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良币，谁是劣币？

—与诸位自由派大V讨论中国的国民性

前数日在《观察者网》上看到一段视频，题目是《国民性讨论:中国模式影响世界因为劣币驱逐良币》【点击即可打开】。公布时间是今年2月6号。一看之下，的确有些骇然。因为这段视频一开张就声称：“中国不变好，世界就变坏。”“中国没有文明，无能影响世界。”“血汗工厂/劣币在驱逐福利国家/良币。”还说“坏人（指中国）无底线，十九能胜利。”等等等等。

后来循迹找到发出这个视频的凤凰网，看到了这个视频（《世界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世界》）【点击打开】所展示的研讨会的更多的内容，发现整个讨论的基调并未如此极端，心中的愤然，有所下降。但依然觉得，自己应当发一点声。

但是这几位知名学者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又极宽。当真讨论起来那就会没完没了。笔者今天只想心平气和地提几个要点。更多的以后有机会再说。

为了有的放矢，先引几段几位大V的讲词。【整段引言用楷体识别】

施展：刚才诸位谈到世界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都在说中国很难改变世界，到现在也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改变，但是这都是从积极的（主动的）角度而言，但是消极的（被动的）改变也是改变。   　　

这种改变的可能的路径是什么？就是前面秦晖老师提到过的，血汗工厂有可能会战胜福利国家，而且某种意义上正在浮现当中。这么一种浮现，这么一个消极的可能性，它作为现实的力量结构的存在，我们是否有可能对它进行某种驯化？假如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对它进行驯化的话，是否一定会走到那个消极的方向上去呢？是否人类只能服从命运的捉弄，服从命运的操控，而人类不可能凭借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智慧，进行某一种新的努力呢？

许纪霖：施展这番话使我感觉到中国像一个男人，世界像一个女人。我们都知道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女人一变坏就有钱。这个世界很残酷，古希腊的竞争到最后不是雅典打败了斯巴达，反过来是斯巴达打败了雅典。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一个丛林规则里边它是逆淘汰的，劣币驱逐良币是一个普遍的、非常残酷的规则，所以如果纯粹讲竞争的话，一定是坏人打败好人。

施展：刚才许纪霖老师提到了一个很悲观的前景，坏人十有八九战胜好人，劣币驱逐良币。但是没有办法，就一个秩序的开端的构造而言，这是你必须承认的事实。坏人一定战胜好人，因为只有坏人的行为才无底线，只要无底线，坏人一定能够战胜好人，所以开端处一定是这样的。

这几位大V真是直言不讳，把中国称作坏人、劣币。为了让其不伤害世界，必须对其加以驯化。我真的不太明白他们何以那么底气充足。本人满怀善意地去提一些谏言时，还要时时处处去考虑他们是否听得进去。哪里敢去张口要驯化谁。

他们的立场显然在“好人”一边，在受坏男人欺负的“好女人”一边。他们忧心忡忡的是好人、女人看样子是一定要受欺负了。他们也承认这一点。他们在那里一起痛心疾首。说如果“中国不变好，世界就只有变坏。”

在凤凰网提供的完整视频中，秦晖先生还用很长一段话来描述了一个“东德用血汗工厂战胜西德的福利国家”的虚拟故事。他说结果“就是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就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前面有链接，大家可以去看去听。】

概括起来，他们认为，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用秦晖先生著名的“低人权优势”野蛮地打败了人民尽享人权福利的高贵的西方。

正如《观察者网》给的标题，劣币这个词严重地刺激了本人的神经。因为这个劣币明明白白、直直端端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中国。

我也明白，他们口中所指的中国，就是指中国政府，指现行的制度。一般来说，还没有把整个中华民族，中国人都包括进去。但是他们也没有把这点明确区别开，而且我和他们恐怕都有类似的认识，就是这两者不可能截然分开。不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吗？这个讨论的题目不也是国民性而不是政府性吗？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关于谁是劣币。

首先、低人权优势不就是指的低工资，缺劳保福利吗？（还有工会不强大？劳工少闹事？）那这个世界上比中国更有低人权优势的地方还有的是。最低的莫过于黑非洲。请问诸位西方国家为什么不到黑非洲去利用那里更多的低人权优势，而非要跑到中国来“助纣为虐”？笔者认为，他们到中国来不是为了学雷锋，而是为了赚取最多的剩余价值。他们看中中国的显然不是那并不是最低的低人权优势，而是中国人的勤劳、节俭和聪明。不然他们也不会倒持太阿，把剑柄送入中国人之手。现在他们想把剑再抽回去，已然做不到了（impossible mission）。

而且，现在中国包括珠三角地区的民工工资已经明显上升，并开始发生民工荒。相当一批企业已经开始转移到更有“低人权优势”的东南亚和南亚。还没有听说谁去非洲尤其黑非洲设厂。因为老板们追逐的是综合的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低人权优势”或哪里有劣币。

我想问诸位，如果中国的“低人权优势”被别人夺走，中国也开始出现现在西方那样的各种“富贵病”（比如人多太胖、运动太少、权利无边而义务有限、因之大家努力吃福利、失业率飙升、储蓄率下降而借贷消费盛行、不婚不育、轻率离婚、同性恋、吸毒、艾滋病……），你们想必也不会心情愉悦吗？

大家都知道，发生于1990年以后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西方企业界精英集团主动发起，中国只是恰逢其时，被动接受了这个运动。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西方后悔不迭。但他们买不到后悔药。这件事情能怪中国吗？

那个9.11也一样。那事中国人曾经企盼过吗？中国人曾经参与制造过吗？西方人跌进那个国际反恐大泥坑，和经济全球化一样，是他们的不智甚至愚蠢所致。中国人实在没有任何道德过失。事实上西方人也从未在这两件命运攸关的大事上指责过中国人和他们的代表中国政府。

第二、笔者在法国居住超过30年。依笔者体会，亚洲人（不止是中国人）在欧洲表现出竞争优势。这绝不只是因为中国人肯流血汗就是超凡的勤劳。（其实只是汗水。血还是原则上没有流的。因为这里的中国人很文明，从不动用武力。）中国人的成功除了勤劳，还因为节俭、还因为互助。请参看本人发表在《观察者网》的文章《温州人在巴黎如何致富？》更要紧的是中国人的聪明和善于学习。又请参看本人在《观察者网》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国民智商与世间的一切都相关吗》。笔者还要请你们注意，中国人和亚洲人，在高人权的美国同样成功。还请你参看本人为《观察者网》翻译的美国人写的文章。谁给亚裔进常春藤设置“天花板”？【或者还有《亚裔美国人的崛起》】如果你们抱怨的只是中国的政府或中国的现行制度，那你们应当和我一样欣赏中国人在海外取得的杰出成就。你们的讨论中没有涉及到海外华人，那我就先乐观地假设，我们不属于被你们痛斥的“劣币”、“坏人”之列啰。

不过还是有问题。那些温州农民在这个没有中国政府强迫的地方，一样自处“低人权优势”，没日没夜干活，一样把那些高贵的西方温室里的花草挤兑得叫苦连天。那他们还是“劣币”“坏人”啰？这里又没有中国政府的事，那就真的只能是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啰？

西方人现在面临囧境，绝无可能把责任都推到东方人身上。就如当年的罗马帝国的崩溃，绝无可能把责任都推到打进来的蛮族身上一样。木必自腐而后虫蚀之。他们没有虚处，怎么可能让别人乘虚而入？他们以前不是拿着坚船利炮和廉价的商品两样武器，就可以征服世界吗？为什么现在不灵了呢？

刘瑜女士说到美国在全世界有700处军事基地，认为西方会用这种军事优势来捍卫他们的制度。请大家瞪大眼睛，笔者预言2020年之前，中国的GDP就会超过美国，尔后越超越多。到比如2030年，以一个小得多的GDP，美国怎么可能继续维持一个远超中国的军事开支额度。那700处海外军事基地，如果不是被不停地裁撤又能如何？

有人也看到哪怕是军事上，时间也不在西方一边，主张在军事优势彻底消失之前，先动干戈。可是今天的他们连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摆不平，又如何可以假设与中国全面开战？笔者认为，有战略核武器和经济全球化在保卫世界和平，再加上中国拥有的1.3万亿美国国债，针对中国的世界性战争绝无可能发生。咱们还是来和平竞赛吧。

现在我们再来谈劣币。这个劣币也真是有的。但碍于西方的政治正确，我只能把话说得很含蓄和委婉。亚洲人的勤劳和智慧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威压。但还另有一些人给西方人慷慨的福利制度造成很大的拖累。在法国，限于法律，你是不可能找到这方面的统计材料。但你自然到处都会感觉到这个事实的存在。尤其是当你到警察局报案时，你会从充满无奈眼光的警察拿给你，请你辨认的照片上看到那不可以说但并不因此就不存在的现实。那些人工作不好，学习不好，吃福利的水平倒是最好。他们生孩子的水平就更高。不出30年，很多欧洲国家就要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下，无可避免地改换门厅了！不知你们有否注意到，欧洲人化大把的钱搞劣生学。越穷越生，越……越生。自掘坟墓呀！

不要多说了。如果中国、中国人是劣币，那这些XX、这些人是什么币？这几位大V连“中国就是劣币”这样的话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在中国人的地盘上说，我拐弯抹角地说说远在万里之外的别人，也应当不至于被封杀吧？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文明。和前面一样，先引言，再讨论。

许章润：我想起一句话，许倬云先生说的，他说--中国但见繁华，不见精神。……我想，晚近五百年最为伟大的成就，不是科技，也不是整个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而可能更主要的在于人们找到了在现时代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权力的和平更迭、和平转化这样一个法律程序正义。从此以后，国内战争消歇，国家永远不担心政权会垮台，所担心的是政府无方、政府倒台，如此而已。由此到了20世纪，演变为文明国家与文化政治。换言之，以文明及其制度化、肉身化的凝聚力所造成的整个文明阵势来参与全球竞争，实现人们的普遍福祉，这才是硬功夫，这才是真本事，这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永恒法宝。

 至于财富与富强，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看你起高楼，看你宴宾客，看你楼塌了，世界上哪有千年帝国？所以各位，纪霖兄讲得很好，两个字：文明。文明，既见繁华，又见精神，则现代中国出矣，而现代秩序成矣。   

这是一个很大、很严肃的政治哲学问题。本人很感兴趣，思考过许多，也写过许多。这里只能提纲挈领说几段。

笔者首先部分同意许先生称许的，提出宪政思想并实践宪政是西方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最大贡献。但笔者还是认为许先生把其意义夸大得太远。

首先，精神不可能脱离物质而独立生存。制度也不可能脱离器经济基础而单独存在。这里笔者倒是挺欣赏刘瑜女士在这次讨论中引用的一段话：“……民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极大拓展，并不一定是因为全世界人民多么热爱民主，而是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恰恰是民主的国家。……民主自由固然是好的，但是需要一定的强力来维护。”刘瑜女士引这段话似乎是在为西方用武力输出制度辩护。我想的则是，最好把上述引言中的强大二字改为富裕，或者是富强。如果仅靠宪政精神甚或制度，而没有富裕更好是富强来支撑，西方绝得不到现在拥有的话语权和制度强势。

比如印度的民主根据英国的权威杂志《经济学人》2012年打的分数7.52，与老牌民主国家法国的7.88已经相差无几。但印度的人均收入是1,492$,法国是41,141$。这两者的国家质量可以同日而语吗？比一下，中国的民主分数只有3分，仅及印度的40%。但中国的人均GDP在2012年就是6007$（2013年已是6950$），是印度的4倍。既然许先生视金钱如粪土，看民主是天堂，请问你本人是否意动，甚或你是否会动员你的亲属移居印度？小心那里的贫民窟可以方圆数十公里，女性上街随时可能被强奸，还有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和街上到处闲逛的神牛。

其实最高权力的和平、制度化转移，现代的中国也已经实现。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转移得不是也蛮稳定而程序化吗？当然这个程序与西方不同，没有大众的直接参与。这一点我和你们的意见应当相对近似，是可以明确改良之处。不过我们所主张的改良的终点则大不相同。

许先生说：“至于财富与富强，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看你起高楼，看你宴宾客，看你楼塌了，世界上哪有千年帝国？”一个帝国要塌了，塌掉的不可能只是楼群，制度也必是一起塌掉。那个制度能离开经济基础而不朽吗？正如讨论中秦晖教授也讲到的。雅典的民主制，在公元前404年崩溃以后，直到1970年代才恢复。古希腊罗马的大量典籍，甚至是靠了根本不信仰民主制的中世纪的阿拉伯人才保存下来。许先生推崇备至的精神、文明、制度，离开了那被许先生看得一文不值的物质繁华，如何能够诞生？如何能够发展？如何能够鼎盛？如何能够让万邦景仰？然后又如何必然走上下坡路？甚至最后如何能够苟延残喘？许先生是不是太唯心了一点呀？

最后我们来讲中国有没有文明？当然有，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不中断延续5000年的文明。华夏文明还没有经历过欧洲中世纪那样1000年跨度的险些灭绝的中断。（五世纪面对蛮族一次，中世纪面对穆斯林第二次。现在而后会不会有第三次？）尤其值得庆幸的是，连你们也无法否认，华夏文明正在重新崛起。请注意，不仅是在中国重新崛起，也在韩国、在日本、在新加坡、差一些的程度上，在几乎整个东南亚崛起。再请注意，在这整个地区，其它的国家，（除了越南、老挝还有北韩。）都没有共产党执过政、都没有搞过公有制，但它们在一起或先后或同时崛起。为什么会在一起？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是华夏文明，是儒家文明，是大家都用筷子，是西方人反复测度之后，不得不承认的比他们西方人还高的国民智商（105/100）！

而伊斯兰世界、黑非洲，除了依靠出卖资源，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富裕。同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或有前景实现工业化（例外：有大量欧洲人定居的南非、紧靠欧洲的土耳其）。我也不能说他们没有文明，但是不是可以说他们的文明不方便或不适宜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呀？反过来就是说，东亚的文明，中国的文明，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第一重要。先要让全国更多的人民有房子住，有车开，比你们说的那些都重要。政治制度，只要没有阻碍发展，晚一些变动也有晚一些的好处。中国以往的制度当然有它的深刻的精华在。比如选贤任能，比如民本主义。总之，中华民族是一定能够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政治现代化之路的。眼下的这些困难，终究都会过去的。

关于民间道德沦丧。我有一个感觉，再有一代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就会恢复。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华夏的道德传统受到太多的伤害。共产革命又将这些传统道德的传承者尽数扫地出门。中国人开始努力寻回传统，至今不足一代人。你看台湾香港，那里的华夏文明传统未遭割断，情况不是好得多么？关于追逐金钱。中国人一代人之间就没有见过钱是什么样。咋富起来，一时还不会把持，也是情有可原。不是说造就一个贵族要三代吗？中国人再有一代（30年）的光阴去适应金钱的魅力，就应当可以淡定了。

我们可以把一个文明比喻成一棵大树。经济基础相当于树木的根茎叶，精神文明则是花与果。一般而言，繁华数十年后，就会有精神文明之花果绽现。相反地，再强盛的文明，当它的经济基础危机或萧条持续数十年后，那些曾经引来万众敬仰的精神文明的花与果，乃至制度文明的树干，都会逐渐地凋萎和干枯。在我看来，西方那棵树上的似锦繁花，已经开始飘零。而东方这棵树，则正在蓬勃生长，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则还需要一些时日。

我也和你们一样，在为祖国的政治现代化，冥思苦想、献计献策。不过我还真没想到，要去驯化谁。我是觉得自己没那个资格。你们有吗？在我看来，你们责之太深，而爱之不够切。本人的缺点则可能是爱之太深而不忍责之太切了。

希望将来能有和你们面对面切磋的机会。

作为本文的结束，下面我想引用一个本人已经在《观察者网》发表过的，相当不确定的预测，等着未来历史的证实或证否。（刘学伟猜想）

国际共产运动是人类当代历史上的第一大迷途。所幸已被完全放弃。但也有可贵的遗产留下，那就是社会福利主义。不过就是这个遗产似乎也被过度使用。但是退却很难。

国际民主运动（定义是多党普选轮替）可能是人类当代历史上的第二大迷途。现在正处进退两难之际。如果西方终于战胜危机，赢回活力，继续长期引领世界，我的话算没说。如果危机迁延不愈，在至多数十年后，终至整体崩盘，那也绝不是人类的末日。我们还可以继承民主的遗产，那就是共和制度（各类加权折中低度中级民主）和大众参与。

希腊人，包括他们最杰出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被平等公民权和公民大会决事的思维定势所禁锢，直到他们的制度崩溃，都没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即为因应由于持续的经济困难，中产阶级已经占不到公民多数的新局面，改行一种民主较少的制度。）也没有想到，用一个有等级的公民权和尤其是用一个由卸任执政官和其他高官终身任职的元老院决事，希腊人的继承者，罗马共和国可以创立一个比全部希腊城邦共和国加在一起还大50倍的事业。

在罗马共和国之后，还有更加鼎盛辉煌的罗马帝国。（这里基本就没有民主的事了。）这个帝国在西方的历史上实现了唯一的一次整个文明的统一和同样绝无仅有的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

不应当忘记，在古希腊共和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末期，到处都是过度的民主、过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经济危机。而古希腊衰败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成功征服东方所带来的希腊化。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商业的机会都跑到了离市场更近，劳动力也更便宜的东方城市。而希腊本土反而因这个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萧条。这段希腊化的历史的原因和后果，与当代的世界化真的十分地相似。而且，十分令人痛心的史实是，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国，都未能从那政治—福利制度和经济困难搅在一起的三重危机中成功退却而最后彻底崩盘。我要问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却吗？唉，这些历史似乎都已经太过久远，当代的西方人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我为那些古代历史与当代现实的过分相似而深感忧虑。

或许，我说的是或许，在现在的西方民主主导的时代之后，人类会有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但拥有一个更加温和而协调的民主的时代。不过，这个时代，也许，再说一次，也许，会被另一个文明所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