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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丽的小山村
我成长在浙江东阳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全村七十多户人家，几百号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的家乡十分美丽，四周群山环抱，其中点缀着众多大大小小的村落。我
们村的东北就是一座名为金山、高度不到一百米的小山，山上果树遍野，北面是一个名为石马的村庄。在它的北面就是山峦叠嶂的著名的会稽山脉。山下就是
1958年由各村义务出劳力兴建的水库。我们村的西边是一条小溪，北方人应该叫小河。在水库修建前每逢雨季，山洪暴发，就会冲刷掉溪岸的杨树柳树，威胁到
我们村的良田（我们村大部分农田就在小溪岸边）和居民的安全。修了水库后再也没有见到汹涌滚滚的洪水了，溪中常年奔流着清澈见底的溪水，可以清晰地看到在
水中快乐游动的鱼群，遗憾的是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鱼，个头不大，反正不是鲫鱼。每逢夏季太阳快要落山前，我们村的儿童就成群结队的去那里洗澡游泳戏水。
我们村的建筑是典型的江南风格，黑瓦白墙二层，建筑物上耸立着一座座“马头”，整个村庄就由十一、二座风格相似的四合院组成。我们村的这种四合院可比北京
的四合院大多了。以我们家居住的“四合院”为例，南面是围墙和一座八字形的大门。总长估计有四十米左右，北面东面和西面均是住房，总共有十三间，还有两个
天井，中间是一个大院子，其中垒了几个坛子，栽着各种花草，其余就是居民的活动场所，可以晾晒衣服被子啊什么的。我们院住有六户人家。
在毛泽东时代，那切切实实是属于生态农业，菜叶青草啊这些东西加点糠啊麦麸等喂猪，猪都是圈养的，牛主要是耕牛也以牛圈为主。稻草麦秆等或者喂牛或者烧火做
饭，要不就是垫于猪圈牛圈，最后都作为肥料。所以整个村庄十分干净整洁，见不到什么垃圾。村民们在实行人民公社后都在一个大队下面的几个生产队，相处不能
说一点没有矛盾，但基本是友好，没有发生过很大矛盾和冲突。
我们村人多地少，土改时每平均人就只有七分多一田点地，所以除农业外手艺是全村村民生存的重要手段。有做木工的，篾匠，镶牙的，雕刻匠，好像学瓦工比较少。
还有相当多的是做小生意。就是从县百货公司批发一些针线及各种小百货，到比较偏僻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卖，赚点小钱。农活忙过后大部分青壮年都出去了，留下妇
女年纪大点的做田间管理。我们村一直到我1965年上大学离开好像都是这种模式----农忙和过年时全村才能大团圆，农闲时多数男人都外出，都是持有公社
或县有关部门的证明的。没有听说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说法。自留地不要说了，我家的自留地有几块。因此，我们村的村民生活在我的印象里是十分惬意的。比如，
农忙主要是收割水稻和播种秋作物时，绝大部分家庭一天要吃四顿，当然早上起得也早，中午很多家庭都要炖一碗自己做的火腿，买点豆腐，每天上午都有来村叫卖
豆腐的。中午还要喝点酒，主要是自己加工的黄酒。这个时候，中午饭一般在十一点就吃了，到下午三、四点还要吃一顿饭---我们土话叫点心。晚上收工也比较
晚，中午最热时要休息一会。
过年是全村最热闹的时候，外出的人都要赶回来。妇女们提早一个月就忙开了，主要是大扫除。等男人们回来就开始杀猪宰鸡，从公有水潭里捞鱼分鱼。除夕过后基本
不干活，走亲戚看戏，赶到邻近的各个村看戏，主要是越剧还有婺剧。在我印象大人们里还有小赌博，大的不行，公社有人要抓，小来来，五张扑克牌的那种游戏。
童年的这些记忆一直铭刻在脑海里。1966年，1989年和1972年都回去过，家乡虽然变化不大但依旧美丽宁静干净整洁。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1988年从新疆调到江苏工作，回家乡的念头日益强烈。1996年下了很大决心回去看看美丽的家乡。
回去一看，完完全全彻底失望了。村里除了老弱病残基本没有什么人了，据说都进城了。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江南民居倒的倒，破的破，整个村庄呈现一片乱七八糟衰
败景象。村子西边的小溪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一滴水了，多数农田荒芜着。我住了二天走了，而且没一丝一毫有再回来的想法。
我的大姐在西安工作，读高中就离开了家乡，1966年母亲病危时回家看过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不断地和我联系，让我在她有生之年陪她回去看看可爱
的家乡。我和她说，“姐姐，家乡已经一点也不可爱了，回去只会让你失望的。”她不相信。2003年她带着病中的姐夫儿子媳妇和女儿到江苏来，非要我陪她回
去看看家乡。回到老家后一看，比我1996年回来时更加惨不忍睹。我们家那幢全村最好的建筑也因为长期没有人居住也倒了（我哥哥一家早就离家居住在上海）。全村只见到了不到十个人，都是老人。我姐姐泪流满面，没有说一句话，看了母亲的坟墓待了不到二小时，走了。从此以后到现在，她再也没有提起过回家乡的事了。
(二)令人难忘的高中学生生活
小学和初中的学生生活的印象已经非常淡漠了，目前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点，就是初三时国家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但是，给我们学生每月供应一斤带鱼，在市场上难以
买到。校长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要千方百计保护好我们的下一代。”这个至今还深刻铭记在我的脑海里。
高中的学生生活是一生最难忘的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是1962年考上金华的一所高中。这是一所全省重点中学，学校在全地区招收学生。我未来的班主任是我们一个县的，在暑假里他就利用探家的机会来家访了。我们班来自我们这个县的学生最多，你可知道，班主任得花多少自己休息的时间来家访？现在的老师可能吗？
那个时候的交通当然没有现在发达。刚刚初中毕业的我得从家步行15华里，再坐汽车到县城，再从县城转汽车到义乌火车站乘到金华的火车。下了火车还要转乘市郊
汽车，完全是我一个人，没有任何人陪同。不单单是我一个这样，来自全区各县的同学都是这样的。是我们那时的家长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吗？不是，那时候的家长完
全不用担心孩子在路上会遇到什么骗子，人口贩子，会遇到什么不测事件。他们认为孩子平安到达学校，那是毫无疑义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犯罪率极
底，整个社会总体是真正的和谐。我们县是全地区人口最多的县，各个公社没有派出所，只有一个司法员，主要担负婚姻登记责任。据我村在县公安局工作的一个人
说，县公安局也只有三十多人。
暑假里上山坎柴，不小心一刀砍到脚上。农村嘛，能熬就熬了。报到后班主任看到我的脚脖子上面的伤口在化脓，叫我赶快到学校医务室去看看。结果，打了三天青霉
素，好了！当然是免费的。你看，那时一个高中学生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了。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人无病无痛好好的，跑去医务室开药。
学校除了收取书本费，电影费以外，不收取任何费用。一本书几毛钱，一场电影三五分钱，全部学生都住校，没有收取任何与住宿有关的费用。没有学生因为交不起费
用而辍学的。我们班有几名学生考取了没有来报到，主要原因基本上是家庭人口多，希望孩子早些参加工作或劳动，为家庭分担责任。
我上的这所中学，是1953年新建的。学校条件那是一流的，教室学生宿舍都是铺木地板的。课桌都是每个人一张，用樟木做的，可以上锁。学生坐的不是板凳而是
椅子。单身教工宿舍每人一间,十多平方米。整个学校占地很大，犹如一个大花园。那时，学校的建筑都是当地最好的，环境也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学校建在距市区
八华里的一个荒山坡上，没有占一分农田。节约耕地是当时实实在在的行动不是嘴上喊喊的口号。当时我们国家还只有六亿多人口。
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家都在市区，但是他们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去。平常从早操开始就和学生在一起，晚上我们学生晚自习，他们或者备课或者到教室巡视，住在单身教工宿舍。
虽然是全省重点中学，但学习负担并不重。早上起来必需参加半个小时左右的早操和晨练，然后是早读，朗读语文或外语，好像是四十分钟左右吧。上午四节课是排得
满满的，下午一般不上课，有时上体育课，一星期二节。下午前二节一般是做当天的作业。第四节课是活动课，学生一般必需去室外参加体育活动。此外，还有兴趣
小组活动也安排在下午。学校有各式各样的兴趣小组，数学，物理，化学，无线电等等，还有学校运动队包括篮球队。
在高中三年期间的作业全部是书本上的练习题。我本人以及班上大部分同学基本上没有看过课本以外的任何参考资料以及做过课外题。有小部分同学可能阅读过。在有关的兴趣小组里涉及到课本外的一些内容。
学校把对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每周安排劳动课，农村学生在暑假必需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开学报到时需要携带生产队出具的挣得
工分数目证明。学校组织学生义务劳动修建了四百米跑道的标准体育场，游泳池等设施，改善了办学条件。教室的卫生也是由班级各个小组轮流值日打扫的。学校离
城区八里路，我们吃的主粮—大米，也是学校组织各个班级身强力壮的同学用架子车从城里拉来的。吃的蔬菜怎么来就不清楚了。
学校在相当的程度上依靠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各班级轮流值日，每天晚自习时对各个教室的卫生进行检查打分，第二天公布。每天晚上息灯铃响过后，也是有值日的班
级对各个学生宿舍进行巡查，有说话等不按时作息的宿舍敲门警告,并以一定的方式公布。每周六下午，家住城里的老师都回去了，晚上同学们照样到教室，有看书
的，看小说的，有拉二胡吹笛子的，好像没有打扑克的。偶而有下象棋的。那时几乎所有学生非常都循规蹈矩，同学之间也很少发矛盾和冲突。在我的记忆里老师们
管理起来非常轻松，同学之间没有帮派，大家一直都是和睦相处。不过家乡观念还是有的，来自同一县的，有的关系可能更亲密些。同学们虽然相处融洽但没有或者
说罕见有谈情说爱的现象。例如，例如我们班后来就没有男女同学配对结婚的情况。大家都觉得，学习是首要任务。星期天除了洗洗衣服，被子以外，好像主要是
玩，打篮球乒乓球，凭学生证就可以借运动器材。有时也到市区逛逛，主要是新华书店，一般来回都是步行，回学校吃饭。当然也有在教室看看小说复习功课的。
学校对学生的伙食非常重视。在每个人每天只有一角钱菜金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同学们有充足的营养，豆制品吃得比较多。一个月有二次会餐---这是开荤的日子。主食也不是米饭而是面食馒头。这也是大家非常开心的日子，犹如过大年。
有一次我病了,也是三年高中学生生活的唯一一次生病。班主任除了派同学照顾去卫生室看病外，第一天晚上亲自端了一碗教工食堂做的热腾腾的富强粉手擀面，里面
还有一个荷包蛋到我宿舍，那时真是要留眼泪了。肯定是班主任掏的钱。那时候师生之间确实像亲兄弟，班主任也就是比我们大十岁左右。
学校非常重视学生们的文娱体育活动。每学期一次全校运动会。每周放映一次电影，在大操场上挂上银幕，各班级按照划分好的区域有次序排队入场退场，从来没有发生拥挤抢位等意外情况。一切都是有条不紊。还经常举办歌咏器乐合奏比赛，大家都非常踊跃参加。
三年的高中学生生活有三件令我难忘的事件：
那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每周记一篇周记（不是作文），把自己想法感受记下来，班主任只看不打分。那个时候我正处于长身体时期，虽然每月定量（还有每月加发几斤
熟食票）总计三十四斤，但是还是不够吃，总觉得饿。有一次，我在周记里就写了这事，说老是觉得肚子饿。班主任看过我的周记后，就找我谈话，说决定给我增加助学金。当时十分感动，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十分感动。
不记得是高中几年级了，有一次上午上俄语课。那天觉得头疼反正觉得很不舒服，我就扒在桌子上。俄语老师发现了，问我为什么，我说头疼不舒服，然后继续扒着。
可能这位老师脾气比较急躁，他严厉地说：“站起来！”。我到现在也不清楚，当时我居然没有听他的话站起来了，而是继续扒着。老师发怒了。过来拉着我的一只
胳膊猛地朝教室外一甩。我那时个头小，坐在前面，那经得起这么有力的一甩啊？结果我一下子跌倒在教室门外几米远处。我的班主任刚好在隔壁班级上语文课，看
到我甩在地上。二天后，教导主任找我谈话，说那位俄语老师犯了严重错误，学校领导决定让他给我道歉并决定不再担任我们班级的俄语老师。希望我能原谅他。这
时我惊呆了，下午，这位俄语老师果然十分严肃地向我道了歉。一直到现在我都感到有些内疚，有些对不住那位俄语老师。实际上，在这件事发生的过程中，我也是
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们学校的北面有一条叫北山的山脉，山下有一个叫双龙洞的洞，和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的景色十分相似。洞口不大，躺在船上进去后，里面很大，孱孱流水，豁
然开朗，是比较有名的景区。好像是1965年上半年吧，有一天忽然听同学们说，昨天毛主席到了双龙洞，说是一大早，有几个起早干活的农民看到了。我们学校
就在市区到景区的中间，是必经之地，事先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去年，有位中央大领导到我们这里视察，沿途和全城早早就戒严了。长江大桥为了让这位大领导的车
队顺利通过，社会车辆靠边排了近十公里的长队等候，城里有关街道早就不许车辆通行。那个阵式犹如封建社会皇上驾到。
度过三年轻松愉快的高中学生生活，七月份参加高考。学校和专业的填报完全是自己决定，大家都是一样。没有特别紧张气氛，唯一有点异常的是，很多同学都带上了
手表。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班有位同学是独子，爸爸妈妈十分疼爱他，平时就经常来校探望。高中毕业考试结束后他宣布不参加高考，因为父母怕他离开他们。为此，全班还对他进行帮助。那时提出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二种准备，站出来让祖国挑选”。高考的结果，我本人考上了一所当时高教部直属重点大学，我们班级被
第一张志愿表（大概相当于现在一本吧）大学录取的就占百分之八十多。后来才知道，我们学校高考成绩全省第一。因为在1964年毛主席春节座谈会上讲话后，
不再公开公布高考成绩排名。1965年秋，省教育厅大批领导到学校蹲点总结经验。
(三)远行上大学
我们这一届是毛泽东时代最后一次通过考试选拔大学新生。
参加高考前必须先填报志愿。在学校的体育馆里挂满了全国各个大学自我介绍，没有自我吹嘘的夸夸之语。主要介绍学校的系及专业设置，专业性质，毕业后可能从事
什么工作。学生们主要根据各个学校的介绍选择自己的志愿，基本没有家长的参与。我们可以填报20所大学，第一表10所第二表10所。志愿表填好后交班主任过目。班主任看完后找每个学生交换意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没有出过校门的学生，对各所大学了解不多。班主任主要是对各个学生填报的志愿是否适合自己的
实际水平把关，防止学生填报过高和自信过分不足，还有当时有些专业还有对身体及政治条件的特别要求，班主任在这些方面也需把关。学生填报志愿主要根据自己
志向，还有就是热血青年具有的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气概，在大学所处地域的选择方面基本不加考虑。比如我自己，第一表第一志愿是位于西北的一所大学，因为大家
当时都知道崇、拜钱学森，我就想选择钱学森从事的力学专业，这所大学有这个专业，所以我就填报它了。第二志愿选择了东北的一所大学。第三个志愿才是浙江大
学。而且当时学校提出要求，第一表的前三个志愿最好有浙江大学。现在我还清楚记得，第二表第一志愿我填报的是兰州铁道学院，当时就是认为，年轻人嘛应该到
遥远的地方见见世面，闯荡闯荡。我们班多数同学都考到外地去了，考到杭州的也就六七个人。
当时的高考没有引起社会特别关注，只记得监考的老师都是陌生的，地区领导好像来巡视了一会。高考在七月上旬举行,天气非常炎热,，考场教室中间放着一大冰
块；除了监考老师，还有二名服务人员，给考生递水递毛巾，服务相当周到。考试期间伙食相当好。从来没有听说作弊的。不要说这种国考场合，平时考试也没有人
想到作弊，这被认为是最见不得人的事，作弊的学生则被认为最不道德的人，比考试不及格和留级还见不得人。
七月上旬考试，我在八月初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填报的第一表弟一志愿的学校录取。我们村还有一位被北京铁道学院录取。考上大学当然高兴，又是第一志愿的
学校，并且还是第一志愿的系，可好像当时也没有特别的高兴，就像现在的学生和家长一样，考上大学要请几天客。按理，我们那时考上大学的意义更加不同寻常。
因为那时大学生的工作是国家包分配的。
办完了户口粮食关系迁移手续，八月下旬，我和同村的那位结伴出发远行上大学。二人挑上行李步行15华里到汽车站，在从县城转乘到义乌火车站。在火车站遇上了
几个初中的高中的去报到同学，大家就结伴同行。一部分到北京我们几个到西安。我们坐慢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坐轮渡到浦口。在浦口住了一夜，第
二天分别坐上到西安和北京的火车
我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有的连火车都是第一次坐，正是学校开学时候，人多，买不到对号的票。上了火车只好站着。列车员看我们的样子就知道是初次出远门的学
生，见状赶紧给我们找位子，把我们一个个安顿好，又送来茶水。那时火车上有公用的茶杯，上面印有红色铁道标记。从上海到南京的路上，快到南京的时候列车员
把茶杯收走了。这时，同行的一位用我们那边的方言说了一句“还想食茶”，列车员好像听懂了，过一会就端来一杯水。这件事至今还印象深刻。
我们四个考取了同一所大学，经过三天二夜的行程到了学校。每个人都是带了在当时看来数目可观的钞票。路费，一个月的伙食费起码要带的吧，还有讲义费电影费等报道要缴的计二十多元，就几个娃娃单独出行，。现在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当时家里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好担心的。
下了火车，学校的汽车已经等在那里了，上了校车到了学校办完报到手续到寝室，从火车托运的行李已经摆在床上了。报到缴的钱，包括书报讲义费学杂费总计是二十多一点，具体数目记不清了。
学校到处是欢迎新同学的大标语和招生通知，学校话剧团，运动队，管弦乐队还有象棋队等等都在招收具有这方面特长和爱好的新同学。
九月一日开始军训一个月，期间申请评定助学金。我们班上最多的是每月19.5元。当时每月伙食费是每月15.5元。伙食相当好，食堂一星期内食谱不重复，每
天有荤菜。学校总计七千五百多学生,只有二个学生食堂，但是每周都能吃上饺子馄饨。每星期六和碰到晚上停电的晚上，学校都在电影广场放映电影，五分钱一
票。。
军训结束后开始分专业，我被分到力学专业，学钱学森专业的梦想实现了。对整个学校没有做过统计，就我们班而言，三十多个学生，近一半来自华东地区，来自上海
的就有五个。来自南方的比例就更高了。因为我们学校是1956年从上海搬迁到西安，所以老师也是来自华东的占多数。地方也给与了特别照顾，没有粗粮，大米
的供应比例也远高于当地居民。
秋天到了，西部寒冷的冬天要到了，学校又发出通知，凡来自南方的学生可以申请棉被棉衣。
后来知道,当时学校一级教授的工资是360元，我们教研室主任是三级教授，工资250元。付教授的工资是150元，讲师的工资是108元左右。据说毛主席当时的工资是四百几十元，所以当时有“知识分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说法。
（四）见证新疆由治到乱
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亲不在了，所以没有像多数同学一样，先回家探亲再报到，而是直接就去了乌鲁木齐。那时候学生分配工作以后有派遣费可以领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费住宿费等，也就是说已经享受正式国家干部的待遇，坐火车可以坐卧铺了。
到了乌鲁木齐，一下火车就有了一种到了异国他乡的感觉，大街上喇叭广播的是听不懂维语，满眼都是穿着五颜六色戴着头巾少数民族妇女，还有处处的瓜果飘香。我
们一起去同学十分亢奋，在乌鲁木齐呆了三天时间，天天在街上，把乌鲁木齐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数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没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学生要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二年。新疆地广人少，驻疆部队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产，所以基本上每个团都有农场。等到人数够了，我们就坐上部
队的汽车出发了。一大早上车，行程三百五十多公里，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到了当时我军陆八师步兵二十二团在乌苏县一个叫古尔图农场。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国疆土辽阔；到了新疆才知道什么是荒凉。
我们来锻炼的学生编成一个连，排行第十就叫二十二团十连。以我们学校的学生为主，因为我们学校位处西北，我们这两届毕业生和以往的分配不一样，多数分配在西
北，分配到新疆的学生不少。另外还有新疆艺术学校的部分学生。班长付班长由学生担任，排长副排长，连长副连长以及指导员副指导员，还有卫生员通讯员均是团
部派来的。农场比较大，有专门的机构。除了在乌苏境内有很多土地外，在博乐州精河县内还有一千多亩地。我们班十多个人在连副指导员和副排长的带领下就去那
里负责播种管理那些土地。土地位于叫大河沿的一个镇上，过去在那里驻有一个营的部队，后来撤走了，营房就一直空着，我们就住在那里。
新疆种地的方法和内地完全不一样，粗放型的。小麦由播种机播种下去，主要管理就是浇水。它那里地不像内地，平平整整，而是高低不平，所以浇水很困难，水总是
往低的地方流，放了半天水，浇不了什么地。而且，当地使用的一种叫砍土馒的工具，我们根本不会用。副排长就带我们去参观学习当地维吾尔农民怎么浇水的。只
看见水在他们的砍土镘下非常听话，指到那里水就流到那里。当然，这农活不是马上能熟练掌握的。后来，当地的生产队长提出，说他们想试种水稻，他们插秧技术
不行，问我们有没有会插秧的同志。我们很多人都是来自南方农村，插秧一点问题没有。于是副排长和那位维吾尔族队长商定，他们派二位维吾尔族农民来做我们的
浇水顾问，我们去二位会插秧的同志去当他们的顾问。我和来自镇江的一位同学被派往生产队做顾问。
我们和生产队的社员同吃同劳动，不过晚上还是回营房住。那个生产队全部都是维吾尔族。早上一早出去劳动，中午就在田头吃饭，一般都是羊肉面条，加一些洋葱，
因为在野外做面条比较方便。他们不吃少吃蔬菜，说那是草嘛，牲口吃的。当然水果像西瓜哈密瓜苹果还是吃的，胡萝卜也吃。吃完中午饭稍微休息就开始政治学
习。他们都是用维吾尔语说的，我们一句也听不懂。队里有一位初中毕业生，会讲汉话，他很愿意和我们交流，于是他就当起了我们的翻译。他说这是在批判一个
“东突”分子，他从博乐州的一家印刷厂下放下来的。社员们都在发言，批判他分裂祖国的言行。这时我们明白，为什么在乌鲁木齐街头，没有警察武警巡逻，却显
得那么宁静和谐的原因。只有发动人民群众才是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径。武力不可能保证长治久安。你看，这么偏僻地方，最基层的群众都发动
起来了，新疆能不平安吗？
我们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结束，有七八个月吧。蔬菜自己种，荤菜就得买。星期天就下乡买鸡蛋和鸡，改善伙食。维吾尔农民养鸡但是不怎么吃鸡和鸡蛋。我们就学
了一句维吾尔语：“土红巴妈约克？（有鸡蛋卖吗？)。我们甚至到过很远很远汉族人从没有到过的偏僻居民点，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副指导员和副排长也不觉得
会出什么事。如果是现在，我想我们根本不敢到那么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门工作，和我们一起分配来的还有新疆大学和新疆工学院毕业的不少维吾尔族学生.虽然素不相识，因为没有了语言障碍（他们都会说汉语），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兴建新的地震观测站、地震震后考察，地震前兆异常落实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时我既年轻有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所以一有什么野外任
务，首当其冲。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单位派车，一般都是南京产的嘎斯车。新疆真是大啊，有时跑几百公里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
了大问题。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帐篷或农舍，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车钻进去了。老同志有一套办法；先给里面的人递上香烟（当地少数民族同胞当时一般很
少舍得抽香烟，一般都是抽自己产的莫合烟，。好像是烟的杆子分碎的小颗粒，用纸卷起来，然后用舌头在纸边添一添，包成一根烟，味道很呛人），然后用半不拉
子的维吾尔族语问候，你们好嘛！这时少数民族的家庭主妇就会端上奶茶和馕，招待我们。我们也就把客气当福气，大吃大喝起来。多少年我们跑野外都这样，当然
到了县或镇有招待所或饭店的居民点，不会这么去蹭饭。一般在路途上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这么做。本人几乎跑遍了新疆南北，从来没有遇到过少数民族同胞伤害。在
乌鲁木齐上街，虽然和陌生的少数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即便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二道桥以及南梁一带。和单位的少数民族同事相处也恨融
洽，二个民族过年都放假，互相拜年。从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个新疆是平安无事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仅仅依靠专政机关不可有效地
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你用这种办法可以暂时解决一点问题，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有依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群众，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关心边疆群众的生活，要使边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明确指示。他说，不但要使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较大提高，而
且要高于新疆边境那一边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落实毛主席指示，中央在不断发展新疆工农业生产的同时，每年给新疆相当数目的财政补贴，并且逐年增加。在毛泽东
时代，新疆职工的平均工资大概比内地高一半左右，早年参加工作的职工还要高一些。
第三，充分发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新疆保卫稳定新疆中的作用。从新疆最北部的阿尔泰到最南面的和田，总共布下了兵团的十个师，一面生产一面保卫边疆稳定。以前，他们都有武装值班连。
第四，从少数民族娃娃抓起，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广泛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和反对民族分裂的教育。
第五，采取各种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不断地接近，比如维吾尔民族文字的改革。在我的印象里，新的维吾尔文字和汉语拼音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新文字似乎马上要取代老的文字了。改革开放以后，维吾尔文字改革连同已经取得的成果都被抛弃了。
第六，培养一批懂得马列主义彻底反对民族分裂的少数民族干部。其中，铁木尔.达瓦买地是他们的代表。
1976
年毛主席走了，像胡耀邦等对毛主席心怀不满又政治眼光短浅的一批人上台了，他们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很高明，比毛泽东那当然更高明。处处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
指示和部署唱反调。具体哪一年记不清了，胡耀邦到新疆，胡作了一次讲话，其核心意思是说，在新疆汉族压迫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几百年了，现
在好像应该改变了，还规定了一系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级机关书记一般都由汉族干部担任，从今以后不能这样做了，等等。并且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改
成纯农场，由各州管辖（试行了几年，情况不妙，又改了回来）。经过这么一折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斗力和内在素质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
还有，就是限制中央财政对新疆的补贴。记得好像是从1981年开始吧，中央给新疆的财政补贴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数字。明显，这肯定会影响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后就是以落实宗教政策为名大规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广泛程度，连我们单位有些有良知的少数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说用这些钱多建一些学校不是更好吗？
从此以后，民族之间的对立就产生了。首先是震惊全国新疆和田大案。后来是维吾尔“群众”不断上街示威游行，什么反对在新疆进行核试验，反对计划生育。后来发
展到，在新疆人代会上，中央建议提名的少数民族藉自治区副主席遭到了维吾尔族人大代表的公开反对，在人代会上选不上。我们老百姓上街也遇到各种挑衅，后来
甚至发展到公开叫嚣，让汉族猪滚回去。“新疆是我们的嘛，你们滚回内地去”。再后来就有爆炸等恶性案件发生了。把老新疆王恩茂调回来也没有什么显著效果。
过去新疆稳定，不是王恩茂有什么天大本事，只不过他认真贯彻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灵活巧妙的技巧。在新疆这么多年，深深地懂得，
要很好解决民族问题，保持民族团结，方针政策固然重要，技巧尤为重要。
毛主席走了没有几年，好端端的新疆就变成了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
我和妻子商量，新疆是坚决不能再待下去了，无论怎么困难都得想办法调回去。1988年，我们终于离开了本来是美丽和谐后来变成充满仇恨的是非之地。和我们一
样逃回来的很多很多，我们一起分配到新疆在一个农场锻炼的同学，多数回来了。单位里走了一批。我们回来后，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就愈演愈烈了。
（五）汶川大地震后的反思
四
川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令世人震惊。如果本次地震不是发生在中午二点多而是像唐山大地震年那样发生在午夜，人员伤亡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在日本本土发生了一次7.2地震，它所造成的损失就微乎其微。作为一个现已退休的老地震工作者，有责任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减轻地震灾害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震前较准确的预测预报、地震发生后有效快速的应急反应和提高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抗震能力。我们就从这三方面进行一一反思。
大幅度减轻人员伤亡最有效途径是比较准确预报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哪怕能够提前打个招呼也有可能大大降低死亡人数。非常遗憾，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
看在本次大震前，地震工作者非但没有做出任何预报，甚至没有任何将要发生大地震的预感。这是十分不正常的；因为如此巨大的一次地震孕育着巨大能量，孕震区
域比较大，因孕震引起地球介质物理化学性质变化的区域也比较大、变化的幅度也应该比较大，地震前应该出现比较明显的、和范围较广泛多种类的前兆异常。四川
省是我国地震和前兆台网分布比较密集的地区，地震科技力量也很强，四川地震大队（今四川地震局的前身）曾经是全国的超级大队；该地区中强地震频发，实践检
验的机会多，应该说对于地震预报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那么为何在最有可能作出一定程度的震预报的地区没有能够这样做呢？这就需要对我国地震预报研究
的历程作一简要回顾。
一九六六年在我国邢台发生了二次七级大地震，造成了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敬爱的周总理亲赴现场视察。当他目睹地震现场的惨状时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在现
场听取汇报后满怀希望地对年轻的地震工作者说：“地震是有前兆的“，“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等重要指示。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专门成立直
属国务院的地震机构——国家地震局，周总理亲自为它确立了工作方针，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财力建设地震台站，从相关单位调集一批技术人员。与此
同时还在厂矿、学校机关和事业单位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地震群测群防活动。
广大地震工作者热烈响应敬爱的周总理和党的号召，自告奋勇自觉自愿的深入基层，扎根地震台站和群众测报点，清心寡欲专心致志投身于地震预报的探索。与此同时
专家和群众相结合，土办法和洋办法并用，“海、地、天”多学科联合攻关。那时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呢？那时是大家围着地震预报转，专家围着台站群测点转，领导
围着基层转。有付出，就有回报，有多大付出就有多大回报。1974年我国地震工作者对辽宁海城七级地震做出了成功的短临预报并取得了明显的减灾效果。这是
人类首次对大地震作出临震预报并取得减灾实效，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敬。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接着，我国地震工作者又于
1976年成功预报了四川松潘——平武（距汶川地震不远）七级大震；1966年以来成功预报过多次中强地震。即便是唐山大地震，也曽有过一定的中期预测，
临震前也是有所觉察的。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国地震台站的数量和装备的技术水平今非昔比；过去少有教授、高工，更别说博导院士了；而现在呢？有人笑言，地震部门院士一个班，博导一个营，硕导一个团，成功的地震预报不见了影。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首先地震工作部门自我解压没有大目标的压力。周总理和华国锋总理时期都把力争在24小时前对五级以上地震作出预报作为地震工作方针的核心，改革开放后的地震工作方针把这去掉了。就是说地震部门及地震工作者没有了既定目标的压力，相应地也就缺乏了动力。
其次，三十多年前成立的国家地震局是一个纯科研机构，其主要任务就是攻克地震预报难关，没有任何政府的行政职能，如前所说上上下下都是围绕地震预报。我国改
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国民经济向全面市场化过渡，机构和部门的管理职能显得特别重要。管理职能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话语权，决定其生存状况。因此，各个
机构和部门都在寻找、扩大和强化这种管理职能。国家地震局（后改名中国震局）也不得在不市场经济中寻找、尽量扩大和强化自己的管理职能并努力获得中央政府
的承认，这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地震部门各级领导在行使这种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也感到美妙绝伦，比较而言，地震预报攻关事业就显得太枯燥无味默默无
闻的了。而且，人的精力有限，顾此可能失彼。
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涌现了一股排山倒海的下海经商潮。地震系统也有大批志士仁人扑向金钱的“海洋”。更有甚者在国家号召下从上到下单位经商，
到处找项目搞钱，名曰搞开发。当然有发的，但多数是空手而归；有的单位还赔了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做好学问吗？更不用说攻克属于世界科学难题的地震预报
了。而且整个社会的浮躁就是从此时开始的，金钱崇拜的影响范围之大时间之久前所未有，像学校、医院这类自古以来比较纯洁的地方也未能幸免。
再者，由于我国后来告别了把吃“皇粮”的人员一概称为国家干部的做法，建立了公务员制度，把原来的国家干部中的一部分人定性为公务员，另一部分人定位事业编
制，名曰“管做分开“。而公务员能保持永远吃“皇粮”且将逐渐和国际接轨，待遇会越来越高，同时当时正实行事业单位改革，很多事业单位走向市场，前景难
料。因此，在原来的国家干部队伍中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首先全力以赴争取当长（官），如果当不了长（官），无论如何也得想法进入公务员编制队伍。中国地震
局情况也一样，有一线希望的争着去当官；有的“曲线救己”，在业务方面努力，写几篇论文，最好出版一点著作，同行中出了名，最终目的还是想捞个一官半职。
在中国地震局，这是当官的一条有效途径。结果是，很多教授、研究员和博导当了局长，司长，处长，大家都拼命往此方向努力。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既当不成官又
进不了公务员队伍的，只好留下干业务。我认识一位省地震局的业务人员，地震科班毕业，搞了十几年的地震预报业务。他三番五次报名竞争局长、处长主任等职
务，屡战屡败，仍不气馁。以前，搞行政都是没有什么学历或者业务不行的一部分人，改革开放了，这部分人倒成了公务员了，管那些搞业务的。这就使那部分从事
业务工作的人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我的一位尚在工作岗位的同事公开说过：我现在只把地震工作作为我的职业，不是把它作为我的事业!。他的这种思想
状况大抵反映了当前地震部门业务人员的一般状态。作为自己的事业和作为自己的职业，就是以前干地震的人和现在干地震的业务人员的差别。我想，如果当年搞导
弹原子弹和氢弹核潜艇时，也来个公务员制度，也搞管做分开，这些东西可能到现在也搞不出来。当今，我国的北斗系统，还有大飞机等项目，为什么进展这么慢？
可能与这有一定关系。
地震台站和群众测报点是监视地震活动和地球物理场变化的前哨。科研人员根据地震台站和群众测报点观测到的资料进行分析，确定所发生地震的地点、时间和震级并
判断地球物理场的一些参数是否发生变化。因此地震台站和群众测报点对于地震科学研究和地震预报探索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地震科研人员来说没有了它们就如人没有了五官一样。自我国推行改革以来多数群众测报点逐渐消失了，剩下的也是生存艰难，曾经轰轰烈烈的群众测报活动销声匿迹。专业地震台站生存也是前所未有的
艰难。地震系统是条条管理，经费由国家财政部门拨给中国地震局，由中国地震局再拨给各省市地震局，省市地震局下拨经费给各个地震台。在计划经济时代，地震
部门的人头经费据说仅次七机部，充裕锝很，地震台站根本不必担心经费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热，公款吃喝假借会议、考察公款周游全国甚至世界的热度
持续不减，还有公款购车用车并不断更新，办公楼豪华装修，总之，与改革开放前完全不同，花钱的路子是越来越多了。上级拨的钱就那么些，所以克扣下属的经费
是连傻瓜都会想得到的。处于最底层的地震台站，还能剩下几个银子？我本人曾经工作过的地震台，十几年来，十几个工作人员的地震台，每年行政经费只有二万
元，包括水电、通讯、旅差办公费和维持十多台套仪器的费用。工作人员除国务院认定的工资外，其它的钱一分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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