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素霞，1966年出生于天津市红桥区，如今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我文化程度不高，经济条件也一般，算是上有老下有小。唯独有些不同的是我儿子患有血管瘤。
我在大明电机厂上班的那些年，虽说赚的不多，但维持一家人过日子也还是够的。可是我儿子的病一直像一块儿重石压在我心头。我的丈夫是个老实人，憨厚踏实，待我很好，几十年的夫妻连磕碰拌嘴都很少。儿子更是孝顺懂事，虽说学习一般，可在他这个年纪的独生子女，哪个能天天帮爸妈洗碗擦地？每想到这里，我心里都很满足。可是儿子越懂事，我越觉得应该做些什么让儿子跟其他孩子一样健康成长，而不是总为身上的“红点点儿”而苦恼。于是我开始尽我所能了解怎样给儿子治病。起初，我从报纸电视上学，但那些法子笼统分散，见效慢，针对性不强。后来，我走进公园广场，看到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做操晨练。也就在这时，我经人介绍，知道了“法轮功”，知道了“法轮功”能治病，便开始在小公园跟着一起练功。那时是1996年。
说实在的，我练功的初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给儿子治病。至于那些书籍、功法，我大多只是听听而已，不相信但也不反驳。“师父”说生病不能看病吃药，我没听，所以我还是该干嘛干嘛，该去医院就去医院，该吃药就吃药；“师父”说要“圆满”、“上层次”，我自认没那么高的追求，所以也压根没往心里去。在师傅眼中，我应该是最不合格的弟子了，所以就该“不得圆满”。可在我看来，我只要给儿子治病了，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我自己是否“得了圆满”一点也不重要。
我尽心尽力地修炼，想把我所学的一样不落地都传授给我儿子。可是我儿子的态度很坚决，不信也根本不练。不管我如何苦口婆心地劝他，或者一遍遍在他面前演练功法，他要么视若不见，要么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也不出来。我明白他有抵触心理，也很反感。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儿子都未曾顶撞我过一句。奈何他如此不配合，丈夫又在一旁反对批评，我的努力最后成了一场空。等到1999年法轮功被取缔后，我就停止了练习。
2003年，陪伴了我几十年的老房子拆迁了，再加上从厂子内退下来，生活困难，心情极度压抑。我渴求一个情感上的宣泄口，排解郁闷的心情。直到2006年，我又遇到了曾经的功友，在他们的劝说下，我重拾大法。他们说，以前都是你不听“师父”的，所以你儿子的病没有好转；都是你不追求“上层次”，所以才遭遇这么多厄运和苦难。我仔细想想，貌似也是这么回事。于是，这次我成为了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从2012年到2013年初，我听“师父”的话，“发正念”、“讲真相”、传播“九评”、煽动“三退”，和其他功友一起到处散发传单、光盘和悬挂布标。后来被民警发现，通过联系家人，我才得知原来我的老父亲已重病卧床多日，而我因为一直忙于“讲真相”已经大半个月没跟家人联系了。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包容的丈夫、孝顺的儿子和慈爱的父母。即使我的家人接到民警电话前来找我，他们也未曾埋怨数落过我一句。在派出所，儿子见我到的那一刻，他只说了一句话，“妈，我们来接你回家！”我自问是个孝顺的女儿，同样也是一位顾家的妻子，更是一位贤惠的母亲。可如今，我不仅没帮儿子治好病，甚至在父亲病重期间都没有行孝膝前。我本意是与人为善，却接二连三做了让家人担忧的事，我究竟是图什么呢？
我陷入了深深地反思。十几年的时间，“法轮功”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