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不久，林业站又召我回去工作了，这次只要我一个人，那4人都没要。我的“回头率”还是比较高的，这在以后的岁月里得到了多次证实。
这次不用去大布江，也不用爬山涉水，吃住都在鲤鱼塘林业站，工作地点就在林场沿线公路两旁。雷知青经常来玩，他比我大，也比我懂事。有一回，他约我去郴州看望一个市文联的知名作家，因为我们自称是“文学青年”，想去讨教知识，也有套近乎的意思。到郴州后他提醒我，去看人家总要意思意思吧，我想也是，就买了两瓶水果罐头。可是找到那人的地址后，邻居说他已经搬走了。我们从郴州无功而返，坐火车到资兴三都，再走路回鲤鱼塘，一直走到半夜。
还有一次，我和雷知青、朱改、李志清相约去郴州玩，看完一场电影后，不知怎么4人就走散了。朱改就带我先回永红矿了，在他家吃过晚饭后，我们探访了雷知青家。雷妈妈一个人在家，开始也不怎么热情，甚至有点冷淡。在朱改叫我准备离开时，雷妈妈突然眼睛一亮，大声说：“哦，你是xx啊？我崽在我面前把你的名字都讲了无数遍。”然后一阵张罗，拿出不知收藏了多久的糖和点心，摆上桌，倒茶，硬要我吃。
1973年底以后，邓大人复出，形势有点好转了，没那么瞎折腾了，也在知青当中招工了，开始有一些顶职的指标。所谓顶职就是：身为国家职工的父亲或母亲去世后，其子女可以顶替进厂、矿，招为国家正式职工。我妈妈去世后的当年12月，矿里也通知我去顶职，因为那年是招井下工人，我不想去，就没去。当时我们想得很天真，既然是顶职的指标，我不去也不要浪费了，今年就让我的一个堂兄去，明年有指标我再去。似乎天在助我，堂兄体检发现有肝炎而被刷下来了，我家的这个指标才得以保留下来。
第二年矿里又来招工了，这次是地面工。而我当时在林业站工作，矿劳资科的人在林场没找到我，却鬼使神差，一次开吉普车去圳水工区的路上，无意间看见了正在路边检尺的我，然后一群人围上来，同我说明来意。我一听这次是白沙矿务局机厂招工，也招女工，我就提出来让姐姐去顶职，因为我现在林业站工作还可以，而姐姐高中毕业后病休在家。矿务局机厂的那两位师傅听后，表示理解我的心情，但要回去征求矿“四个面向办”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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