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燧（1915～1969年）中國著名的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哲學家、政治活動家張東蓀的次子。第一位在劍橋大學開課的中國人。出生於浙江杭州，1930年，張宗燧以15歲的低齡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次年轉清華大學，有幸受吳有訓、趙忠堯等名師的面授。193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並留校攻讀學位。同年報考庚款出國留學。因為物理專業名額僅一人，吳有訓建議張宗燧改考天文專業，張宗燧從命，經短期速成，即考取庚款赴美的名額，後去紫金山天文台實習半年，準備赴美。然而，張宗燧有宏志於數學和理論物理，以當時國際學術水準，歐洲高於美國；他竟然放棄“美庚款”，次年報考“英庚款”數學專業，第四屆“英庚款”數學專業僅僅錄取兩名，張宗燧名列其中。

1936年，張宗燧入劍橋大學數學系，受業於著名統計物理學家福勒（R．H．Fowler），兩年發表了論文七篇，獲博士學位。張宗燧在“合作現象”領域，特別是關於“固溶體的統計理論”方面，取得優異成果，《貝特的有序—無序相變理論在合金上的推廣》及《一個系統的位形數目與合作現象》等優秀論文，使他開始在國際理論物理學界嶄露頭角。1938年，福勒舉薦張宗燧去尼爾斯·波爾（N．Bohr）領導的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在這個發源“哥本哈根學派”的學府里，他有幸會見狄拉克（Dirac）、泡利（Pauli）、羅森菲爾德（Rosenfeild）、維克（Wick）、莫勒（Moller）、威爾遜（A.H.Wilson）等國際著名學者。在這些現代物理學先驅的影響下，張宗燧進入量子理論最前沿的研究。

1938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並先後赴丹麥、瑞士進行科學研究。1939年，宗燧到瑞士高等工業學校，在泡利身邊工作，寫出了他的第一篇量子理論的學術論文《包含介子的過程對於方位角的依賴》。玻爾研究所的自由學術氣氛，諸多大師的指導和合作，使他的學術水平迅速飆升；而狄拉克方程的美麗簡潔，午茶時無拘束的討論，是他經常的回憶的往事。這段在丹麥和瑞士的美好時光，使他終身難忘。年輕的張宗燧受到玻爾全家的關懷，而且得到了玻爾本人的賞識。1939年1月，在一封推薦信中，玻爾寫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來，張顯示了很高的學術才能和人品……”在莫勒教授指導下，研究了核理論新發展中的各種問題，特別是β蛻變現象。張在處理新的復雜的數學方法上表現出十分突出的水平，他能最透徹地理解其物理內涵。

1939年秋，歐洲局勢嚴峻，張宗燧受中央大學之聘回國，成為該校最年輕的教授。在重慶任教的六年間，他繼續從事量子場論和統計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國《皇家學會會刊》及美國《化學物理雜誌》等刊物上發表論文九篇。他為量子場論形式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出色的貢獻；在高階微商、高自旋粒子理論方面，也有若干前沿性的工作。他的代表性的論文，如《標量介子的性質》、《δAμ/δxμ=0的量子電動力學》，和後來的《含有高階導數的場論》等，都受到了國際理論物理學界的重視。

1945年，抗戰勝利，受李約瑟推薦，張宗燧以英國文化協會高級研究員身份赴英國劍橋大學進行科學研究，時年三十歲。1946~47年期間，他在劍橋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論文。他提出要在劍橋開課，狄拉克予以支持並安排他講授場論，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步上劍橋大學的講壇。有鑑於統計物理合作現象理論和建立量子場論形式體系的重要貢獻，宗燧在國際理論物理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成為劍橋哲學會會員，並被錄入美國《世界名人錄》（1950年版）。1948年回國。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及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及理論物理研究室主任兼中國科技大學教授等職。張宗燧在北京大學講授熱力學和原子核物理，並指導研究生，後來為中國國防科學做出重大貢獻的于敏教授，就是他的第一個研究生。由於他擅長數學在物理學中的應用，1951年開始被聘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1957年受聘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部學部委員。

張宗燧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在教學中成績顯着，獲得大家好評。他先後培養研究生多人，他的好幾位學生都在我國各有關科研領域內發揮着骨幹作用。張宗燧熱愛祖國，因此在解放前夕毅然回國，他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他熱愛科學，刻苦鑽研業務，在理論物理的研究和培養人才方面，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張宗燧主要從事理論物理特別是統計物理、量子力學、量子電動力學和量子場論等方面的研究與教學工作。30年代在國外對統計物理進行了不少研究，在合作現象、特別是固溶體的統計物理理論等方面取得創見性成果，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並於回國後繼續在合作現象和量子系統的各態歷經問題等研究方面取得有價值的成果。是中國較早從事量子場論研究的學者之一，30年代後期即進行量子場論方面的研究，在量子場論的形式體系的建立，特別是高階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場論等方面很有創見，取得多項達到當時國際先進水平的研究成果。40年代後期，在理論數學形式、洛倫茲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論、統計物理、層子模型等方面作了不少研究並取得多項重要成果。有《電動力學和狹義相對論》等專着。

張宗燧的父親張東蓀是著名哲學家、社會活動家，母親吳紹鴻賢惠持家。在學術世家的長期薰陶下，在父輩的言傳身教影響下，形成了張宗燧的學者性格和作風。

張宗燧是我國最早從事量子場論研究的科學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的科學專着和論文中曾多次被引用。1965年還參加了層子模型的工作。他一生勤奮，30多年來，共發表學術論文50余篇，科學著作三本。

張宗燧從1937年起，他就在國外從事統計物理理論方面的研究，在合作現象，特別是固溶體的統計物理理論等方面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這方面發表的主要論文有10余篇，受到國際上的重視。從1940年起，張宗燧又開始研究量子場論，在量子場論的形式體系的建立，特別是在高價微商、高自旋粒子的場論等方面的研究，有許多工作達到了國際上的先進水平，並卓有創見。1949年之前這些方面他曾發表論文10余篇。1949年我國解放時，正值量子場論取得一大進展以後，1948年出現了避免量子場論中發散困難的重正化理論。因此解放後的最初一段時間我國量子場的研究是在這一領域中進行的。在理論的數學形式方面，可以張宗燧的《On·Weissistheoryoffields》(《物理學報》，7，1949)、《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論》(《物理學報》，14，1958)兩篇文章為代表。1952年以後，重正化理論的研究及其應用，基本告一段落，量子場的研究轉入別的領域。在非定域的研究方面，張宗燧的工作具有代表性，曾經比較了二種含有高價微商的量子場論。這可參見他的論文《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論》。由於進一步討論高自旋粒子波動方程時感覺有消除輔助條件的需要，張宗燧寫了《分析力學中正則方程的簡化》(《物理學報》12、1956年)。張宗燧具有代表性的另一工作是應用狄拉克在1938年提出電子的古典理論時所創造的方法，討論粒子在標量介子場作用下包含有輻射阻尼效應的經典運動方程。《質點的經典運動》發表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57年第1期。此外，在洛倫茲(Lorentz)群的表示方面也進行了研究，發表了《相對論量子力學中一些算子的計算》第一篇和第二篇(《數學學報》3，1953)兩篇論文。在統計物理學方面，一個重要的工作是張宗燧與王德懋、許永煥為研究合作現象而建立的一個方法，它可以用來求固溶體(或類似的物體)的位形自由能。張宗燧在《量子系統的Ergodic定理》(《物理學報》14，1958)一文中做了有關於量子系統的各態經歷(Ergodic)定理的討論。他在《相對論的量子力學中一些算子的計算》第一篇及第二篇中，考慮了相對論的量子力學與不齊次羅倫茲變換群的表示之間的關係。

1951年，“思想改造”和政治運動接踵而來，張宗燧受父親張東蓀的株連，遂成為北大批判的重點。他無法理解在美國發表學術論文就是“不愛國”的道理，因此不斷地檢討，卻又不能過關；許多不實之辭，更刺傷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極大的精神痛苦。1952年，更進一步被排擠到北京師範大學。在師大四年工作期間，宗燧教授理論力學、熱力學、統計物理；量子力學等主要課程，在《物理學報》、《數學學報》和《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上發表論文九篇，為提高該校理論物理的教學和研究水平，做出了重大貢獻。

時值“反美親蘇”的政治年代，蘇聯專家來北師大舉辦理論物理進修班，校方安排張宗燧去做教輔答疑工作。張宗燧卻向校方坦言，他一人即可承擔全部進修課程，毋須煩勞蘇聯專家；校方大為震怒，不以中國人才的自信心而高興，反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殺。幸好蘇聯專家早知張宗燧的學術水準，對其敬重有加，不僅推薦張宗燧開設較深的選修課程，並且讓他指導學員的結業論文，兩人竟精誠合作，相得益彰。

其間，又有波蘭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英菲爾德來訪，要見張宗燧。當英菲爾德聽說張宗燧在師範大學任教，大呼：“浪費人才”。一九五六年底，在“向科學進軍”口號的影響下，華羅庚建議把張宗燧調入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任一級研究員，兼理論物理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七年，張宗燧被聘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到數學所後，張宗燧才有了安定的研究環境，因而十分高興。

在數學所工作期間，宗燧對“微擾展開的解析性和色散關係”等課題，着重進行研究，前後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又與胡寧、朱洪元先生舉辦的量子場論討論班，培養了一批中國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論人才。張宗燧求才若渴，今天中國場論學科的帶頭人戴元本、侯伯宇、朱重遠，都是他當年選拔的研究生。

作為一個科學家，最大的特點和性格就是實事求是，對事對人都胸懷坦蕩，直言不諱。因此容易得罪人。他平時講話也十分坦率，不加掩飾，因而常常被認為不識時務，甚至招來無妄之災。例如在大躍進期間，他和數學所的許多人一起去參觀徐水人民公社的萬頭養豬場，回來後大家開會談體會和所受教育時，他卻說：為什麼那裡的豬那麼多，而菜市場上卻買不到豬肉？這當然引起紛紛的批評，視為另類。又有一次，在大躍進開始以後，中、蘇關係出現緊張，並日益惡化，在數學所的一個會議上，大家批判蘇修的技術、科學是“老、大、黑、粗”。他卻說，不要以為蘇聯的科技都不成，有的領域還是很好的。當然又招來一陣批判。

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張宗燧受到了極不公正的對待。1962年，尼·玻爾的兒子，著名理論核物理學家阿·玻爾（A．Bohr）來華講學。張宗燧在哥本哈根時，阿·玻爾還在上中學，兩人年歲相近，私交甚好。阿·玻爾見到宗燧時，隨便問起了中國是否實行配給棉布的布票制度。張宗燧從不過問家務，根本就不知道天下竟有‘布票’一說，於是隨口答道沒有那回事。回家之後，他從妻子那裡知道實情，卻為自己說了不實的話而痛苦，第二天又去賓館向阿·玻爾做了更正。如此一來，竟成了“裡通外國”的大罪證。

張宗燧本是一個為學嚴謹的完美主義者，常說複雜的物質世界，能為理論物理的數學方程表述，無比美妙；從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撐點。因此當獲知多年積累的研究筆記，被抄家抄走而遺失時，傷心欲絕，從此無法入眠，身體逐漸衰弱。再到後來，武鬥日盛，紅衛兵莫名其妙地把張宗燧揪出來，在身上掛上牌子並戴高帽子，在從前的計算所與數學所的大樓前面開了一個鬥爭會，然後由紅衛兵押送他在中關村遊街示眾。無休止的鬥爭折磨，更使他無法忍耐。一個極為自信的學者，竟墮入極度的失望之中。在萬念俱灰、求生不能的情況下，他決定一死了之。通過服用過量安眠藥來結束自己輝煌而又委屈的一生。

張宗燧兄弟三人，大哥張宗炳（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並取得生物博士學位。在北大任教時，講課效果非常好，往往講得台下的學生掌聲四起）和父親張東蓀同時被關進“秦城”監獄，但二人互不知道對方。三弟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朴在‘文革’中屢遭“批鬥”後，身心交瘁，憤而自殺。張宗炳的兒子張鶴慈，1963年時是北京師範學院學生，也因為政治思想問題而被送進監獄，長達16年；張宗穎的兒子張佑慈也被關押10多年。一代哲人張氏，一門幾乎全部遭受摧殘，或死，或勉強苟活而已。

寫到這裡，讀者自然要發問：中共當局為什麼對張東蓀一家如此嚴厲處置呢？問得好，應該問！

其實，中共掌權之初，曾經和所有的民主人士包括張東蓀在內，有過一段很短暫的蜜月期（例如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中，張東蓀是出了大力的。毛澤東公開稱讚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但後來卻變臉了）其中的奧秘，編者也無法提供一個唯一準確的‘標準答案’。只能通過多方搜集提出以下三種說法，究竟哪一種更合乎邏輯、更符合實際，還請讀者自擇：

答案1、朝鮮戰爭爆發在即，張東蓀認為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不符合中國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為“國共調人”的資格以及與司徒雷登的關係，私下調解中美關係，和一個名叫王志奇，自稱有美國背景的人建立關係。張東蓀要王給美國國務院傳話：“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着中國，且看將來。”又將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協民主人士名單和當時尚屬於國家機密的“《國家預算》”交給王。後來王志奇被捕，交代了與張的關係。（《文史精華》2003年第11期）

答案2、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註銷賣情報的情況。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經人送到香港，然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朱振才：張東蓀出賣情報案，載《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答案3、張東蓀“平生最恨兩件事，一是侵略，所以他抗日；二是專制，所以蔣介石那麼優待他，將他奉為座上客，他也不買賬”。中共建國前夕，邀集黨內外各界人士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準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協會議上共計576名代表，在選舉新政府主席時，毛澤東以575票當選。在這次不記名投票中，只有一票沒有投毛澤東。當時大家還以為這是毛澤東自己謙虛的表現。其實，毛澤東毫不謙虛地投了自己一票。那麼，是誰沒投毛澤東的票呢？經過調查核實，不是別人，恰恰是時任燕京大學教授的張東蓀。

雖然毛口中說：‘不選就不選吧’，大家都以為他不會計較這件事。但是人們猜錯了。善良的人們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毛澤東牢牢地記下了這筆賬。毛澤東是何許人也？他是“遊刃於儒、法、道、術，經千年提煉而成就的‘人精兒’”。怎麼會輕易忘記如此重大的事件？如此嚴峻的挑戰？所以在1951年毫不客氣地判定張東蓀犯有‘叛國罪’。不僅此也。就是到了1978年，當幾乎所有人都先後被平反時，鄧小平親自決定：張東蓀不能平反。

（學者戴晴的近作：《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補白】

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56年11月10-15日舉行的8屆2中全會上，在分析匈牙利事件的教訓時說：

1、要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的監督；

2、國家領導人的權力應該受到限制；

3、國家領導人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群眾，不能懸殊；

4、資產階級有些制度也可以參考。（毛主席說過，資產階級民主，特別是初期，有些辦法比我們現在的辦法更進步一些。我們比那個時候不是更進步，而是更退步了）。例如華盛頓幹了8年（他也是勞苦功高吧，比我們在座的同志怎麼樣？）又退為平民……這樣的辦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考一下？

人權是硬道理，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