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四川宜賓，瀘州是發生武鬥最厲害的地方之一，這是一個發生在那個時候的真實的故事，當時瀘州的武鬥是以鋼釺之類的冷兵器為主，所以顯得特別血腥。武鬥的一方是以國營企業的工人為主，主要是保當時的當權派，另一方是社會底層的小販，車夫等為主，是緊跟造反派的，而在他們後面做組織以及支持的是不同派系的機關幹部，再後面就是當時地方的一些領導人了。

   在瀘州宣布成立革委會的時候，參加武鬥的兩方並沒有達成和解，局勢仍然十分緊張，當時瀘州歸屬於宜賓地區所管轄，所以當時的宜賓日報派了張，黃兩位記者去瀘州採訪革委會成立的情況。兩位記者去瀘州後自己稍微做了一下分工，黃記者寫革委會成立的報道，張記者寫社論，作為記者，領會上級精神是基本功之一，而且天下文章都是一遍抄，所以寫社論的張記者就從人民日報以及四川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文章中東抄西抄湊出一篇文章來，其主題思想還是根據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老中青三結合以及聯合各方派系成立革委會的精神寫了一篇社論。但當時瀘州的情況並非如此，革委會的組成成員只是武鬥中的某一方，而寫報道的黃記者同樣也是同樣如此，黃記者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根據自己的理解先把報道寫出來了，但寫的報道稍微離譜的一點是，連出席革委會成立的軍方領導人以其他人的名單都沒有，更不用說報道他們的講話了。 當然作為上級部門的記者，革委會成立的時候也邀請他們坐主席台。但他們倆並沒有出席，當時瀘州的局勢非常緊張，兩位記者覺得事情不妙，於是給組織者講他們要趕回去送報導，要馬上離開，於是革委會派了個吉普車，送他們倆去宜賓，當車走到隆昌時，武鬥的另一派己打到了隆昌，差點把他們倆堵在裡面，嚇得他們連夜快跑。他們離開瀘州沒多久，對方派系就占領了瀘州革委會成立的地盤，革委會的人員扛着牌子逃去了內江。

   到宜賓後兩位記者將報道及社論交給了報社負責人，沒多久負責人就是告訴他們所寫的東西有問題，要他們去宜賓革委會，當天晚上，報社負責人陪他們兩一塊去見革委會的領導。領導說他們寫的不對，一天都沒有聯繫當地的實際情況，有思想問題，需要作檢討。第二天報社開全體大會，準備讓他們倆上去做檢查。會開始後報社負責人首先在上面講話，說完之後讓大家積極發言，這時報社己經靠邊站的原主編，想表現一下自己， 首先上去發言，結果話還沒說幾句，就被人拍桌子打斷了，問他想幹什麼？這麼快地跳出來是否對革命群眾心懷不滿？結果那個會就變成了對原主編的批鬥會，會議最後在鬧哄哄的情況下結束了，兩位該做檢查的記者，檢查也沒有作成也就算了，至於報社負責人怎麼向革委會領導交代不得而知。

   由於當時宜賓地區是在劉結挺，張西挺領導之下，宜賓日報當然是劉，張最有利的宣傳工具，最後被定性為反動報紙， 報社關門，人員另外安排，負責人被專機送往北京，據說周恩來見到那位負責人，是個小青年後，並沒有追究他的責任，只是叫他坐下，放了他一馬，報社的員工後來議論說，如果當時的負責人是個年紀大的人，那絕對是要抓起來判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