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互联网的一个精彩看点是大家所熟悉的左右之争，而在这左右之争中隔三差五的就会有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而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又有一个很有趣但似乎被大多数参与其中的人们忽略了的现象，那就是拥护当今中国政权的一方常维护马克思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理论，而主张甚至呼吁今天要在中国进行革命的一方却会毫不留情地挞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这有点象网上有人对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奖的评论：提出理性有效的经济模型的和反对理性有效的经济模型的人同时得奖。

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那种自我矛盾的现象有两个根源，其一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思维的自相矛盾，这是一个大题目，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其二便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缺陷：它主张用暴力推翻资本的统治，同时又天真地以为可以用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来杜绝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缺陷导致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一旦夺取政权后便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状态：现实世界没有乌托邦，新的统治者们自身不论是从生活待遇条件上还是从对于他们用以进行统治的工具之一---资本的拥有来说都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要推翻，甚至用暴力推翻的对象。这种悖论也就是老毛当初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理论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及“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理论背后的除了他本人的人性弱点之外的基本的思想逻辑依据。。。。。。

我们可能都从历史故事或电影中读到或看到过，从鲁迅的贬抑中读到过曾几何时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是不关心政治的。不过我们这一代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人恐怕都没有过这样的亲身体会。自我小时候起，迄今为止都被世界认为是没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中国的百姓的政治热情却是西方国家的人民所难以想象的。从小学生到那时列车上普通草根（也就是今天网上常有人提到的“屁民”）们在临座间的畅谈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国际上和历史上的政治以及每个人对于政治的高见和未来的想象。

其实，如果说西方有政治自由那也是非常相对的。记得当年刚到麦基尔大学的时候，带着来自中国的招牌式的政治热情与老外谈自由，原以为对方会有与自己一样的热情，没想到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一句回复：“有自由，没有钱，有屁用。没有钱，就没有自由。”虽然学生之间的对话有时可能比较粗俗，但是随后在北美的生活却让我体会到这句听来粗俗的话背后的真谛。

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这或许可以对于没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却有高涨的政治热情的一个解释。不过另一个更为实际的解释便是，前面提到的那个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逻辑悖论使得依循马克思主义而夺得政权的统治者们不得不常常以高调的政治口号所支托的政治氛围来表明他们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革命者而不是被革命者。这种日以继日的社会性的政治鼓动给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打入的高浓度的政治点滴，乃至日后离开了这样的环境之后其效果也不会消失。

易经道，“穷则思变”。在仍然存在着政治变革的需要的时期保持政治热情本身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同商业热情一样，政治热情的一大缺陷是它的功利性。今天如果有人声称有一个科技的新思想，老板们首先要问的是能给他们带来多少钱，对于虽有很大潜力却不能带来现实利润的就没有什么人会有热情投资；对于总是带着政治目光来看问题的人们也有类似的情形，不论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向哪一边，都会声称缺乏思想是中国的一大问题，但是如果你和他们谈思想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这思想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的政治效果，或者能够被他们用来产生什么政治效果。双方都会努力地嗅出思想中对于自己的政治热情有利或不利的成分。而双方的一大区别是主张变革的相对比较简单，他们要的就是能带来革命的振奋剂，而反对变革的就稍微复杂一些，他们一方面希望出现能够帮助他们的政治日程表（Agenda）的思想，一方面却又害怕出现会危害他们所维护的政治现状的思想。而人们所缺乏的正是对于非功利的理性思维本身的热情，对于那些能够真正产生他们所期待的不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思想的深层的理性思维的热情。说到底，还是那个“坐树枝，砍树枝”的情形，人们支持的常是按他们的伦理逻辑来说应该反对的，而人们砍去的又常是按他们的伦理逻辑来说应该支持的。

总之，自上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人不再是曾几何时的那种留着长辫子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一族，其间产生了我们这一代被打进高浓度政治点滴的一代。虽然今天的80后与90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新的贫富差别所带来的人们内心深处的变革的期待与互联网所产生的信息流通恐怕将孕育出新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在今天的中国继续着的马克思主义悖论的火种也将使得中国人的政治梦继续延烧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