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闲来无事，读了一遍加拿大华裔女作家黄明珍（Jan Wong）的自传体作品《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神州怨：我从毛泽东时代走到现在的长征》)，并随手翻译了几章

    黄明珍是第三代华人移民，上世纪70年代初，受当时社会思潮影响，对越战和资本主义十分反感，而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了热情和向往。她觉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是人类走向乌托邦的希望，那里没有贫穷，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人间天堂。

    怀抱美好理想，她只身来到中国参观，并希望能留在中国学习。周恩来特批她入读北京大学，是当时被允许进入北大读书的仅有的两名外国留学生之一。在北大，她学会了中文，并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她主动要求参加政治学习，还要求参加劳动，挖沟，搅拌水泥，挑猪屎，割稻子，开机床等。

    黄明珍用细致的笔触记录了她在北大四年的经历。她来中国，希望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但她并不愿意完全放弃个人自由。当时她和一个瑞典青年约会，而这个青年曾去过苏联大使馆申请签证，于是校方强行拆散他们。为此她差一点被取消留学资格被遣返回加拿大。此事使她认识到，她只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实验品而已，她无权选择朋友，共产党告诉她谁可以做她的朋友，她才可以选择谁。

    在北大历史系，黄明珍认识了两位同学，“毛主席的歌伎”水珠和集中，两位来自杭州的美女。水珠是女低音，有一副金嗓子，身段苗条。集中是一位身材娇小、 娇柔的美女，擅长演奏古筝。她们是在毛泽东亲自干预下才得以进入北京大学的。多年来毛一直和她们偷偷幽会，而性也可能是这个交易的一部分内容。

    黄明珍对中国的认识是逐渐改变的。1972年，当他离开蒙特利尔前往中国时，他的心态如此：“1972 年，中国独领世界革命风骚；北京是人类希望的灯塔；毛泽东魅力无穷。在越战抗议浪潮汹涌澎湃的叛逆的60年代长大的我，对西方失去了信心。”

    “在我们这一代看来，美国政府以及我自己的加拿大政府的公信力已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华盛顿在有关越南战争的几乎所有事情上都在撒谎，从秘密轰炸柬埔寨，五角大楼文件，到米莱大屠杀，无不如此。美国国务院不厌其烦地引用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胡说什么假如西贡陷落，整个亚洲都会成为共产主义的天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威胁，等等，不一而足。与此同时，毛泽东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加拿大，我们这一代中有很多人认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正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走狗。“

    “那时的我对于世界一无所知，以为西方社会糟糕透了，种族主义、消费主义和剥削的问题难以解决。但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自然冲动，总是希望相信，问题的答案终究能够找到。我用天真幼稚的逻辑推断，如果我们自己的政府对我们撒谎，那么他们的敌人肯定是在讲真话。既然中国是多米诺骨牌中最大的那一个，那么中国讲的话肯定最真实。在我的想象中，中国的一切都是和谐而完美的。”

    而在1995年告别中国的时候，她又写道：

    “……西方世界，尤其是加拿大，拥有免费的公立教育，全民医疗保障，失业保险，老年退休金…… 可以说，比中国的任何时期都更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那些年月让我更加感激加拿大，一个人口稀少却拥有多元文化的国家。我千里迢迢去中国寻找一个理想主义的、革命的社会，其实我要找的东西就在家里……不过，我并不后悔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留在了中国。我不后悔去挖沟、收稻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也不会因为青春的奉献遭到被叛而感到耻辱、难过，甚至愤怒。曾经拥有信仰而后又失落，还是比从来就没有过信仰要好。那些岁月教会了我：我是谁；我想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他们让我明白了待在西方的家里永远也不可能体会到的生命的真谛。如果你告诉一个住在多伦多的人，民主与自由真好啊！他们会很奇怪地看着你，就象你在称赞氧气如何美好一样。我对‘工人阶级的天堂’的醒悟，并没有让我变得爱冷嘲热讽，只是我的耐心少了很多。自从我在中国居住过以后，我再也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了。理论上太完美、太黑或太白的东西都会令我怀疑。如果说我还坚持一种信念的话，那么它就是人的尊严和力量。今天所有我相信的东西都必须经得起推敲，而且也能给我五岁的孩子作出解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琢磨自己思想的转变。我曾经决心要象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者那样生活。但是最终，我选择了另外一条‘长征’之路。中国已经变了，我也一样。”

    黄明珍的心路历程是真实的。法国前总统克雷孟梭本人是右派，但他的儿子却是共产党员。对西方左派，他是这样看的：如果二十岁时你不是共产主义者，你这人缺少良心；如果三十岁时还是共产主义者，你这人没有脑筋。出于对资本主义弊端的失望，在半个世纪里，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试验充满了热情，先是寄希望于苏联，但当斯大林的种种暴行被揭露出来后，他们又转向古巴，把它当作加勒比海升起的一盏共产主义明灯。但是，当发现卡斯特罗只不过是苏联帝国政治棋盘上的一枚卒子后，才把目光投向毛泽东的中国，其结果自然也是失望。

    中国左派和西方左派的理想幻灭过程并无二致。当年的红卫兵、知青一代都经历过理想幻灭的痛苦。1969年底，游荡在城市的数百万无业红卫兵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毛泽东已经不再需要利用他们打、砸、抢了，于是轻巧地说，“好办法就是送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被遣送到最贫困的地区和边疆，做了“新农民”的红卫兵们真正接了“地气”，在炼狱般的环境中认清了中国社会丑陋的现实，他们终于发现，这个国家一度蒸腾着的狂热理想只不过一只美丽而巨大的肥皂泡，在“伟大领袖”一命呜呼之后便骤然破裂，原来令举国狂热的理想只是建立在领袖个人的威权与狂热之上，何等肤浅！中国现当代文学评论家陈思和在谈到这批人时说，“在他们最需要信仰和确立信仰的时候，狂热、幼稚、盲目把他们不容置疑地推上了罪恶的第一步--红卫兵运动，不自觉地为人作刀俎，转眼间又不自觉地沦为鱼肉，直到他们在‘上山下乡’中苦苦 煎熬……无所依凭，心中无物无神。”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人权、没有社会正义的时代。对此，今日最高领导集体中的四位“知青”应该深有体会。如果他们不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应该被彻底否定，被诅咒的时代，至今不愿为毛祛魅，反而再度神化毛，必定有他们不愿为人知的目的。但我希望他们既有良心，也有脑筋，不走毛泽东的邪路，则国之幸甚，民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