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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亚当·斯密（1723—1790年）在《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民财富论》）[2]“绪言与本书计划”中说明：“本研究的第一卷的主题是劳动生产力增加的各种原因与劳动产品在社会各阶级·身份的人们之间的自然分配次序。/……有用生产的劳动者数，是与为雇用他们而投下的资本的总量、以及投下此资本的方法相关的。第二卷讨论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因投资方法不同而造成的劳动量的不同。/……罗马帝国衰退以来欧洲诸国的政策都忽视地方产业（农业）而偏重于都市产业：手工业、制造业及商业。第三卷说明采用建立这种政策的各种情况。/上述这些政策最初可能是基于某些阶级的私利与偏见，并没有考虑到、也根本没有预见到它们对社会普遍福利的结果而采用的，这些政策造成了政治经济学上的各种学说，一些重视在都市经营产业的重要性，另一些则强调在地方从事产业的意义，它们不仅对学术界、而且对君主和国家行政也带来很大的影响。第四卷里，将尽量充分明了地解说这些学说与它们在不同时代对各国国民的主要结果。/以上四卷的目的说明国民大多数的所得由什么构成、即在各时代里供给各国国民的每年消费的源泉的性质。最后的第五卷讨论主权者或国家的收入。”

斯密开首即把劳动生产提高的原因指明为劳动分工，这是显而易见的，并不需要过多的说明。劳动分工只是整个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与社会分工一样，是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出现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特征“罪之必须”即来源于社会分工，我们称其为“必须”，就在于肯定其进步意义，正如没有劳动分工就不可能吃、穿、住一样，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人的社会生活（即人尚没有脱离动物自然本能）；另一方面，我们称其为“罪恶”是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存在合乎自然、合乎人类本性的平等的分工，而是由已经存在的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分工地位、并且把这种本来只具有单纯区分含义（如总统与清扫工人的职务区分）的标志演变为赋与个人终生生活的社会地位属性（即马克思所称的“异化”）。劳动分工较社会分工单纯地说明了这个特征，斯密举出各种分工的例子说明分工的优越，特别指出：劳动分工的起始（从理论上讲）并不是人为的安排，“能够带来各种利益的分工，并不是人为的有目的地追求社会普遍富裕的结果，分工是由不起眼的人性中的某种倾向相当缓慢地逐渐形成的结果。人类自然地具有用一物与他物交往、交易、交换的倾向。”（《国富论》第二章分工产生的原因）。当然，实际上劳动分工也不是如此单纯、自然地形成的，其中也参入了不少人为的（短视的、为一小部分利益集团服务的）计划，但新时代要求物物平等交换的原则的确立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形成并沿着斯密所描述的较自然的倾向展开。进一步可以指出：近代社会的经济进步在于确立了等价交换的原则（过去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殖民地征服都不符合这个原则），使得利已的人性在客观上可以达成利他的效果，“人总是离不开同胞的帮助，但却不可能寄希望于他人的恩惠。相反，为了我的利益去激发别人的自爱心，让别人明白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最终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这样就更能得到别人的相助。”（《国富论》第二章分工产生的原因）。斯密在此引用顾客与餐馆服务的例子，餐馆为顾客服务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这当然要求顾客提供等价于服务劳动的报酬（货币），如果不存在这个前提，斯密的理论就站不住脚了。

很不幸的是，在整体的社会分工中，至今人类还没有找出等值交换的方式，人们的社会地位本身就被不平等地决定了，怎么可能平等地交换自己的社会价值呢？所有的国家都认识到商品等价交换的价值，开始在法律制度上适应劳动分工的自然本性（在此意义上，斯密极大地改变了近代国家的结构），却没有任何政府可以提供身份的可交换性。即使在经济组织中，如果说具有较多技能、知识的经营者阶层获得优越于普通劳动者的经济报酬是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的话，那么，由此“附带”产生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阶级分化则是不可容忍的罪恶。每当我们目睹、经历“有闲阶级”（包括寄生的政府官僚学者）的堕落、无知，很希望设定出一种法律，要求每个人必须从事两种（或以上的）职业，主要职业必须是直接生产、服务性的，那些涉及对人进行管理、[3]支配的行业，都应该被定为周期性的工作、特别不能让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把生活都寄生于其上，因为人类生活中的绝大多数罪恶都来源于那些围绕着政权和金钱的特权阶层对民众的支配、诈骗。[4]

在斯密之前的英国经济书刊中被称为“重商主义”的观点，实际上立足于“国库”私囊，认为可供国王自由调达用于扩军备战或宫廷奢侈的金银财宝即是国家的财富，为此必须通过对外贸易，由海外市场获得廉价原料、在国内压低工资、延长工时，以低价压制竞争对手向海外大量输出换取可自由支配保存的金银（这一点很象是在描述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斯密之所以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就在于他立足于国民，揭示出国民财富的经济学对象：只有普遍民众的生活必需品和便益品才是真正的财富。进一步，国民财富的增加并不直接依赖于（压制进口的）贸易政策，而完全由国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益品的生产量决定，即只有劳动才是所有财富的真正来源，也是测定财富的真实尺度，从而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不过，在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以及资本积累的现实制度下，财富的价格除了支付劳动的工资外，还包括地租和利润。斯密没有为自己制订出更广泛的、进一步究明地租和利润的制度根源的工作，可能是由于他本人的丰厚经济收入与其说是来自于劳动（《道德情操论》、《国民财富论》的手稿、大学教授的工作）、不如说是更多地来自间接的地租和利润的缘故，因而使他很难看出其不合理性。

英国的状况当然是不合理的，“生产阶级的大众人民，都期待普选成立共和国，来救治他们所受的迫害；但是我们已经指出，这些迫害的根源，比政府的形式着实还要深的多呢，况且是并非仅仅由政府形式的改变所能去除得了的。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之下，全体劳动阶级的（生产）劳动资料是依靠资本家或雇主来供给的；并且一个阶级，由于它的社会地位的缘故，既然是这样地依靠另一阶级供给劳动资料，实际上也就是依靠另一阶级供给生活资料。……财富分配的不均，就可以使人能统治人；……当然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乃是交换的不平等，亦即吞灭我们的暗敌。只是政府的改变，就决不能改变现在的社会制度，也不能改变雇主与雇佣者的相对地位，也不能对于不平等的情形有任何影响。所以一切这类的变革，不管是搞得怎样大，都是带着欺骗性质的，并且从这些改革的性质来看，都是毫无价值之可言的，除非它们是涉及被统治者的切身自由问题的。”[5]“在联合王国里边，在现在的时候就有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劳碌一生，可是他们的所有财产，还不及一年的劳动价值；而且又有许许多多的人，连一个月的劳动都没有干过，可是他们现在所有财富的价值都是许许多多的几百金镑。这些财主们怎样能有了这样多的资本呢？他们是从未劳动过，可是他们非但不必工作能够生活，而且他们的财富还能年年增多。”（《方案》第四章忽略基本原则的后果）。斯密没有勇气面对超越出经济命题的社会原理，比起社会组织的原理与现实来，经济学显得多么狭隘呀！而且，继起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代表马尔萨斯以及密尔父子甚至盲目地认为工人的就业和工资的高低是由资本的多少决定的，[6]使勃雷在政治经济学中完全看不出劳动者的救治希望。“劳动阶级在检查他们所受的迫害并设法补救的时候，决不可忘掉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反对什么人而是反对制度——他们并不是对资本家个人斗争，也不是与资本的本身斗争，而是与现在使用资本的方式斗争——与使那些不负责的人有了权力将大众的劳动置于大量的资本之间任其折磨的制度斗争。”（《方案》第七章现在所坚持的各种救治方案的无效）

斯密按照产品价格的“自然”三分法，认为地租生活者、工资生活者和利润生活者是“构成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的三大阶级，其他所有阶级的所得最终都来自于这三大阶级的所得。”（《国民财富论》第一卷第十一章地租）并力说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利益、工资生活者的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密不可分，而利润生活者的利益常常违反社会普遍利益，有必要警戒他们。[7]斯密这样判断主要是基于他的另一大基本原理，即自由竞争的经济原理，认为土地所有者阶级不易于垄断土地的价格，但利润生活者阶级却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垄断价格是违反自然的，“垄断价格在任何场合都是可获得的最高价格。与此相反，自然价格也即自由竞争价格，虽然并非总是如此，却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内最终所能达到的最低价格。前者在任何场合都是由卖方出价或是推测出的买方肯给出的最高价格，后者通常是由买方出价的能使经营持续下去的最低价格。”（《国民财富论》第七章财富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前者脱离了实际的劳动过程，完全由经济原理（劳动价值论）以外的社会制度的不平等性决定，当然是不自然、反自然的。例如，“同业行会的排他特权、徒弟条例、其他的限制人数把多数竞争者赶出门外的业种的法律，虽然程度不同，都具有相同的（垄断）倾向。它们是一种扩大了的垄断，在好多时代，在此业种各个领域内把特定的财富的市场价格抬高到自然价格以上，获得超过自然率的（投入此业种的）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国民财富论》第七章）。

斯密站在同业行会之外的立场来抨击行会的垄断利益违反了广大消费民众的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徒弟条例中规定的长年劳动（如七年后才能满师）也在同行业内部压迫榨取下层劳动者。在现实社会中，倒是这种程度不同的垄断才是“常情”，例如日本常常暴露出来的经济丑闻，几乎都与超大公司集团的垄断有关，战前被称为“财阀”的几大集团战后变形为“系列”，几乎垄断了各大型行业的经营活动。据称广告业内营业额世界第一的电通公司，更由于其特殊的情报行业特征，往往依靠正常经济活动以外的手段来获得商务项目，为经济活动带入不平等的制度性约束，超出了今天的经济学的狭隘范围。

斯密甚至把他的理想自然状态的自由竞争原理推及产业活动之外的教育、宗教领域，力图在这些领域中也排除国家的干预，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即以经济活动的形式来观察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合理性。在这种意义上，斯密把政府本身的功能设定得很低，更愿以社会机制（制度）来安排社会（经济）生活。但斯密以之为前提的社会制度，如地租，却是值得再讨论的，英国的谷物法令直到1849年才最后废除，在此之前，“粮食的产量就要减缩到使千千万万的人都受到饥饿的程度”（《方案》第十二章现在的制度与财产共有制度的对比），比起要求私有土地主们提供自由竞争价格的地租，废除地租·土地私有确实是更合理的经济要求，否则，“在现在的制度之下，便宜的粮食并不能产生我们所希冀的任何一点有利的结果；因为他们是迫于现在的社会设施，先要竭力补养贸易和商业贵族的元气而反对粮价的下跌——自由竞争在他们之间产生了到达相同的结果——成千上万的人们因为失业而到处流浪，其唯一的指望只有依赖雇主的恩惠和一时高兴——并且他们所产生的大半财富，将由不平等的交换而转移到别的阶级手里。……从贵族地主手里所挤出来的东西，亦将立即为航运业、制造业和商业里的贵族所攫取去。”（《方案》第十二章现在的制度与财产共有制度的对比）。勃雷提议到：“除了个人的动产以外，一个国家所有的一切实在资本包括土地、房屋、机器、船舶，以及其他任何可以再生产的财富，都须是整个社会所有和管理的”（《方案》第十一章一种社会运动的一种纲要）。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我们没有理由责备斯密的单纯化，仅仅从物物交换的必然趋势来看，是可以很自然地引出货币的起源和使用性质的，但货币一旦出现在人类社会，就不仅仅只是作为衡量物品的标识，同时也具有特殊商品的性格即带有利息的特性（即使不生产也会随着时间而增值）。这样，简单的自然性格中渗入了社会契约制度，特别在国家主权确立之后流通的纸币，演变成一种脱离了劳动（即创造财富价值）的人际信用关系[8]，由于人类并没有找到公平的社会组织形态，货币的功能由于政府或银行的人为操作往往为无辜的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例如八十年代后期过度投机非生产性行业带来的日本经济危机的“泡沫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为制度的缺欠带来的；前不久才揭露出来的“东京协和信用组合”与“安全信用组合”的“资金救济”问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说明国家权力（议员和官僚）对国民财富的掠夺。[9]更不用提政府权力者由于掌握内部情报而套购肯定会增值的股票丑闻；[10]如果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卢布的暴跌而一举掠夺掉千百万劳动大众长期蓄存下来的劳动价值，我们甚至禁不住对货币之恶的“必须性”也产生了疑问，“通过货币的媒介，凡是劳动的力量所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总是要被资本所劫夺和吸取去的。……通过货币的媒介，劳动阶级不但为了要保持他们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去劳动，而且他们还要担负别的阶级的劳动。……只要货币一天由某某特殊阶级制造和支配，而其他阶级却不能如此，那么它的祸患和弊害就与它的存在一天不能分开。这种独霸的权利，一定要逼得劳动阶级永远只能做资本家的奴隶和工具。”（《方案》第十章货币的性质和用处）

如果在一个产业不很发达的环境里，适度发展的银行业可能是它繁荣的象征；但对于任何一个略具独立产业规模的国家或对整个地域、整个世界而言，银行业务、证券商业的过分发达却是不正常的现象，至少表明这个社会的经济已经不再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了。日本银行的真正的垄断地位（任何大的项目没有银行的投资都不可能开工）必然会使它脱逸正常的货币交换机能而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综合监督机构，甚至直接参与政治的选举（遇到国会大选，银行界就先向自民党融资几百亿日元作为竞选费用，扶助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政治势力）。这种趋势很快影响了日益受外资影响的中国经济，中国的银行也开始由过去的中央政府“信用社”机能向日本等西方的中央银行性的经济机构转换。在中国不发达的地方，就会发现只有银行的建筑非常堂皇醒目。同时我们又看到诸如首都钢铁公司也成立自己的“华夏银行”的现象，很象住友、三菱等大企业集团的做法。这种违反劳动分工和自由竞争原理的现象，无非表明中国尚处于前期资本积累的混乱阶段。

银行货币的典型机能说明了经济学的本质脱离不了人类社会制度的政治形态，不存在脱离了政治学（社会学）的经济学独立地位，[11]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确立要等待斯密之后近一个世纪（1867年）诞生的《资本论》了。

[1995年4月1日，静冈县三岛市]

[1]克鲁包特金称赞斯密是经济学的无政府主义者是非常合适的。本来anarchism的希腊语源anarchos指无强力支配状态，可以更恰当地译为“非强权主义”或“公理主义”，它被普遍地误解为“无政府主义”表明近代以来作为强权的政府支配的无所不在性。Communism也经历着相同的命运，它的希腊语源即是本文第一章就指出的直接参与型地域共同体，被普遍接受为“共产主义”只不过表明了近代以来以财产私有为特征的普遍国家现实。不过，斯密此时不可能理解在北美发生的政治事件，仍然称“在我们北美的殖民地，栽培只可见于海岸或可航船的河岸地带，在远离这些地带的内陆则几乎不可见。”（《国民财富论》第三章分工由市场的规模决定），还可以由“我们西印度殖民地”这类用词看到他的狭隘民族视野。

[2]中国或日本把其简称为《国富论》很容易引起误解，起码也应该简译为《国民财富论》。本章引用庆友社1961年改订的竹内谦二译本第一卷“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原因及劳动产品在一国各阶级间的自然分配秩序”。

[3]如“日本法务省外国人出入国管理局”，这个名称本身就表示日本国家权力对于外国人的明确态度，更不用提在这个机构中的官员们的非人性、反人道性格。不用说，日本政府权力的主流，自从战败以来，落入警务系统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只有那些警·军（自卫队）出身的自民党议员（包括前不久冒出的新生党）才是日本政界的实权派。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从事的这个职业的罪恶性质。

[4]所有的被国家权力捧起来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都扮演着帮助国家权力压迫、欺骗同阶层的功能，在这些人的笔下，当他们被要求（当时的情况下说不上强制）“下放”到农村去生活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黑暗，当他们复辟归京时就意味着“科学的春天”。这些人的面孔多有变迁（如“赵紫阳智囊”、“李鹏的秀才” 、天子党的笔杆子、“独立”学者教授），但都忠实地扮演着可耻的御用附庸角色支配民众。

[5]约翰·勃雷：《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第三章“个人与国家繁荣所必需的条件”，袁贤能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3年版。以下简称《方案》。

[6]马尔萨斯对于人类所抱有的冷淡态度可能是他得以理智地分析人类苦难的条件，但无论如何不符合他的牧师身份（也可能表明英国国教的政府职能）。笔者在“对于社会改进的自然制约”《民主中国》1993年9月号文中批驳了马尔萨斯的非人权、反人道立场。

[7]近代的重农学派与重商学派之争可以说是产业政策的第一次论争。产业政策的论争，标志着面临产业选择的国度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需要正确的导航。英国在十九世纪首次实现世界性霸权，其经济基础的实力来自于经济政策的正确选择。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金融“产业”和国家垄断的军事产业之外，英国已经不存在竞争性产业，无所谓产业政策之争了。凯恩斯后来对英国的上层阶级论辩政策选择对不同阶级/利益集团的影响时有精彩的论述。

[8]“个人不能随意制作的特性，使货币具有稀少性，它不是可自由处分的财富而是经济性的财富表示”。引自萨谬尔森：《经济学》第三章“混合资本家的企业制度中的价格机能形式”，都留重人译，岩波书店，1968年5月版。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交易额甚至不用货币交付而直接用支票或信用卡的形式在银行的账号上周转而已。

[9]一般地，关于日本政治经济界丑闻的报道都比较含糊，没有明确的主张，只有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的追究很认真细致（例如把细川赶下台的假支票受贿问题）。这一次丑闻的基本图式就是两个“信用组合”把款贷给自民党（包括新生党）的议员关连者而负债无法经营，于是企图利用政界从日本银行、东京都分别得到200亿日元、300亿日元的“救济”。

[10]日本新兴的利库路特公司的神通之大，为了超过电通公司，竟可以轻易收买包括首相在内的数名最有权势的政党首领，引发整个日本政界的震撼。

[11]斯密的经济学没有考虑妇女、儿童和老人，但他们的经济生活、活动确实存在且为数不少。至今为止，以美国劳工部为首制定的“失业率”，都惯于把那些没法进入劳务市场的妇女、移民等排除在外，好像他们不需要就业。其实，他们最需要工作和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