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國內又出事了

作者：老幺

聽說國內出事了，四川一個小孩死了，在醫院死的，家長民眾與醫院有了爭議，最後演發成所謂的“群體事件”，現在已經“平息”了。

官方報道是一如既往地語焉不詳，給人們留下想象的空間。可以確定的是，一個3歲小孩喝了農藥，他的爺爺送他到醫院，然後小孩死了。爭論的焦點在於，醫院是否對患者進行了及時的搶救，還是要求“先交錢再搶救”，“不交錢不搶救”。

官方報道是“醫院接診後，立即採取措施全力搶救”，1小時後小孩“搶救無效死亡”。民間說法則是大相徑庭，說是“院方表示需先繳800元才可以為小孩洗胃，但當時爺爺身上只有100多元，雖然爺爺表示立即回家取錢希望醫院先給孩子洗胃，但醫院卻只為小孩打點滴而不洗胃，約兩小時後男童死亡”

事後的發展，根據官方報道，小孩家長因此有了“過激行為”，並演發成了所謂的“群體事件”，用語模糊。民間說法則是小孩家長帶着小孩的屍體回到醫院，指醫院延誤施救造成小孩死亡，要求醫院賠償3萬元，但院方只肯給500元慰問金；小孩的父母於是在醫院門口抗議，之後更帶着屍體到市政府喊冤，遭到保安毆打；幾位中學生路見不平，上前阻止，也與政府人員發生衝突。當晚，由於得不到有關方面的“說法”，憤怒的學生衝進有關醫院，砸壞和燒毀了醫院部分設備。政府派出武警，與學生及市民發生衝突，直到次日凌晨，衝突才暫時平息。

事實的真相如何，現在誰也不知道。究竟小孩是進院後1小時死亡？還是2小時死亡？究竟醫院有沒有給小孩洗胃？還是只打點滴？究竟有多少民眾參與？有消息說涉及民眾約2000人，政府從附近緊急調來大量武警，武警發射了至少10顆催淚彈，民眾則焚毀了三輛警車，10受傷，5人被捕，這一切是否屬實？還是一句話，“誰也不知道” 。

中國自“非典”事件以來，認識到信息公開的重要性。今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時，司法委委員應松年教授就表示，“從處理SARS的經驗看，信息公開才能使人心更加安定…”北大教授張千帆也表示，在一個開放社會中，通過媒體的公開報道及時有效披露信息，帶來的效益遠遠超過政府封閉信息、秘密處置。

不幸的是，這次由於嬰兒死亡而引發的“群體事件”，自公安部蓋棺定論式的新聞通告發布以後，再次成為新的“新聞禁區”，種種細節，莫名其妙地成為了“敏感內容”。有關人員的初衷大概是，“事件”既然已經“平息”，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和諧社會不該有此噪音。然而現實的結果是，由於“誰也不知道”，人們只能道聽途說，以訛傳訛，謠言越來越旺盛，政府的公信力越來越受到懷疑。

再次想到《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審議期間，其第57條規定，新聞媒體“違反規定擅自發布有關突發事件處置工作的情況和事態發展的信息,或者報道虛假情況的”… “由所在地履行統一領導職責的人民政府處5-10萬元罰款”,草案一出，一片譁然。

起草工作參加者，清華大學教授於安，對出現這樣的條款表示吃驚：“我不知道怎麼加進這一條的，專家討論的時候是沒有這一條的！”於教授說，新聞權屬於人們的言論自由，這是憲法權利；這個權利在什麼樣情況下才可以受到限制？需要慎重對待…如果含混不清，就會給限制言論自由者提供機會，最終受損的是百姓的知情權。

可不是嗎？現在，《突發事件應對法》尚未正式通過，有些人已經磨刀霍霍，在“突發事件”發生後採取“圍堵”“封鎖”“隱瞞”“禁止討論”等種種方式剝奪民眾的知情權。要在這種情況下杜絕小道消息的產生和傳播，幾乎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完成的任務)。

任何社會，哪怕它再和諧、再公平，都會有意外事故、突發事件，這其實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去面對這些事故，拒絕去正視這些事件。這就象沙漠裡的鴕鳥，風沙到來之際把頭鑽進沙子裡，最終還是會被沙子淹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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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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