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為了澄清我與李洪志家人的關係，杜絕當時曼谷社會上的一些謠傳，我就與另一女士結婚。

　　我開始考慮我以後的路怎麼走，最後我決定要過自己正常人的生活，不管別人如何評頭論足。

　　我想，無論怎麼生活，我都要面對現實，面對世俗的壓力。我再也不想過那種居無定所，逃犯一樣的生活。

　　我終於回到了泰國，休息幾天后，我決定主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泰王國大使館澄清事實。我有些擔心，但最後還是鼓足勇氣，一定要堅持我的決定。

　　那天，記得第一次是我直接去大使館，在辦簽證廳旁的會客室，有一位接待員坐在桌子前，是一位女士，她很平和地問我，有什麼事可以幫助？

　　我與她說我想與大使館高層人員面談，她問我有什麼事，與她說也是一樣的。

　　我本來只想與高層領導說的，但是我不說，這位女士是不會安排我見面的。我停頓了一下，儘量平靜地說：“我是李洪志的前妹夫孫森倫。”

　　當時她的表情很疑惑，重複了一遍：“李洪志？”

　　她還沒弄清楚，接着她說打內部電話詢問一下。

　　她電話打了兩分鐘，這位女士請我到另一房間等候，並送上茶水，我就在這間會客室里等着。

　　大約等了20多分鐘之後，一位西裝革履的先生出來與我見面，他告訴我他是大使館三等秘書杜培元，我也作了自我介紹，相談約15分鐘，主要問我的來意，我說要為個人澄清與法輪功的關係。後來由於他的事情忙，就約我晚上去離大使館500米的中小學餐館見面細談。

　　大使館的人員只是例行接待了我，並沒有我想的那麼複雜，來大使館之前，我心裡十分緊張。來了之後，發現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都是在例行公事。想象中的神秘，馬上就沒有了。

　　晚上我一人來到與杜培元先生約定的地方，當時大使館只來兩人，另一位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我們邊吃飯邊談話，主要內容是我主動細說了與李洪志一家人的相識、相處、然後是李洪志在泰國如何生活，如何練氣功，後來又做些什麼事，到法輪功如何在泰國成立，以及1999年4月前後的情況等等，由此證實我與法輪功是無關係的。這樣一來，免得總是造成對我的誤解，由此說明情況，可以減少麻煩事，過正常人的生活。

　　我們因為是邊吃飯，邊說話，所以氣氛沒有想象的那麼緊張，我懸着的心，終於放下來了。

　　杜先生對我說，我的情況，他們大部分都已經掌握，別的事情叫我不用操心，只要正常地生活就行了。

　　結束後，杜培元先生對我表示感謝，他們說會向上級呈報，如果有什麼需要，會另行通知我，我當時也同意了。

　　我們第二次見面，大約是間隔七、八天之後，他們通知我晚上在離大使館500米的THE EMORALL  HOTEL二樓中餐廳見面。

　　當時來了三位大使館人員，除原來的杜培元先生外，另二人一個瘦高，另一位中等身材，北方口音，也是邊吃邊談，氣氛很融洽。

　　主要內容還是我主動告訴他們，我與李萍的相識過程及生活，我與李洪志的關係，我與法輪功的關係，李洪志一家如何離開泰國，我都照實說了。

　　杜先生告訴我，中國政府不會干涉個人的私生活，中國政府有自己的原則。並告訴我忘記以前的不幸生活，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本人表示感謝。

　　第二次談話結束後，我再也沒有去過大使館，泰國警察公安廳也沒有再次找過我詢問李萍及李洪志的事。

　　本人的生活又恢復了以往的平靜。

　　每天除了想念兩個兒子外，再也沒有什麼事情令我傷心難過，即使有人問起我的經歷，我也只是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