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北京的夏天像往年一样的燥热， 让人心烦。执意于论文，希望尽早毕业，以便走出国门的我，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封闭起来。虽然不是读什么圣贤书，但实在是不想闻窗外事。经历了文革时代的压抑与无望，七十年代末的兴奋与等待，八十年代初的期望与迷茫，人生终于好像有了一个出路。 而这个出路也的确有实现的可能。至于毕业走出国门之后如何，不是我能看得见的，但可以留待以后。许多关系密切的朋友同学已经出国，儿时的朋友们多在寻求赚钱的门路。身边已少有可以聊天的朋友。尽管如此，仍然清晰的感受到周围暗潮汹涌。一波一波的学潮，一次又一次清除“精神污染”。经营瓜子的明星“年傻子”忽然在姓“资”姓“无”的又一次“争论”中灰飞烟灭。联想,四通已经在市场上打响了名头,可也都委身于他人的屋檐下. 联想仍是科学院计算所的旁枝,四通属于四季青人民公社. 问题在于企业得有个"公家"的归属,否则就惶惶然.虽然已是遍地公司"下夕烟",可没有靠山的公司大概会担心某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被划入资本主义的"范畴". 据说此时一个重大理论课题是雇佣七个工人的私人是否归于"资本家".在那个年代, 资本家尽管已然为人艳羡, 却仍然不是一个让人昂首挺胸的称号,因为前途未渺.文革的教训记忆犹新。中国的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仍是说不清。 无论是学潮，清除精神污染 以及各种理论上的争论，对我来说都索然无味。学潮并无清晰的诉求，常为一时一事激发。尽管看来幼稚，学潮包含着对理想公平正义的追求，它的发生本身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在时下的中国，学潮看不到任何乐观前景。 学潮是一种的危险游戏。对于参与其中的人是如此，毕竟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小撮”。“反右”，“文革”反复的证明，任何有“意见”或“异见”的人都会被这个政权毫不留情的清除，即便“意见”可能是为了维护这个政权。我心中更大的隐忧是由此引发的社会反动，喋喋不休，噪呱不已地重复着无人相信，邻人厌烦的谎言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是预兆。

星期六像往常一样骑车回家。快到家时在路上遇到了志强, 有点意外.可想一想真正意外倒是我回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做实验已有多半年, 却没有见到过他. 他在清华毕业后,留校做学生辅导员,同时读在职研究生. 肯定是很忙.我则心绪不高,有点心不在焉, 也没有刻意与这些老友联系.也许是下意识里理所当然地认为年轻时的老朋友总会在那里,不会丢.几十年以后的今天, 甚为当年这个错误痛惜.大家天各一方,逐渐淡出了彼此的生活,也就失掉了联系. 这当然是后话.此时的志强, 还是有些意气风发.  79年高考时, 他和另外两位67届高中生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另类方法解了一道数学题. 结果是正确的,可因为不符合标准答案,不予计分.这几位竟然因此失去被录取的资格. 可这是他们挤进大学之门最后的机会. 几个人一起把官司打到了教育部。半年多的抗争总算有了一个还算满意的结果。志强进了清华，另外俩位移也进了不同的学校。我对此事印象深刻，一是他们几人的决心与能量出我意料。二是从未听说这几人有什么深厚人脉和背景。志强在早年文革期间就以头脑清晰言词犀利而在北京中学生中有些影响力。可无论有多大的个人活动能力，能撬动大官府门口的石狮子也仍然难以想象。如果发生在今天，这样的喜剧结局又有多少可能呢？在我看来，一种可能是因为当时社会气氛的变化。在那人性极度扭曲冷酷的十年后，可以明显感受到周围人们对回归正常人性和人际关系的期盼。至少对处于类似或接近的环境的人们，至少有些时候，人愿意把别人，甚或是陌生人，当“人”而不仅仅是“敌人”看。变化虽然细微，确实实实在在的能感受到。“我们都曾是文革四人帮的受害者”的共同感受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志强他们几人抗争的成功可能就受惠于此时此地的环境。他本来就是个乐观的人，此时更没有理由不乐观。学习成绩优秀，人际关系圆润，豁达而又有大局观。进入清华是志强机遇中的一个华丽转身。很快就在年轻的同学中树立了威信，又受到器重，入了党，成了学生会的头头。但无论什么样的际遇，一个曾经清醒反思的人总是应有能力保持清醒。志强与我在这次短短的邂逅中谈了什么，已经基本不记得了，只记得暮色中他那自信发光的脸。可我们一定是在那十几分钟的谈话里谈到了时局。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分手前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无论如何，中国不会再回到个人专制独裁的时代。我问他根据什么做此判断，他回答因为没有人再有可能成为铁腕人物。

的确，不要说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就连真正的头号人物，垂帘幕后的邓小平也不能一言据九鼎，遑论“一句顶一万句”。当然，邓的民望和威望都达到顶点。“黑猫白猫论”，“实践真理论”，恢复高考，奠定了他的民意基础。在一个荒谬的年代，当社会和国家被极度扭曲的谎言淹没， 能说出最基本的实话的政治家是要有一点勇气的。邓因此而受到民间广泛的敬重，因为实话带来了希望。魏京生的警告和他的被捕判刑被认为是一个孤立事件，因为谁也没有期望这个国家一夜之间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邓被认为代表了民意，是促进改革发展的稳定力量。正因为如此，邓不像是一个会成为铁腕的人。

但是，我却无法同意志强的乐观结论。我说，你的话有道理，可我觉得，一旦共产党感到政权受到威胁，他们也许会不惜任何代价，使用一切手段。那时，我们都没有再讨论下去的愿望，就此分手。再见面时已是第二年五月16日夜在天安门广场上。分手后我还在想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因为我也找不到支持这句话的确实证据。1976年四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对民意的镇压遮遮掩掩的使用所谓的“民兵”，多少是心虚的表现。苏联用军队镇压过老百姓，可那镇压的是外国老百姓。再者苏联人是什么人，是老毛子，是化外之人。更困惑的问题是，谁是共产党，那种能对老百姓下得了手的共产党？是我身边的同事，亲戚，朋友，长辈？他们大都与我有着类似感受么， 希冀着社会的开明进步？

转年春天的时候，终于拿到了学位。毕业， 办护照，申请签证。驻沪美令馆绿色的铁门外挤满了焦虑的人们. 当我挤出小门，人们挤上来问我是否成功据以判断他们自己今天的运气。一个年轻人对我的签证很是不屑，“IAP-66”。。。我不是很明白各类签证的不同。对我来说，三年应是一段足够的时间，让我看一看国门以外的世界。那时不明白，国门以外是一个庞杂的世界。再者，在外定居不是一件可以想象和在计划中的事情。很难理解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在外国定居。签证到手，了了一件大事，于是又抓空回了北京。五月的北京已经很热，也无心于世事。只想放松几天。五月13日，与两个朋友约好在北大南门外吃午饭，算是他们为我送行。只记得是个很小的饭馆，为什么选在那里， 吃的是什么已然完全记不得了。吃完了饭，两位朋友握手道别，先行离去。我站在石阶上，似乎无处可去。不经意间，北大校门忽然打开，涌出了一群群的学生夹杂着少数的教师。没有演说，也不高呼口号，但队伍站满了整条街道。试想一个平静灼热的下午，熙熙攘攘的大街一时间为汹涌但却无声的激流淹没。街道两旁的人们多像我一样鄂然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这些日子以来，学生上街的事时有发生。多数人对此都不甚了然。前些日子，还听说学生们在人大会堂及新华门跪着请愿。我对此事有点不以为然。可以理解动机纯真，愿望热切，但毕竟乞求爱党爱国的权利实在是一件屈辱的事情。不让爱就不爱算了。乞求来的权利是可以再被赐予的人剥夺。请愿由胡耀邦追悼会而起。学生们认为胡耀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至少应在追悼会上有所补偿。胡在党内高层中是个异数。浸淫几十年冷酷政治生涯后，他似乎仍是个性情中人。两年前胡被排挤下台。虽然在共产党内因表现出良知或在某个时刻说出实话而被清除的悲惨结局不断发生。但我不相信胡会是个不精明的政治家，否则他也不会生存至今。也许是在民意的推动下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和政治势力的发展。相较于过去，胡的际遇还不算太悲惨。可为何学生运动在没有政治势力鼓动支持的情况下深涉或明半暗的党内政治斗争，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二十年前文革中，学生运动也曾是政治运动中的推动力。可那是在最高当局的鼓动，组织，和支持下形成的。所以当不再需要时，学生运动可以轻而易举的被抛弃和消除。那时的学生运动，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有一个可以喊得出来的口号，“捍卫”最高当局的“权威”。一个需要用无知无辜的生命捍卫的权威是什么样的权威！今天的学生运动，之所以难以消除，是因为这个运动不为外部势力控制，而他自身的诉求使他有了灵魂和生命。尽管这个诉求并不明晰，更无法也不能用一句口号来表达。

混杂在一群市民中，尾随着学生队伍，缓缓地向市中心行进。在几个大的十字路口，都遇到数十警察，警车。显然他们已有所准备。与学生队伍稍一接触，警察即让开路口，放学生队伍前行。我不知游行的目的地，慢慢地赶到队伍的前端。这里的气氛显得更沉重。因为接近市中心，街道两侧均是围观的市民。队伍两侧的学生则手拉手，将围观者与游行队伍分离开。队伍中间的学生们表情严肃，显得有些沉重。这时才知，他们准备绝食, 以此抗议代表官方声音的人民日报将此前的爱国学运指为“有预谋”。队伍仍然是无声无息地行进。仍然记得一位女同学的脸。略胖，有些汗水。阳光下泛着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她双眼直视前方，似乎与身旁的纷乱喧嚣完全无关。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倾入生命的决心。那年轻，那执着，让我想起大学时一位充满热情的同学。她如在此时此情此景，大概也会如此吧。那是为了希望而下地狱的决心。幼稚，却让人难以忘怀。当政前共产党的队伍里也曾有过很多这样的青年吧。他们以光明未来的许诺，换取年轻生命的奉献。今天，中国这一群年轻人的精英却并不认同共产党制定的未来，并为此而承受重压。显然，学生们仍信奉“我以我血荐轩辕”。可当时谁也不想，也想不到“血荐轩辕”是一个什么场景，以及“血荐轩辕”后又会如何呢？

队伍行进到西单，向东拐上长安街，在这里踟蹰了一会儿。那时的长安街还没有交通拥塞。诺大空荡的长安街上，这样的一只队伍显得有点孤单，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可时间不长，来自不同学校的队伍开始在这里汇集。队伍开始活跃起来，红的白的旗帜开始在空中翻卷。长安街一侧挤满了游行的队伍，向天安门涌动。等我随着队伍到达时，已近黄昏, 人民大会堂开始在广场上投下暗影.  靠近纪念碑一侧的广场, 多为先导的学生所占据. 他们或坐或躺在石质地面上. 广场西侧的道路上, 来自不同学校的队伍络绎不绝. 他们的旗帜沐浴在紫色的阳光中, 被大会堂的暗影衬托得更加色彩鲜明.  

回家之前，我又旁观了一段时间。 至少今天的事态大概不会再有戏剧性发展。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学生们不甘心爱国热情被否定，又惧于充满了威胁意味的 “黑手阴谋论”。每一个经历过刚过去不久的文革大革命的中国人都明白这很可能意味这一批学生将接受打击和厄运。也许是寄希望于这并不代表最高当局的想法，亦或希望最高当局改变认识，才有了绝食这样激烈的行动。尽人皆知，最高当局就是邓小平。他曾代表民意。北大的学生也曾因此喊出“小平，你好”。今天的学生希望邓接受民意，承认他们的爱国热情这样一个简单明显的事实。可在我的经验里，因底层的压力而改变决定，甚至可能是一个荒谬的决定，对于共产党高层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威胁。可今天的社会毕竟不是十几年前，社会更多的接受人性的共识，共产党能就此机会向前走一步，在一定意义上改变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僵硬立场和形象也未可知。当然这是最为乐观的期盼。到目前为止，学生所为都是为了一个对话的机会。没有了这一期盼，就不会有对话，学生做的一切就没有了意义。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结局呢？难不成又重启“阶级斗争”的“法宝”，回到黑暗年代？这样看来，面前是一个向前或向后的历史选择。而选择的结果似乎将受到或取决于难以言说的因素的影响。下意识里，我对事态的发展不敢抱任何乐观的期望。可又的确希望，在党内各种势力的平衡下，能够达到善待学生的共识。无论是否有阴谋黑手存在，毕竟他们不是国家，民族，甚或党的叛逆。他们只是一群年轻人。尽管幼稚冲动，幼稚鲁莽，偏执甚至矫情，但他们只是一群年轻人，且是年轻人中愿意思考未来，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群。他们的一相情愿也许是对当局的冲撞与忤逆，但愿当局不要像“家春秋”中的封建大家长那样狠下辣手。也没有那个必要。难道一个只有祈求与恳求，没有政治目标的学生运动真会对强大政权形成任何实质性威胁？历史上真正对政权形成威胁的只有共产党组织的学运。而在今天共产党政权下说学运是被某个政治集团所组织的，那或是天方夜谭，或是弥天大谎，而且是那种尽人皆知，却不得不信的弥天大谎。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这样的弥天大谎恶毒地贬低和抹煞了共产党政权的政治效率。时至今日，从未有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异动有在中国有任何生存的空间和时间。唯有的例外是党内有组织的斗争。毛泽东预谋了所谓“文革”，发动了一场阴谋与阳谋皆具的政变。他组织了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利用中间力量，剪除了对手的羽翼。然后鼓动了学生运动以作最后致命一击，把国家主席成功的演变成“叛徒”。而毛死后一个月，他的班底则被直接了当的预谋政变送进了监狱。此外，“有组织的反党活动”也成为罗织罪名，攻击党内政治对手的利器，从“高饶集团”，“彭黄集团”，“林彪集团”莫不如是。一九七六年春，邓小平本人被指责为鼓动 “四五”事件的幕后黑手，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参与那场自发运动的的异见者则遭到了镇压。事实上，当权者也很清楚，那次事件不过是一次民意情绪化的渲泄，对政权毫无威胁。现在，邓要用类似手段来对付不听话的学生们了吗？

此后的两天，烈日炎炎。学生们或躺或坐的坚持在热气腾腾的广场上煎熬。焦虑沮丧与乐观期望随着蒸腾热气交替上升。政府显然是拒绝或避免与学生进行任何正式的对话谈判，保持着令人不安的沉默。传言中有些私下的努力，以化解学生运动。问题在于无人知道这种努力是否代表官方的真正立场，能否为学生所接受，抑或只是一些局外人的一厢情愿。尽管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只言片语，新指定的政府发言人似乎对学运包表现出一种不承认不友好的态度。乐观的估计是，当局内部对学运的看法没有取得一致，各派势力没有达到平衡。当局者的冷淡漠然，使社会上对学运的同情迅速上升。越来越多的市民聚集到广场，经常看到人们带来水和食物，表达他们对学生的支持。不同的医疗机构开始在广场上设立救护站。救护车也频繁的进出广场，将暑热饥饿交加下晕倒的学生送往市中心各个医院。不断飘荡在空中的救护车鸣笛，穿透了焦躁沉闷得空气，提醒着人们对事件的关注。社会上的同情支持鼓舞了学生们，广场上的气氛愈加热烈。学生人数到达顶点，几乎占据了整个广场。为了维护他们的“纯洁性”，学生们不让普通市民进入广场。同时，主要来自文化教育机关和部门的人们举着旗帜拉着标语横幅沿着东西长安街不断向广场汇集。很多标语上写着反对贪腐一类的口号。学生运动不仅引起了同情，也触发了许多人表达自己对现实不满的愿望。价格双轨制以及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紧俏物资，进出口贸易以及外汇额度已成为无本万利的发财利器。一时间听到许多传闻和强烈的社会反应。反对贪腐的口号自然是这种社会反应的表达。而学生运动带来了一个表达的契机。更为强烈的表达来自新闻媒体（当然都是官方的，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的人们。他们头上缠着，身上挂着，手里举着大大小小的标语，“要真实的新闻”，“不要再逼我撒谎”。。。 近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新闻管制有所松动，也是得人们更清晰的感受到新闻管制的难以接受。这些口号显然触及了敏感的层次。尽管学生们本身仍坚守着与政府对话，取得政府理解的基本要求。但此时的学生运动已然变成了一个社会意愿的载体。这使得运动迅速的扩大，远远的超出了它的初衷。

终于，政府总理李鹏同意接见学生代表。电视新闻里对此作了预告，人们对此充满期待。毕竟，政府高层的出面表现了诚意，而电视直播这种在中国还是崭新的方式似乎也是当局的刻意选择，以表达其锐意改革，直面社会冲突的真诚。然而，结果如此令人失望。李鹏始终板着一幅僵硬的面孔。当然，可以理解他在直播中的紧张。 可他的言辞也使人们印象深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们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对学运），但我今天不说”。一个大国的总理，言不及义，言不由衷，似乎还隐含着威胁。

惶惑忐忑之中，我又来到了广场。到了此时，我亦很难超然冷眼于事外。已是傍晚，依然人声鼎沸。广场支起了许多帐篷，有人在纪念碑台阶上不断地讲演。诺大的广场上，弱小扩音器的声音很难听清。也很难说有多少人在听。学生们并无激动的表现，大多疲惫不堪，在坚硬的方砖地上东倒西歪，但仍在默然坚持。尽管这种坚持目前看来是无望的。作为一个松散的群体，学生们易于冲动。能坚持到现在让人感动。有些演讲人似乎在呼吁市民们上街游行支持学生。尽管当时的北京只有二十年后北京的五分之一，但仍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市。再者，自四九年来，从未在这里发生过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让人很难相信广场上微弱的呼吁有任何号召力。在广场上转了一圈，觉得无事可做，正准备回家时，又一次遇到了志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广场如此之大，人数如此之多，而从去年夏天的邂逅，我再没见到过他。他告诉我，他的学生们在广场静坐，他来看看学生们。我相信清华的党组织一定会要求学生辅导员劝阻学生来广场，并将广场上的学生劝回学校。我也相信志强一定是出于对学生的关爱来广场，尽管他可能对学运本身，或者说学运这种形式并不赞成。他依然挺乐观的。他说在这个时候他不能离开他的学生，要与学生们一起守在广场上。我想在那以后的日子，他一定为此举付出了代价。此时已近午夜，气温渐渐下降。我要志强到我家去取一件过夜的棉大衣。电梯已停，爬上6楼，从窗口把大衣扔下。人行道上的志强拾起大衣，向我摇摇手，登上自行车，很快消失在苍白水银灯下的浓黑树影中。

第二天是五月17日。一清早就看见小队小队的游行队伍络绎不绝的从楼下的街道上经过。按计划，我乘中午的火车返回上海。登上108路电车，才恍然意识到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真的开始了。到了美术馆，电车只能在人群中缓慢的行驶，我开始担心能否赶上火车。车到东单路口，整条长安街已为游行队伍壅塞。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官方组织的各种“五一”“十一”的游行以及“反美反修”的“示威”都经历过多次。可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人群队伍拥挤在长安街上。人们似乎很兴奋，很投入。许多队伍还敲锣打鼓，有一种兴高采烈的欢庆气氛。除了表明所属单位的横幅和旗帜，游行的队伍里没有携带更多标语。人们更多只是怀着同情来这里表示对学生孩子们的支持。这景象实在是出人意料。在讶异与莫名的感动之中，我登上了南行的火车。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意，最高当局应当有所回应了吧？他们会如何回应呢？

两天之后，回应来了：军管北京。显然当局认为政权受到了威胁。军管是李鹏宣布的，又是从电视直播。死寂凝重的气氛似乎从电视中扑面而来。李鹏的声音高亢，脊梁挺直，与几天前见学生代表时完全不同，似乎有了主心骨。大概也企盼着军管的宣布会一举扭转“失控”了的局势。对他而言，几天前不得不面对学生可能是一种耻辱吧。而宣布军管是一种对那耻辱的报复。电视中与会的人们也在鼓掌，却无语。他们都是北京市的共产党员。不知他们在鼓掌时是否也认为游行，学运使他们自身受到了威胁。从电视中看，他们中许多人穿着白色“的确凉”的短袖衬衣，与街头的人们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中没有人参加过两天前的游行嘛？如果没有，那么他们与在参加游行的是不同的共产党员了？还是那个问题，谁是共产党？

意外的是，军管并没有使学运急转直下作鸟兽散。相反，执行军管的军队竟然被老百姓堵住进不了北京城。这些军队犯了与后来美军在索马里所犯的同样错误：没有带坦克。美军在索马里面对的是全副武装，数十倍于美军的军阀民兵。解放军所遇到的是端茶倒水的北京市民。更甚的是，军管的宣布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弹。各地的学生都走上街头。上海的市民三五成群的聚集在街头巷尾，焦灼地听着美国之音的广播（大街小巷里随处可听到美国之音的中文新闻），议论军管的蛮横。与北京的市民不同，上海的市民从来给人的印象是精明而谨慎的群体，小心地避免涉及政治议题。这些不仅出乎我的意料，大概也不在李鹏的意料之中。上海街头的游行中甚而出现了“打倒李鹏”的激愤口号。

其后的一周又是停滞惶惑的一周。当局对局势的发展保持沉默。赵紫阳短覱的访问并无任何积极的意义，尽管他与李鹏不同，对学运表达了同情而不是敌对的态度。如果他能说明虽然他仍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出现，但并不能代表当局的立场，也许会些微改变最终的结局。各种传言在大街小巷流窜。对老百姓来说，心中固然焦虑不安，日子总是要过的，不能终日在街上游荡。从电视中看，就连广场上静坐学生的数目也日渐减少，估计学生们的耐力也几乎耗尽。到那时为止，看来不理不睬，视而不见的鸵鸟方针是政府最为有效的对付学运的策略。再拖下去，无力坚持的学运可能最终就此自生自灭。晚上朋友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都觉得学运已经走到了头。同时他们都劝我就此离开，因为再等下去已无意义。甚而找来了三天内的机票。匆匆忙忙的离开了上海，五月27日来到了纽约。周围的人们询问局势的发展，我依然回答可能不会再有戏剧性变化，直到六月3日的清晨。这一次，解放军带来了坦克，在世界面前打破了北京市民和他们的路障，打退了仍留在广场的数千学生，也打破了人民子弟兵不向人民开枪的神话。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打出手，因为学运明显已是尾声。再有两天，也许就会烟消云散。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军队，坦克，冲锋枪。当然，理由很多。也许调动坦克需要时间。可花两个星期调集坦克进京，这效率也太低了。也许是等待这一时刻，当时间减弱了公众的关注，也消磨了学生的意志。更可能使用军队是既定方针，无论局势如何发展，以此显示最高当局的决心和威力。显然，当局认为政权受到威胁或政权的稳固性受到挑战，所以不惜代价使用激烈手段进行镇压。

那么是谁动摇了政权的稳固性？是学生们嘛？从开始到结涑，学生们坚持与当局对话，没有提出更高的要求。固然，为协调行动，学生们成立“高自联”。在当局眼里，这是不能容忍的雏形政治组织。尽管组织起来的学生进行了种种的努力以避免激怒当局，并尽力划清与其它政治诉求的界限。事实上，无论是否被镇压，学运注定是要失败的。没有既定政治势力的支持，也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并据此寻求结盟。其最好的结局是自生自灭。从这一点来说，学运不可能对政权构成威胁。但是,“六四学运”的爆发是对共产党绝对权力的空前规模的挑战，也显示了当局对社会精英集团控制力的急剧下降。而这一控制力是自从掌握政权以来，共产党通过种种处心积虑的打压利诱手段和反复的惨烈“运动”而取得，批判“武训传”，镇压“胡风集团”，反右，莫不如是，并在文革中达到顶峰。对于共产党核心集团而言，允许挑战，就意味着共产党并非唯一选择的可能。也许，这是学运必然遭到镇压的第一个理由。其二，学运带来的能量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得到广泛的社会呼应，出人意料。体制内外的许多人士也视此为机会，希望籍此能量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这种广泛的政治势力妥协平衡的要求及其难以意料的结局，对邓小平为首的核心集团来说，不愿且难以应对。惶恐之下，只得应以流氓蛮霸手段。他们应庆幸的是，用老旧苏式坦克装备起来的“解放军”那时仍是愚忠党军。

六四学运失败了，失败于惨烈的结局。共产党成功了，不仅保住了政权，也使自己从那时起免于精英集团的直接挑战。可学运有可能成功吗？有何谓失败呢？学运本身只有一个基本要求，与当局对话。对话的目的是要求当局认可学生们的要求并非是反党的，相反，是出于爱党爱国之心，意图改善之举。但其深层意义则在于反对当局以“抓黑手”的手段镇压学生。“抓黑手”“纠出一小撮”都曾是文革以来当权者频繁使用镇压异议者的手段。其目的是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局面。毛泽东得意洋洋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即是指此。所谓“黑手”“一小撮”，无非是指鹿为马，当权者想打击谁，谁不“听话”，谁就是。早期，慑于共产党政权的“威”与“信”，许多人轻信，不得不信，或强迫自己相信。“一小撮”抓得多了，就不再是“一小撮”了，这一手段就遭到了人们的痛恨。只是那时没有人敢说出来。“四二六”社论以这一手段威胁不听话的学生，以共产党和邓小平本人的过去来看，这一威胁不会仅仅是空话和恐吓。学生们以激烈行动来对抗这一威胁，“对话”是直接反对“抓黑手”的诉求。这是公开的，大声的表达了对这一手段的反对。学运之所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这是个重要因素。学运被镇压了，对话的要求自然不可能实现。这是学运的失败吧。但“抓黑手”这一手段也破产了。即使在六后的“清查”运动中，也遭到了广凡的包括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抵制。在“群体事件”频发的今天，“黑手”也多是无法纠出的“境外势力”。当然，只要共产党仍然专政，谁也不能保证这一手段不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再被使用。可至少，“抓黑手”“纠出一小撮”迄今的破产应该是六四学运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成功贡献。

在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当权者管制新闻媒体以造成一面倒的舆论是个普遍现象。可是能像中国政权真正做到一手遮天恐怕也不多。“前六四”的时代，党的“一手遮天”绝非一个空洞夸大的概念。1972年的某一天，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则短小的评论，说西方人认为尼克松访华是人类登月以来最有价值的新闻。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一时刻，震惊造成眩晕的感觉。脑空白了一阵子才明白自己自己震惊于两件事：人类登月了，这真的吗？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怎么可能在数年后仍闻所未闻？难道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那时候，中国的天不大，党用一张人民日报就足以遮住，而让我们以为那就是整个天空。以后中国人家里有了电视，也就有了“新闻联播”的“补天”壮举。六四以后，面对国内外巨大的公关危机，当局作了巨大的努力，以图重建形象。那时国内外交流增多，“天”也大了，遮起来不太容易。可对媒体的彻底管控，仍然产生了近乎奇迹的效果。1995年9月，联合国在北京举行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那大概是六四后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大型国际活动。我刚好在会前回到北京。每天早晚的电视节目以及报纸充斥大会的种种报道。诸如中国领导人接见大会代表，大会组织者感谢中国政府，等等。因为大会，长安街限行，老百姓们议论纷纷。也有谣言说限行驶为了防止参加NGO 部分的妇女代表裸体上街。可我一直没有在新闻里听到当时美国第一夫人Hillary Clinton与会的消息。至少对于中国政府来说，Hillary Clinton应是最重要的客人。她的到访意味着中美关系的重大改善。我回国之前，美国的报纸上满是对Hillary能否去北京的猜测，因为就在她临行前，爆发了吴弘达事件。吴是美国公民，因秘访与暴露劳改营在中国被捕，引起中美政府间的对抗。Hillary也说在这种情况下，她不会前往北京。我到北京后，在报纸上看到一条非常简短的消息，说吴弘达被判刑15年，随即被驱逐，送回美国。实际上这是中国政府为Hillary来访体面地扫清了障碍。可从新闻里没有听到Hillary来访的消息，连我都觉得颇为遗憾。大会结涑时，我也离开了北京。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随手拿起一本最近的“时代”杂志，上面的第一篇文章是Hillary在北京妇女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讲。至此，我不能不为自己对“新闻”这一基本概念执迷不悟的幼稚理解羞耻。也不能不为当局的巧妙手段赞叹。精确控制新闻报导，使中国当政利用妇女大会取得“万邦来仪”巨大的宣传效果，利用Hillary Clinton 来访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又使其在民间的影响力减至最低。从一手遮天，到精妙控制，至少，这也算是一种“始知廉耻”的进步吧。推动这个观念上的改变，“六四”的影响力是无可否认的。近六四的一段时间，所谓自由化泛滥期间，当局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有所松动。一方面是部分人前任当权者历经文革磨难后对“一言堂”的反思，以及现任当局者对可能的政体改革的试水。有远见的业者不断地在复杂局面中寻求松动管制的出路。但毕竟，到那时媒体的主流定义仍是“党的喉舌”。“新闻自由”是不言而喻的不可接受。八九年五月最后后的那两周，学运带来的能量鼓起了人们心中风一样的期望，撬动了封闭的体制。电视新闻节目中出现了一些实时的报道， 包括李鹏会见学生代表，赵紫阳夜访广场。新闻节目呈现新闻了，特别是社会关注的事件。虽然变化是小心翼翼的，仍伴随着许多不透明处，导致大量无法证实的“谣言”伴随新闻一起传播，但开始感到新闻的诚实。仍然记得每天晚上，与朋友，同学，聚在电视机前，从新闻中关注着北京局势的发展，广场上的学生，进城戒严的军队与市民，一切都似乎仍有乐观的可能。直到六月3日晚。

人们总说六四是个反贪腐的民主运动。可我总觉得对民主的追求很难解释六四的风起云涌。因为那时的贪腐也还未使老百姓象今天这样感到切身之痛， “民主”对大多数人，这包括我在内，仍然是不甚寥寥的两个字而已。能够在如此短崭的时间内聚集如此大的能量，辐射出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一定有其更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可能很简单，就是大多数人在刚刚看到一点希望的是时候，不愿再回到不讲道理，不讲实话，不讲人性，“一元化”无衣无食，冰冷残酷的时代。无论“改革开放”对当局意味着什么，对老百姓来说，那是不同挣钱方式，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思维方式的可能。而“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则是斩断希望，回到过去的威胁。这一意愿因媒体舆论被当局控制无法表达而淤积，直到六四兴起。支持学运成为本能的表达，为了能生活得好一点，轻松一点，为了不回到压抑而没有希望的过去。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构成了，或被想象成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导致当局大动干戈，大打出手。坦克的镇压实际上扩大了六四的政治影响力，可也掩盖了它的社会本源。可我相信，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邓小平看明白了这一点。为了共产党政权的稳固，邓在六四两年后，冒着党内斗争的风险，压下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头，再次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对六四的镇压，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对邓小平和他那一代共产党人来说都是稳固政权的手段。“改革”拆除了僵化概念对资本经营的限制，发展经济因而变得名正言顺。此后二十年，一拨拨的权势集团借优势地位，玩弄无底线的资本游戏，进入了“先富”巨富的行列，大多老百姓也受惠于此，改善了贫寒的生存环境。然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弥合自六四源起的社会裂痕。相反，裂痕的阴影显然扩大了。

1986年，经国先生在台湾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意识到了没有国民党的未来。他放弃了以党利为唯一考虑的偏执思维，开放报禁党禁。由此，台湾社会转变成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奠定了其稳定发展的基础。1989年的六四，带来了挑战，也给共产党主导与体制内外各派势力重新平衡的机遇。但这个机遇却不为共产党认可。迄今为止，当局似乎仍认为共产党应该永远当政。“红二代”集体登上最高权位，也强化了这一势头。没有共产党的国家未来完全不在当局的视野与远虑之中。如果当局将党的利益置于国家之前，或将党与国家捆绑一起，只考虑本朝政权的延续，岂不是又回到王朝时代。或者应该说，迄今中国大陆从未离开过王朝时代。                                                       

24 年后的今夏，前往国家大剧院的途中再次走过广场。这是如许多年来的第一次。烈日下织热的广场上游客如云，长安街上成串的空调公交车带来了更多的游客，也带走了焦灼等待的人群。广场周围卖冰水冷饮的小贩忙碌兴奋。有人叫卖，有人不断用自行车驮来一箱箱冰水。这也是有组织的活动。一派祥和景象。只是环绕周围的粗壮栏杆，禁锢着广场。一簇簇大大小小，开着空调，坐满警察的警车，一对对或直立于遮阳伞下，或正步于人行道上的军装整洁，高大英挺武警，不断地提醒着人们这里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占领区。类似六四学运的天安门事件是不可能在这里再次发生了。因为有了栏杆。可是，六四的发生是民意，民利与党意，党利发生了冲突。如果有一天，民意与党意再次严重背离，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唯有希望，那年夏天我一句冲口而出的话，不会再次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