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明孰优孰劣？这两种文明是否必然冲突，最终一方取代另一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令人莫衷一是。

有中国学者相信轮回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明将再一次复兴，引领世界潮流。其根据则是某些西方学者的断言：21世纪将是太平洋的世纪，尤其是中国的世纪。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西方文明病入膏肓，只能呼唤东方文明来解救。他说："如果要使被西方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可惜，这样的"发起者"至今难觅踪影。汤因比曾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可见他对中共的历史一无所知，不了解这个党是怎样撕裂中国社会，摧毁传统文化的。而且这个党目前正在被普遍的贪婪和腐败弄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自身难保，谁还能指望他们去解救西方？

轮回说纯属不经之谈。而西方学者心目中理想的中国也不是现实的中国，而是远古的中国，想象的中国。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许多西方学者的通病是往往把传统中国这个"他异者"过分理想化，而罔顾现实的中国。这种对中国的误读渊源有自，起码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前后在欧洲出现了一股中国热。那些启蒙大师们绝大多数从未到过中国，只是看了几本传教士写的书，便展开想象的翅膀，把中国描绘成人间天堂， 理想之邦。1688年巴黎《学术报》上刊文说："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敬、慈爱、亲善、 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总会感到兴奋，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1697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其 《中国近闻》序言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欧洲知识分子竭力美化中国纯属别有用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启蒙运动就是把中国当成一个武器，来攻击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用中国的世俗文化来改造欧洲腐败的宗教文化。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就是"借孔子的名义，来办他们的革命"。

中国文化缺乏终极信仰，但在启蒙运动大师眼中，这并不是什么缺点，反而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他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信奉的简单朴素的"自然宗教"更合乎理性，合乎自然。莱布尼茨说："就我们目前情况而论，道德败坏已达到这样的水平，因此我们几乎觉得需要请中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把自然神教的目的与实践教给我们。"伏尔泰则认为，儒学是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因此他在自己的礼拜堂悬挂孔子像，赋诗赞美，晨昏礼拜。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欧洲的专制制度难分伯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在启蒙大师的眼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他甚至主张法国要"全盘华化"。这和后来中国的"全盘西化"论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盛行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全盘西化的副产品。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形成的"百科全书"派把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该学派领袖狄德罗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推崇备至。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则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

我相信，这些启蒙运动的领袖们根本没有全面理解中国的统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他们可能根本不了解中国式专制制度的的腐败、专横与残忍，不了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朝的特务统治，清朝的文字狱；不了解为什么中国女人要裹小脚，男人要编辫子。

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热"最终改变了欧洲，在法国引发了一场"精神的革命"。不仅知识分子言必称中国，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上流社会以饮茶、用中国瓷器、穿着中国丝绸为时尚。中国题材的戏剧风行欧洲戏曲舞台，各国宫廷纷纷上演中国戏曲。中国园林艺术在欧洲大放异彩，贵族们竞相模仿中国园林建造自己的住宅。一位英国诗人说："在我们这个年代，中国成为时尚，她成为智慧道德与智慧的象征，为我们展现了令人激动的全新的生活。"

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在考察了欧洲"平等"、"民主"观念的来源之后认为，这些概念都是从儒学中提取出来的。他的结论是："中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原动力之一"。在研究了美国开国先驱的思想历程之后，他更得出惊人的结论： "杰弗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而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及其"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的原理，其根源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

这简直不可思议。人们不仅要问，如果事实的确如此，为什么会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怪现象？在儒家思想大本营的中国，为什么至今仍未实现民主和人人平等的理想？

对这个问题，可能见仁见智。瑞士中国思想史学者毕来德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学者误读了中国，一直把中国看作"他异者"，以至于误导中国人误读了自己。他批评国际汉学界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像把玩古董一样，品味异类文化，而法国学者佛朗索瓦于连就是其代表。毕来德主张打破中国在本质上的他异性这个迷思，"...跳出这种循环思维，由反向思考，假定人类共同经验中存有本质上的一致性，然后由此出发，试图去理解我们研究的现实中国，并尽可能以最直接的方式来认知现实... 。"

毕来德在《驳于连》一文中指出，以于连为代表的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是荒谬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的社会制度也是难以改变的。他们忘记了欧洲人也是克服了一系列困难之后才推翻封建专制，实现民主的。既然欧洲的民主是一种漫长的、困难的、尚未结束的转化的结果，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发生类似的转化呢？

儒学在经历多年沉沦之后如今正在成为时髦。不少学者津津乐道儒学的现代化。但是学者刘泽华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向赞美儒家的先生们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儒家那么高明，试问，它怎么没有把中国较早地引导到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国民族危机的时刻它怎么拿不出自救的办法？"

这些问题发人深省。如果儒学能够救欧洲，助美国，为什么不能救中国、助中国？如果儒学催生了欧美的民主制度，为什么在它的祖国反而成了专制制度的护身符，直到今天？

欧洲人曾误读中国，而中国人也曾误读自己，耽误了自己，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能再自欺欺人，抱残守缺。中国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启蒙运动使欧洲人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中国人也应该接受自由、民主、人权思想，而不能拒绝这些普世价值，形成和整个文明世界的对立。中华文化中的精华应该发扬，但其本身仍需要改造、转化，就是使传统民本主义的人民性，向现代民主主义的个体性转化，使王权主义的圣化臣民，向自由主义的法权公民转化。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个题目很大，本人有点力不从心。抛砖引玉，切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