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崛川哲男老师（日语称“先生”）去世一周年时，我从先生的夫人玲子女士那里收到一本先生前友好、学生们编集的《让我们都来讨论吧！--崛川先生的文与人》的纪念册。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感到一种在日本社会中没有遇到过的道德教诲，使我不得不提笔表达一个中国青年的敬意，虽然我只见过先生一面。

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很内疚。先生到京都的本能寺为中国同学讲他的孙文研究，我竟没有意识到玲子夫人也来参加，完全是由于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进入了生命最垂危的阶段。更让我不安的是，自从《民主中国》杂志发刊以来，我已经习惯了“拎着大包，到处散发”，分手时也顺手发了一本给先生。没想到过了不久，接到先生的明信片，说很抱歉不能认真读完我的文章，并鼓励我大胆地钻研下去。谅我这样头脑简单的人决不会想到这第一封文通竟是先生给我的最后的字迹！

直到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慢慢从马燕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先生的为人，更加重了我的尊敬。

真遗憾在京都的中国学生中，虽然有许多文科出身的，却至今没有人以文章的形式表达出对于这位曾经无私地关注中国、中国人的京都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的应尽之情。以“文笔不佳”或“没有时间”是不能推却义务的，我在这里把关于先生生活中的纪念与回忆再次留给马燕他们，只想直接地表达从纪念集中获得的感受。

在《京都大学新闻》1991年12月16日版，有森悦子女士的介绍，称纪念集为“审视我们生活的警世感言”。一翻开书页，我们可以读到在别的出版物读不到的自我反省的勇气和真挚。第一篇文章就是此书的标题，讨论什么呢？讨论天皇制！这是日本社会中的禁忌，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个社会中残留着不可触及的圣域是很危险的。不光是政党、新闻媒介如此，在国会的答辩中，关于皇室的费用，关于防卫的费用，都被视为圣域不可提及。”（第5页）先生联想到自己在大学中讲解天皇制时学生们的冷淡、回绝、甚至反感的表情，真希望大家都来轻松地议论一下。就好象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轻松地议论一下中共为什么把“四项基本原则”强加在宪法的第一条。

但是，我们知道，天皇在日本社会中没有被轻松地议论的条件，甚至在另一件并非“圣域”的问题上，坚持一个学者良知的先生也遭到过各种形式的威胁。那就是教科书问题。写到这里，我又想到自己在大学时的八二年的暑假，听到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的消息后，顾北平建议我们“未来与发展教育学会”写一篇文章去发表，同时也可以为学会正名，免得校方把我们定义为“持不同政见者”。害得我和陈明星白费了好几天时间，因为写完后投了稿还得连续观察《人民日报》是否会刊登。而崛川先生正是教科书的撰稿人之一，以亲身的经历，先生一方面反省自己不得已在压力之下“曲笔”而丧失了执笔者的资格；同时明确地指明：一、政府没有检阅教科书的权限，根本不应该进入这个领域，因为这是与日本宪法第21条“保障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等一切表达自由”相矛盾的；二、执笔者对发表的著作内容负全面的责任，而不能把自己的“曲笔”责任转移到“政府压力”上；三、教科书是教育青年的书籍，而不是宣传现政权的政策意图的工具。我一方面惊奇日本政府与中共政府的相似，一方面更明白了崛川先生的超越狭隘国家利益的一个历史学者的良知和胸怀。崛川先生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在教科书检阅中特别注意四个领域：侵略历史、天皇制、核能、防卫。而且，为了达到检阅的目的，甚至形成了靠检定制度寄生的中小教科书出版公司等等。

另外，在关于“金大中绑架事件”、日本联合红军的暴力事件以及张振海劫机事件的议论中，先生指出日本的司法机关和政府是首犯，破坏了法律的威严。在重新提及福泽谕吉时，提出他蔑视亚洲（主要是中国）对日本近代化的误导作用。这一些议论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史实公开和学术论争，可贵的是先生的这种反省自身（个人和民族）的求实精神，真希望日本学术界有更多的公正、良知和勇气。当然，不能不提的是，先生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我完全是门外汉，不敢妄加评说。略为有点遗憾的是此纪念集中没有评述孙中山（“中山”是日本人的姓）与日本政要的关系，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因为不断有史实表明我们这位“国父”确有一些“卖国”之嫌，这一方面的要素恐怕后来为汪精卫所“发扬光大”了。我个人的经验虽然非常浅显，但也大致认为“亲日=卖国”、“爱国良知=反日”这样的结论是可信的。这恐怕是明治维新以来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虽然它是感情多于学术论证的，我本人也宁愿用个人命运把这个问题再弄清楚一些。崛川先生分析了孙中山去世的前四个月在神户的讲演后说：孙中山最后的访日，已经不再对日本的援助抱多大的期待了，更象是在总结自己与日本三十年来的关系，并亲手埋葬了它。我们都知道由此之后的中日关系的推移所经历的苦难，不过，以个人的历史地位而言，在对日关系上，汪精卫自然不提，蒋介石和周恩来都不如孙中山来得干净。今天，日本人如何赞美蒋、周是他们的自由，但请不要忘了是全中华几亿人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战争劫难。

天安门事件以来，有许多日本人表现出是我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朋友，但象先生那样对于中国人民倾注了如此之深的爱的日本人却不多。他在生命的最后期间说：“与日本相比，中国更是我的祖国。”

当杨希尧告诉我崛川先生的这句话时，我的眼角立即湿润了。

[赵 京,《民主中国》月刊1992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