不上朱元璋。 斯大林是現代歷史上的”暴君“，但前蘇聯的法律也比中國健全得多。從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中國基本只學蘇聯壞的地方，不學尚有可學的地方，這大概也是毛和中共一大錯誤（“罪惡”？）。

崇拜毛的人常常以毛時代“二彈一星”做證據，其實，當時軍事工業各部，恐怕唯有二機部和七機部海歸力量最強，影響最大，整個研發也最順利。我不知道問什麼崇拜毛的就看不到這點呢？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