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如麻的蘇聯克格勃惡魔－－葉若夫
1937年在蘇聯發生了大規模的鎮壓運動，被斯大林的專政機器殺害的無辜者數以百萬計，恐怖氣氛籠罩着整個蘇聯。1937年因此被稱作“大恐怖之年”，而因為當時主管開展這一運動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是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1937年前後的三年(1936—1938)又被人們叫作“葉若夫恐怖時期”。
堅決執行斯大林政策的葉若夫
根據葉若夫本人的自傳和1937年前後蘇聯出版物的說法，葉若夫1895年出生在彼得堡一個俄羅斯族的鑄工家庭，從16歲起就在該市的普提洛夫工廠當學徒，一戰爆發後因從事革命活動被強征入伍。在沙皇軍隊裡，葉若夫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宣傳革命道理。1917年3月在二月革命中他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在彼得堡參加了十月革命的武裝起義。
後來一直在軍隊和地方從事黨的工作。在工作中葉若夫堅決執行上級的命令，行動積極而大膽，在歷次打擊黨內外的敵人時尤其如此。他的一位上司曾說過：“我不知道還有哪個比葉若夫更理想的下屬了……交給他一樣工作，你不用檢查就可以確信：他準會把一切都辦好的。葉若夫唯一的最大的缺點是：不會停下來。……所以有時不得不盯着他，讓他及時停下來……”
1930年在莫斯科與斯大林相識後，葉若夫很快就以其堅決執行上級命令的特點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此後，他在蘇共中央組織與監察等部幹了幾年。1934年12月1日，蘇共領袖中人氣最高的基洛夫在列寧格勒遇刺。
斯大林緊急組織專案組查辦基洛夫遇刺案，並讓葉若夫實際主管彼得格勒專案組的工作。不久，葉若夫又被任命為副內務人民委員。基洛夫案的偵緝工作在斯大林和內務人民委員亞戈達的推動下變成了全蘇性的“大清洗”運動。於是有了1936年8月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即對所謂“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恐怖中心”案的審判。審判“揭露”了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等人所謂的陰謀奪權並暗殺基洛夫和斯大林的罪行。
在這次審判與清洗中，數十萬蘇聯公民被逮捕，其中近半數被槍殺。整個蘇聯都生活在恐懼之中，黨的高級幹部們也頗多抱怨。為了平息幹部中的不滿，延續政權，斯大林於1936年9月撤掉亞戈達的內務人民委員一職，將其調任交通人民委員，任命葉若夫為內務人民委員。三個月後葉若夫又獲得了相當於軍隊元帥級別的國家安全總委員警銜，成為蘇聯統領公檢法的最大頭目。
葉若夫履新後首先對他的前任亞戈達展開調查。為此葉若夫無情地拿公檢法機關開刀，因為他把清理公檢法機關看做是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保障。亞戈達的多名副手和手下眾多的局長、處長都被清洗掉了。除了公檢法的中高級官員外，遭到清洗的還有公檢法隊伍中的普通工作人員。
據蘇聯官方後來的統計，在葉若夫主管蘇聯公安工作的近兩年裡，被鎮壓的公檢法人員總數達到了2273人。而葉若夫本人在失勢後被審查時則供認：“我清洗了1.4萬名契卡人員(‘契卡’是1917年成立的“蘇聯肅反委員會”俄文簡稱的音譯，後在蘇聯用來統稱公檢法人員)……”
斯大林任用葉若夫的目的遠不僅限於清除亞戈達及其親信。善於領會斯大林意圖的葉若夫知道，斯大林的目標是將所有對他的權威統治構成挑戰和威脅的力量趕盡殺絕。為此葉若夫在打擊前任及其親信的同時繼續進行着亞戈達開始的清除異己高官的勾當。
他在亞戈達組織的處死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等老布爾什維克的第一次莫斯科審判之後，又組織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莫斯科審判。經過一番折騰，蘇共的第一代領袖，即所謂列寧的“老近衛軍”(如蘇共理論家、曾任聯〈布〉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布哈林，曾任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蘇聯人民委員蘇維埃主席的李可夫，曾任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金融人民委員等職的索科爾尼科夫，曾任俄共中央委員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等職的拉狄克等)被悉數清洗出權力中心。
亞戈達也在第三次莫斯科審判後被執行了死刑。當然，投靠了斯大林的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除外，他們成了斯大林的馴服工具。
葉若夫以這些大案要案為綱，在全黨和全軍範圍內深挖細搜上面提到的“要犯們”的同夥及黨羽、爪牙。葉若夫還簽發了鎮壓以前的富農、刑事犯和其他反蘇分子的命令，把整個蘇聯社會推進到蘇俄歷史上最黑暗的浩劫之中。
據蘇聯官方公布的數據，在1937—1938兩年間，有1344923人因政治原因受到審判，681692人被處死刑。考慮到蘇聯安全機關的一貫性及由此產生的縮小內部清洗運動受害者數字的可能性，實際的受害者數量應大於這些數據。著名學者、前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沃爾科戈諾夫的估計是：在這兩年裡“大約有350萬—45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有60萬—80萬人被執行了死刑”。
但即使按照蘇聯官方的數據，在那兩年裡，蘇聯每天就有1200—1300人被處死。下面這幾句俄國詩人的詩準確地反映了當時蘇聯社會的現實情景：“死亡之星高懸在我們的頭頂，無辜的俄羅斯在沾滿血跡的皮靴下，在押運車輛的車輪下呻吟，掙扎……”
葉若夫的辦案手段
人們不難想到，葉若夫在極短的時間內給蘇聯人民造成如此巨大和慘痛的損失，說明了1936年的蘇聯新憲法，即所謂斯大林憲法只是個幌子，只是“連個毬都不頂”的東西。那麼，葉若夫到底是採取了哪些破壞法制的、反人性的手段進行反人民的活動的呢？
為了加快辦案速度，葉若夫無視法律，下令組織共和國、州和邊疆區一級的“內務部三人行動小組”，其成員為地方內務部(局)首長、檢察官和地方黨組織第一書記。實際上也是就把公檢法黨聯合在一起辦案了。三人小組通常在不和被告見面的情況下，根據案件的極簡單的材料(甚至無需材料)，僅憑報上去的被捕者名單(有的地方連名單都只是在電話里上報的)處理案件。
三人小組的每一次會議都要審判數十起案件，審判時無需做記錄。對“罪當死刑”的犯人們的審判簡單到了不能再簡單的程度：由內務部(局)首長用紅鉛筆在被告的材料上寫上俄文“槍斃”一詞的第一個字母，然後其餘兩名組員也簽上自己的名字。被判死刑的人在審判後的當晚就會被處死。在布置每一次清洗行動時，葉若夫總是要求屬下：
“打擊，不加區分地狠狠地打擊，即使在打擊敵人時會有一部分無辜的人被消滅。而這是不可避免的。”在具體辦案時，葉若夫更是強調：“如果在這次行動中要多殺1000人，那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抓人時不必特別在意。”在這種“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人”的思想指導下，想控制住捕人和殺人的速度和數量都難。
肉刑即使在19世紀後半期沙俄政府的法律中也是被嚴格禁止的(這在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中就有反映)，更不用說蘇聯新憲法了。然而葉若夫卻一再叮囑他的辦案人員：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採取肉刑措施。
葉若夫更是帶頭用刑。他常常親自動手拷打“犯人”。有一次，赫魯曉夫看見葉若夫的衣襟和袖口上滿是血點，便問他出了什麼事。葉若夫答道：“我為這些血跡感到自豪，因為這是革命的敵人的血。”在葉若夫的帶領下，內務部仿佛流行起虐待狂症。那兩年，在莫斯科市中心，隔着一條街就能聽到內務部大樓審訊室里傳出的呻吟和慘叫。
後來揭露的資料顯示，約八成的辦案人員對被審訊人用過刑；自1937年9月後所有的被審判的人都受過酷刑，即使功勳卓著的人也不能倖免：布柳赫爾被打瞎了眼睛，火箭與宇航專家科羅廖夫被打成了腦震盪，而且還被打碎了頜骨……
1937年7月，葉若夫簽署了一道命令，部署全蘇的大規模鎮壓活動。該命令不僅規定了鎮壓的各類對象，還具體規定了各地區應當鎮壓的各類對象的人數。這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聞的按計劃捕人、殺人的做法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
在緊張的政治高壓氣氛中，安全部門的人出於立功自保和晉升的目的，常展開“革命競賽”，積極請求上級提高下達給他們的捕人和殺人的指標，而斯大林和葉若夫也都會滿足他們的請求。例如，基洛夫州委請求給他們增批300個死刑指標，而斯大林則增批了500個
。為了完成和超額完成捕人與殺人的任務，執法者無中生有、羅織罪名、構陷無辜、抓人湊數的現象司空見慣。葉若夫還鼓勵告密行為，並提倡採信告密材料。於是，各地都揭露了許多反革命集團、中心、小組之類。
例如，新西伯利亞州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就揭露出近40個反革命集團。再如，莫斯科一家飛機製造廠僅在1937年一年內就破獲了5個從事間諜、恐怖活動的破壞組織，消滅了這些組織的50多名成員。而根據安全部門的資料，這些組織在該廠還有1000名成員。
葉若夫還經常採用這樣一種手段：從各地抽調大量辦案人員，把他們“空降”到某一地區，讓他們在極不熟悉情況的條件下，撇開當地公檢法，按照葉若夫的指令迅速、有力、毫無情面地肅整該地區的黨政隊伍。例如，葉若夫曾從莫斯科、列寧格勒、沃洛格達、車里雅賓斯克、古比雪夫等地調人到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辦案。
這些外地人員對該地區的情況一無所知，他們從上面得到的消息和指令是：“遠東的城市到處是反革命分子，而內務部機關里到處是社會異己分子……外地到遠東來出差的人員之任務是清除內務部機關里的反蘇分子。”再如，葉若夫還曾從德涅伯彼得羅夫斯克往西西伯利亞調集警力，以鎮壓那裡的“波蘭間諜”。
這些行動都照例取得了“輝煌戰果”———揪出了一大批“人民之敵”。然而，後來證實，這類行動只是製造出了一批批冤假錯案。例如，在西西伯利亞“揪出的”那一批人全都是無辜的，因為戰後揭秘的波蘭檔案顯示，當時波蘭情報機構沒有往該地派出過一名間諜。
葉若夫就是用這些超限式的、反人性的野蠻手段忠實地執行斯大林的旨意進行大清洗的。當斯大林看到葉若夫這名酷吏幫他幹掉了他的政敵，清理了可能產生反對他的社會基礎時，自然是滿心歡喜。葉若夫也因此獲得了列寧勳章、榮譽契卡人員獎章等殊榮。
他的大幅照片出現在報紙上和群眾集會上，他的豐功偉績被蘇聯畫家和作家用宣傳畫、雕塑、小說、詩歌等藝術形式廣為傳頌，許多城鎮、街道、場館、輪船被冠上了他的名字……一時間身兼內務人民委員和水運人民委員兩職的葉若夫仿佛成了蘇聯僅次於斯大林的領袖。
與前任亞戈達在倒台前渾然不覺所不同的是，葉若夫似乎對自己的垮台早有預料。還在他自詡在大清洗中“像牛一樣”幹得起勁的時候，他就和親信們約好了萬一出事時的應對措施和互相報信的暗號。
1938年秋，斯大林格勒州委第一書記丘亞諾夫、副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等人向斯大林建言：叫停大清洗運動。斯大林感到他的好學生葉若夫已經沒有多少事可幹了，遂下令免去他的內務人民委員一職，而保留了其水運人民委員的職務，同時任命他的副手貝利亞接任內務人民委員。
一年後葉若夫被逮捕審查，1940年2月因反革命罪被槍決。他把亞戈達倒台的過程幾乎毫不走樣地重複了一遍。
產生葉若夫的深層社會原因
隨着蘇聯歷史檔案的解密，人們知道了，葉若夫在沙俄時期並沒有在普提洛夫工廠當過工人，也沒有參加過什麼工人運動；他走上一戰前線也並非被當局強征入伍，而是以志願兵的身份；他參加布爾什維克黨不是在1917年3月，而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把入黨時間說得早一點就能得到老革命的資格)；他也並沒有參加過進攻冬宮的起義……以前蘇聯官方關於葉若夫的說詞只不過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模式規定的高大全的領袖形象而已。真實的葉若夫是一個只讀過三年小學，出身貧寒，才智平庸，經常酗酒胡鬧，喜歡玩弄女人和男下屬，但善於看風使舵、隨波逐流的人。他志願走上一戰前線時追逐的是大俄羅斯主義者們愛國主義的潮流，加入布爾什維克時追逐的是民眾狂歡破壞的潮流。有史家分析說，自身的生理缺陷、貧寒的出身和低下的教養糾結成的自卑情結導致了葉若夫的極端虐待狂心理，也鑄成了他的“一副斯大林式的鐵腕”，所以才有了上述在大清洗中超出人類道德與司法底線的暴行。
作為酷吏，葉若夫固然有其個人的性格與心理特點，但決定其行為方式的更重要的原因還必須到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中去尋找。歷史檔案表明，葉若夫在大清洗中諸如關於成立三人小組、採用刑訊逼供、定額捕人與殺人、鼓勵並採信告密的許多命令沒有一道不是在斯大林的授意與批准下發出的。沒有斯大林的允許，葉若夫想作惡是很難的，因為經過此前的幾番折騰斯大林早已把布爾什維克黨內本來就極為稀缺的民主氣息掃蕩得一乾二淨，而蘇共也早已被斯大林變成了涅恰耶夫的五人小組式的機構，在這個機構里只有“老闆”(上世紀30年代以後黨內同事對斯大林的稱呼)說了算。普列漢諾夫關於俄共的無產階級專政將演變成領袖專政的預言應驗了。因為“老闆”殘酷，蘇聯才酷吏輩出。捷爾任斯基、亞戈達、葉若夫、貝利亞以及他們的繼任者和一些被他們肅整掉的原來的同事們不都是酷吏嗎？只不過葉若夫是他們中最殘酷的一個罷了。
另外，由於蘇聯社會長期的“人斗人”的意識形態宣傳，尤其是1936年蘇聯新憲法頒布後斯大林提出“社會主義的全面勝利將遇到資產階級的瘋狂破壞”的說法，在蘇聯民眾中起了巨大而迷人的蠱惑作用。人們以為，既然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那他們就應當過上幸福的生活。他們把應當有的幸福生活和現實中的苦難遭遇的巨大反差歸結為階級敵人的瘋狂破壞。蘇聯是從沙俄脫胎而來的。蘇聯民眾也還保留着強烈的明君和清官情結。當斯大林這個明君和葉若夫之流的酷吏許諾帶領他們無情地打擊那些瘋狂破壞他們幸福生活的惡魔時，他們也就會歡呼雀躍，熱烈擁護，並跟隨他們去搜尋和打擊“女巫”了。在這一意義上，暴君和酷吏都是民眾自己呼喚來的。
來源： 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