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格拉瓦的传奇和真实故事丰富多彩，维基百科中文的翻译就是一篇不错的典型介绍[1]，最权威的史料是Anderson所写厚达814页的传记，特别包括对许多当事人的采访[2]。
切对家庭（两任妻子、五个孩子、以及父母、兄弟、亲戚）不近人情、不负责任，但这是多数革命家、特别是南美革命战士的通性，没有什么人责难。
切亲自处决数百名已经投降或者根本没有参加军事对抗的古巴前政府官员，实际上替本国人卡斯特罗兄弟担当罪名[3]。但他自告奋勇，因为他亲历了没有“先下手为强”的危地马拉左翼总统阿本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策动下被推翻的教训：“我们不先干掉他们，他们就会干掉我们”[4]；“刑警队的处决对古巴人民不仅必要，而且是人民的迫切要求”[5]。正如圣·鞠斯特在1789年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辩护的那样：“只有革命的政府才能实施革命的法律”，以革命的名义施行任何非人道的罪行，没有妨碍虔诚的天主教修女教徒把切作为“羔羊”耶稣来崇拜。
作为“司令官”，切在刚果、玻利维亚的行为违背自己总结出来的游击战原则，怪不得周恩来指出他是“脱离群众”，“不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不建立农村根据地，不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逐步取得胜利”，“不管有无条件，以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6]。作为政治家，切在古巴毕竟是“国际主义友人”，不可能违抗本国人卡斯特罗兄弟，所以连古巴国籍也声明放弃了；切在国际上也被苏联和苏联控制下的南美共产党抛弃了。不过，深谋老算的卡斯特罗其实也不过是中美苏对抗的一个棋子而已，而这些“国家领导人”共同的本性就是欺压本国的民众、以本国民众的命运与外国的同类豪赌。
作为个人，当切还在刚果打游击时，老奸巨滑的卡斯特罗竟然公布了切的遗言，实际上宣判了他的“就义”（死刑），使他不可能出现在公众面前了。在六个月的躲藏期间（布拉格或短期化装回古巴），切完全成为古巴秘密警察的一个棋子，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自主了。他躲在布拉格沮丧地总结刚果的失败[7]和人生的悲剧，是否想到了被革命抛弃了的“先知”托洛茨基等人的命运呢？[8]所有的政治都是过场，只有那些不理解他为之献身的愚昧农民[9]才是他的真正朋友。“最后，有一件事深深地影响我与别人的关系：…就是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告别信。这让我的同志们…仅仅把我作为与古巴有联系的外国人。…有些事我们已经无法共享了，…和那些对个人最神圣的事情：他的家庭、祖国和人生。这封为我在古巴内外带来了颂扬的信把我和战士们分割开来了”[10]。是啊，谁还这么傻愿意为了切的个人英雄主义国际名声去卖命呢？悔恨没有战死在刚果，切现在只能乞求卡斯特罗给他物色一个就义的刑场了。
卡斯特罗欺骗玻利维亚共产党书记Monje，请他们在玻利维亚的边界为一个“共同的朋友”暂时提供一个“过境之地”以便“进入阿根廷开展游击战”[11]。切已经被苏联指责为“托洛茨基分子”、“毛分子”，在莫斯科控制下、勉强还维持着合法地位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尽到了最大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义务，为切提供了营地，但在Monje亲自与切见面后就不再联系了，因为切不仅要“解放”玻利维亚人民，还要自认“玻利维亚全国解放军”ELN司令，像卡斯特罗制服古巴共产党那样要把玻利维亚共产党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过，正是因为被断绝了一切外部援助可能，切回到了自身，以“开辟南美的越南战争”的革命道德制高点要求中苏两大社会主义超级大国和解共同对抗美帝国主义。但是，在他的革命英雄主义大放光芒的最后阶段，却把希望寄托给“世界和平的冠军”罗素[12]，实际上承认了对游击战、武装革命和所有政治运动的绝望。在生命的尽头，切居然没有准备好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敌人。据活捉切的高地印地安人士兵Huanca中士说，切面对枪口喊道：“不要射击！我是切·格瓦拉，对你来说我的活人比死尸更有价值”[13]。难道此时切又萌发出人性的求生欲望？
据飞到现场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派员Rodrigueze[14]说，美国政府想“让游击队领袖在任何条件下都活着”，他也考虑到把切带到美国控制的巴拿马去接受审判，但又想到过去放走卡斯特罗的教训[15]，就没有阻止玻利维亚总统就地枪决的命令，而是发电报到美国等待进一步指示，直到听到致命的枪击[16]，浪费了时机。可怜的CIA连切与卡斯特罗的政治特性都分不清楚，要是CIA有足够的情报和智能，不仅让切活下来，还把切放回古巴，中南美洲就回到了美帝国后院的历史了。后来西点陆军校成立人文学部，才慢慢明白美国应该从老牌的英帝国学习“放手”让殖民地独立的政策。[17]
1967年10月10日在地方医院的清洗间陈列的切的遗体照片显示出一个先知被八个军官、士兵和记者围绕其中[18]，一个盘桓美洲的幽灵、一个激励世界的革命之神诞生了。不管是苏联的导弹还是卡斯特罗的深谋老算都不可能保住古巴的独立与安全，死而复生、死而永生的切才是古巴和中南美的保护神，成为波利瓦尔之后的第二个南美解放者。与行尸走肉的古巴官僚、自行瓦解的苏联帝国和各种形形色色的（中国特色、南斯拉夫特色、朝鲜特色、越南特色、阿拉伯特色，等等）一党专制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相比，只有已经身居权贵却又回到战士队列的切才求仁得仁、死得其所、重于泰山[19]，不仅洗刷了个人的责任(responsibility)、过错(mistakes)和罪行(crimes)，也摆脱了生为人的人性原罪(human sin)[20]，才因此得到南美民众和世界各阶层人士的纪念。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2月22日[21]]
[2] Jon Lee Anderson, 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97. ISBN 0-8021-1600-0.此书出版时，被切断双手秘密埋葬的切的尸体尚没有被找到。当年，切的尸体被找到并被运回古巴安置在专门设立的纪念馆。
[3] 切作为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推行国有化、“掠夺掠夺者”但没有受到多少指责，部分原因是他自己也只拿250元的工资。他也没有直接参与关闭报社以及压制卡斯特罗派以外的社会主义团体等政策。见赵京，“古巴安那祺运动的历史与教训”（2008年11月24日）：“安那祺主义的刊物指出卡斯特罗与Batista一样，只关心权力，不尊重承诺，但几乎所有的Batista的反对派都认为卡斯特罗是必要的、暂时的、可控制的政客”。
[4] 切对来访表示担忧的老朋友Mitrani医生语。在这一点上，Mitrani再也不可能与过去的切和好了。Anderson, p.476.
[5] 1959年2月5日，至阿根廷Lopez信。Anderson, p.375.
[6] 周恩来1971年5月31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7] 切刚逃出刚果几天，军事强人蒙博托发动政变上台，开始了32年的独裁统治，直到1997年被在南京军校受过训练的卡比拉推翻（2001年被刺杀后由其儿子继位）。蒙博托和卡比拉除了各自的部落，也得到法国、美国等外部的支持，与革命相去甚远。卡比拉是唯一被切认为有能力的领导人，但也不愿意配合切的“捣乱”行动。非洲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独裁和部落冲突，与古巴的游击战经验没有多少关联。
[8] 洛伊“探索新社会主义的切·格拉瓦”（《十月评论》2013年第2/3期第47页）：“只是到了2006年，这些批评才在古巴出版。这些文章写于1965年至1966年，当时他呆在坦桑尼亚和布拉格，正是他在刚果的任务失败后，临行玻利维亚以前。…苏联垮台前，可能有一些坏的外交上的原因，要把它们隐藏启开。但1991年后，这些笔记代表什么样的‘危险’呢？”
[9] 下面将会提到：正是山地农民出卖和活捉了他。
[11] 其时，推翻庇隆势力的阿根廷军方刚还政于民，让反对军方、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党上台。切的母国阿根廷并没有推动武装斗争的条件。
[12] 写信要求他成立国际基金支援“玻利维亚解放运动”。Anderson, p.707.英国的罗素没有访问古巴，倒是法国的萨特访问过古巴与切会谈，称切为“我们时代最完全的人”，大概正好符合他的存在主义定义：“人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制造，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Sartre, Existentialism and Human Emotions. New
York: The Wisdom Library, 1957. p.15.
[14]革命后继续对抗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人。1960年4月，他乘西班牙大使的座车逃进委内瑞拉大使馆，4个月后以外交通行证离开古巴。Anderson, p.508-509.
[16] 同时被害的还有一个有中国血统的秘鲁游击队首领Chino Chang。
[17] 在二战期间就打游击的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领袖陈平比卡斯特罗、切等更老牌、持久，但他的传奇没能超出马来半岛。
[18] 真有“饶了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之感。事后，玻利维亚总统等参与杀害切的官员都没有逃脱“切的诅咒”，不得好死。
[19] 可惜切没有条件学习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等社会主义运动的精髓，包括随时更换领导人、领导人工资不超过普通工人两倍、等。以这些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切早就该与所有国家社会主义“新阶级”统治集团（包括卡斯特罗）一刀两断了。
[20] 人类历史上只出现极少的这种为社会不公“背负十字架”摆脱人性原罪的机遇。例如，美国历史上安那祺主义者沙科和万塞提的冤案、芝加哥安那祺主义殉难者在绞刑架前的人生哲理：“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也迸发出类似的人性光芒，这也是我在日本被各种国家权力出卖、迫害后选择安那祺主义的背景。
[21]以此文特别祝贺一个海军士官生的18岁生日，勉励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新一代人生活在和平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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