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朱衡-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当然，东方在大草原也有自己的新边疆，不过这是比大西洋要传统得多的一种边疆，而且对新思想的需要也相应地较不迫切。自然和社会哲学家确实像西方的欧洲人那样问了一些同样的问题，然而依据宇宙的机械模型重塑思想的需要依旧较不明显；而且对于清朝的统治者而言，他们急需把中国的知识分子争取到他们的新政权里来，抱有激进思想的危险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好处。

　　清廷尽一切可能努力将学者们从他们的私人书院和边疆的实情调查之行说服回来担任公职。朝廷设立了特殊的考试，慷慨地给予报酬，拼命地讨好。年轻的皇帝康熙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儒士，召集了一群受到高度尊重的学者和他一起研究经典，且在1670年发布了一道“圣旨”来展示他的认真。他为庞大的百科全书提供资金（其《古今图书集成》在他去世不久后发行，长达八十万页）（注），不过这些书籍并没有像同时代的法国百科全书那样激起一切，其意图是什么也不激起，而是忠实地保存古籍，给忠君的学者提供挂名差事。

　　这个战略是个惊人的成功，而当知识分子们逐步回来担任公职时，他们把考证本身变成了一个谋生之道。投考者需要显示考证，但是只有有机会使用高水准藏书的学者能够掌握它，这有效地阻碍了除了最少数精英以外的所有人获得高分。担任国家官员是有利可图的合适职务，其吸引力是拥有传统思想的强烈动机。

　　我将把最重要的问题推迟至第十章——如果给予更多时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会有他们自己的科学革命。就像实际发生的，西方人没有给他们时间。自从16世纪70年代，耶稣会传教士已经从澳门渗入中国，而尽管他们来此是为了拯救灵魂，不是推销科学，他们还是明白有慷慨的礼物，就会有受欢迎的客人。西方的时钟轰动一时，眼镜亦然。中国最著名的一个诗人的视力已经长期衰退，他欣喜地描述了是怎样的：
　　西洋白眼镜，市自香山墺。
　　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
　　暗窗细读书，扰如在年少。（孔尚任《试眼镜》）

　　然而，耶稣会会士带来的最大的礼物是天文学。传教士们知道历书在中国是件大事；在错误的日子庆祝冬至会让宇宙变得紊乱，就像在基督教世界把复活节搞错一样严重。中国官员十分严肃地对待此事，他们甚至在钦天监雇用外国人，如果这些外国人——大多数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天体明显比本国人通晓更多。

　　耶稣会会士明智地把这视为接近中国统治者的途径。16世纪80年代，耶稣会数学家广泛参与了天主教历书的改革，而尽管依据西北欧的标准，他们的天文学是过时的（他们坚决遵守宇宙的地心模型），这仍比中国的都要优越。

　　起初一切顺利。到了1610年，耶稣会的数学给几名高级官员留下了很深印象，他们秘密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公开提倡西方学术优于中国的，并翻译欧洲教材。然而，更传统的学者有时候因为这种不爱国的态度而生气，因此17世纪30年代，耶稣会会士的主要支持者开始采取更微妙的措施。“熔彼方之材质”，他向同胞们断言，“入（中国传统的）《大统》之型模”（译注）。他甚至提议，也许西学实际上是中国更早期智慧的派生。

　　当1644年满族人占领北京时，耶稣会会士提议并赢得了一次日食预测的公开竞赛。他们的声望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高，而在1656年令人兴奋的几个月里，看起来甚至皇帝会皈依基督教。在这个十几岁的皇帝理解到基督徒不能纳妾之前，似乎胜利在望。他成了佛教徒。传统主义者随后反击，告发耶稣会的领导人是间谍。

　　1664年，下令进行了另一次望远镜的审判，耶稣会会士、钦天监和一个穆斯林天文学者各自预测一次即将到来的日食。两点十五，钦天监说；两点半，穆斯林说；三点，耶稣会会士说。架好了镜头把太阳的映像投射到一间暗室。两点十五瞬息即逝，没有日食。两点半：还是什么也没有。但是，几乎正好在三点，影子开始渐渐越过火红的圆盘。

　　不够好，法官们判决，而且取缔了基督教。

　　看起来也就那样了，除了中国历书仍然是错误的这个令人烦恼不已的事实。因此，1668年康熙一登基就安排了一次复赛。耶稣会会士再次获胜。

　　康熙认识到了耶稣会会士的优越性，他投身于他们的教学，和教士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学习他们的算术、几何与力学。他甚至喜欢上了大键琴。“我意识到西方数学有其用处”，皇帝写道。“在后来的巡视中，我使用西法向官员们演示在规划河工的时候如何进行更精确的计算。”

　　康熙承认，“计算的‘新法’不可能犯基本的错误”，而且“西历的一般原理毫无差忒”，但是仍然抵制耶稣会会士关于他们的科学和神的更重大的主张。康熙断定，“即使西法和我们自己的不同，甚至可能是改进，其法仍然少有新意。”“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原系中国算法……毕竟”，他进一步说，“他们掌握的知识只有我的一小部分。”

　　教皇担心耶稣会会士比基督教更积极地促进天文学，在1704年往北京派遣了使者更密切地注意他们；康熙担心这等同于煽动行为，遂使耶稣会会士靠边站。他建立了新的科学院（大致模仿巴黎的科学院），中国科学家可以在此从事天文学和数学，而不受耶稣会会士影响。耶稣会会士讲授的数学只有很少的代数，微积分则更少，已经比北欧落后几十年。然而，康熙一切断和西方科学的联系，东西方的学术差距就拉大成了鸿沟。

注：其后继的《四库全书》成书于1782年，有惊人的整整三万六千卷。
译注：《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中华书局196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